一个晚期癌症的逆袭：被医生宣判死刑后，我凭什么跑赢了死神？

作为一个晚期癌症患者，我们都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从容地迎接死神降临，什么时候该坚定地寻找康复之路。

两年前，当我从医生口中亲耳听到“能用的办法都用了，已经没有什么好药了…”我为之奋斗了一年的抗癌路遭遇了几乎灭顶的灾难。

但是，我知道我还不能放弃！

癌症四期——人生巅峰时的重创

我今年刚好50岁了，经过二十年的打拼，给了家人一个富足的生活。事业小有所成、夫妻和睦、女儿即将大学毕业，我曾经以为我的人生已经圆满了。

然而，就在三年前，我接到了一张晚期癌症的通知书。

前列腺癌4期，直肠、膀胱、淋巴出现转移。

刚刚看到结果，我虽然也吓了一跳，然而并没有完全慌乱。

因为我知道前列腺癌是比较“良性”的恶性肿瘤，一些名人如日本明仁天皇、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股神”巴菲特都曾患此病，却至今健在。

于是，我开始了积极地治疗。

我和家人看遍了国内大医院，医生建议：先口服卡斯德，再打诺瑞德，等3-6个后如果肿瘤缩小再看能否做手术。

后来，我又来到上海一家放射科医院，接受了30次放疗（10次质子治疗、20次重离子治疗）。然而，前两个月肿瘤在缩小，到第三个月反而增大。

医生安排下又进行了3次化疗（配合放疗），化疗不但没有效果，指标反倒回升。

癌后一年，我的病好像越治疗越严重。

原发病灶旁边又产生了新的病灶，身体却因为放化疗的副作用而虚弱不堪。

肿瘤不断进展压迫着膀胱、尿道和腹腔，放疗已经不能再做了，我忍着病痛四处求医。

“没有一个医生愿意给我手术，这不就是相当于给我‘宣判死刑’了吗？

癌症四期，天无绝人之路！

这时，我的家人也一直在帮我找更多的治疗方法，女儿帮我查到了美国一家著名的癌症医院，经过一家人的深思熟虑，我们决定去美国寻找下一步治疗之路。

我们通过查询，找到了位于北京的盛诺一家，他们已经帮助很多癌症患者实现了赴美就医，服务很全面，预约、翻译、签证，我们几乎没操心就来到了这家美国癌症医院。

刚到美国时，是我病得最重的时候，此时的我身上插着尿管，穿不了裤子，只能用一件大衣服围住腰部。肿瘤使我的腹部经常疼痛，大多数时候只能虚弱地躺在床上。

那时我才知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活着比什么都好！

我终于见到了我在美国的主治医生、泌尿科专家Dr.D。

而随着治疗的开展，我渐渐意识到在Dr.D身后是一支系统化的、完备的治疗团队，医生团队研究我之前的治疗历史、疾病信息，并且为我进行各项身体检查，共同为我制定最适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我在美国的治疗团队

到美两周后，我得到了一个消息：影像检查的结果显示，肛门处也发现了一个大小在4cm左右的瘤块，已经快接近原发病灶的大小了。

看到这个结果，我惊出一身冷汗，这个原本被国内医生判定为“痔疮”的大肿块儿竟然是前列腺癌的转移灶！曾经被判“无药可医”的我，在美国医生团队的帮助下重新打开了治疗之路。

整个团队讨论形成的医疗方案认为——我仍有几种化疗药物可以试；如果化疗药物控制肿瘤的效果不理想，他们也有一定的把握给我做手术。如果所有成熟方法不管用，还可以从临床试验中为我寻找办法。

化疗并不顺利，两次之后，效果止步。

“想想在国内，我的情况没有找到愿意接手术的医生，因为肿瘤侵犯膀胱和直肠，要造瘘，医生们都觉得手术难度过大，现在能有医生为我手术，我就感到很不错了”。我最终决定进行手术。

2017年5月的一天，我早上7点进入了手术室，晚上6点结束手术，这场历时11个小时的手术汇集了这家美国医院的泌尿科、肛肠科、整形科的三组团队。

手术前，三个团队的医生分别找我谈话，把手术的操作过程、术后的效果、可能遇到的风险等都详细地告诉了我。

手术切除了患者的膀胱、前列腺和肛门，医生为患者安置了一个三通管，两个口接肾，一个口用于排尿，肛肠科、泌尿科医生分别在患者腹壁上做了一个造瘘口，整形科医生从腹部取组织进行填充。

终于，手术成功摘除了肉眼可见的全部肿瘤。

手术膀胱造瘘示意图

手术直肠造瘘示意图

在手术之前，美国医生就给了我详细的手术后恢复期间的指导，比如：手术后身体会感觉时冷时热，这是正常反应；手术后30～45天，尿道不会再出血了；肛门切除后的部位尽可能做运动，在1～2年内会有麻木的感觉，之后麻木感消失。而且每个医生交代注意事项后，都会伴随另外一句嘱咐：“一旦有任何新情况，随时发邮件或打电话来问，不要有任何犹豫。”

术后两个月，我可以慢慢走路了，手术后大半年，当时医生说的每一句话，隔多长时间身体会有什么反应，都一一应验了。

手术后，我成了健康人

经历手术后的我半年后回到休斯敦去复查，虽然身上挂了两个袋，但几乎没有影响我的正常生活，气色不错，跑跳自如。

Dr.D说“在美国，很多带造瘘口袋的癌症病人同样可以照常上班！”这也是美国不少4期癌症患者给人的印象，“看上去不太像个病人”。

而这也是多数中国病人到美国治疗后的感受，美国的新药和新疗法多，一种疗法失效后，医生可以给病人继续治疗的余地比较大，所以不会轻易给病人“宣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