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牵手转化，打造医药“大国创造” | 中国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作为新时代的重要朝阳支柱产业，医药科技不仅关系着国民健康、经济繁荣，更是彰显大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我国是医药产品的消费大国，但在产品研发创新、成果转化方面却迟迟未能发挥应有的显示度和影响力。《“十三五”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指出，要重点解决科研成果与疾病防治实践之间长期存在的“两张皮”问题，为加快健康产业发展，为助推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为此，临床如何发现、提出、研究问题，企业如何与临床科研人员、科学家接力，创新研发产品、转化推广、反哺临床？1月20日，《健康报》社联手多家顶级医学科技机构在京举办“2018年中国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在“医药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分论坛”上，多位来自产学研用领域的权威专家、领军企业掌舵人荟聚、深入交流，并结合实践出谋划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孝平

把握四个抓手

做好医药科技创新

谈到科技成果转化，首先要了解其在我国医药领域的来龙去脉。1982年，老一代医学家裘法祖作为首批博导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他对学生提出要关注科研创新及转化，要求在临床善于提出四个问题，即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具体到肝胆胰外科领域，我们的很多创新转化都循着这一思路。比如“亲属间活体肝移植”理念的提出和实践。以前，一谈到肝移植，就是把有病的肝整个摘掉，给患者再移植一个。这种方法有一个最大的难点，就是可供移植的肝严重不足，仅能满足临床需要的约1%。

临床提出了问题，就需要想办法来解决。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全切肝脏没有必要，病人只需小部分健康肝脏就可维持功能。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在国际上首先提出这一理念，1984年动物试验获得成功，此后不断完善手术方案，最终获得临床手术成功。

其次，做临床科研创新，不能墨守成规，要敢于说“不”。比如，以前认为，肝癌越大，手术需要切除的肝脏就越多，因此肝癌切除手术主要适应于小的早期肝癌而不是大肝癌。但我们经过临床观察，发现这一理论并不科学，于是早在1994年就提出，肝脏肿瘤依然可以手术切除，比西方整整早了20年。

从理论上解决了大肝癌切除术的安全性疑虑，还要在技术上做到。为此，我们瞄准最大的出血难题，改进控制出血技术，贡献了腔静脉阻断、一次性血管结扎等技术创新，比日本人早14年，比巴西早11年，大大降低了死亡率，提高了患者5年生存率。

再次，创新、转化不能跟风，要敢于挑战。外科手术虽然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只能跟风照搬。西方的指南规定不一定总是对的。要相信证据、相信临床实践，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勇敢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和办法，贡献我们的智慧和优化方案。

第四，科研创新的灵感有时来自瞬间，要紧紧抓住它。曾经，胰十二指肠切除非常困难，主要的难点是胰瘘，死亡率很高。大家总想通过多缝针解决，结果反而加剧了胰瘘。一次不经意的瞬间，我们想到还可以改变缝针方式，将胰腺自动套进肠管中，不但缝针少了，还避免了针口暴露，大大降低了胰瘘率，连续应用十年没有手术死亡病例。该办法得到了不少国际级专家、《自然》杂志审稿人的高度认可。

总之，我国的医药科技发展要走过这三步：跟着走、并肩走、领着走。我们的医生、企业不要妄自菲薄，要奋发图强。对于我国医药研发来说，饭碗一定要端在自己的手里，碗里面主要要装中国的粮食。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教授

张兰军

两个故事 讲述创新转化喜与盼

微创外科手术始于西方，可如今欧美外科医生都到中国来学习。因为我们将技术发挥到了极致。从微创这个“小切口”展开两个故事，或许能折射技术创新和转化在中国的图景。

第一个故事是电磁导航支气管镜辅助肺微小结节诊断和精准定位手术。非小细胞肺癌是肿瘤中死亡率最高“杀手”，我国每年新发73万例，死亡33万，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世界居首。为此，国家投入大量经费用于肺癌筛查、早诊早治。但当越来越多的肺内小结节被发现，困惑也随之而来：这些小结节是不是肿瘤？不切有癌症风险，切的话，结节这么小怎么切？

对此，第一个办法是观察和等待，把结节养大了再决定。但连续五年低剂量CT复查，会给政府和医保部门背上沉重负担，对患者而言更会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行不通。第二个办法是查痰，但囿于肺部特殊结构往往很难查到。用超声支气管镜，却受限孔镜难以到达病变部位。CT引导下的穿刺，会带来气胸、血胸甚至使恶性肿瘤因此转移。传统手术切除，则易造成过度治疗……

能否精准定位、微创手术？为此，我们在电磁导航技术上动脑筋。我们利用电磁导航技术为影像学上发现的直径小于两厘米的肺微小结节患者进行穿刺蓝染，然后用支气管镜进行精准切除。应用于临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国际上广受好评。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机器人肺脏手术的。该技术应用到中国较晚。迄今美国约装备2400台，欧洲632台，我国72台。虽然机器不多，但我们手术数量却非常可观，从2006年~2016年，我国一共做了3万多台机器人手术，无论单机手术量、个人手术量，全球冠军都在中国。除了患者多，中国医生聪慧灵巧、学习曲线较短也是重要因素。

我国机器人手术中很大一部分是肺切除。中国医生到底巧在哪儿？首先，欧美人身材高大，术中器械在胸腔内操作空间大，中国人比较矮小，操作起来就困难。为此，我们根据国人的体型特点进行技术改革、摆位调整。其次，我们可以多任务操作，过去三个人合作才能做完的手术，我们单人就可以手脚并用地完成，灵活度甚至更高。

因此，对于中国医生而言，只要有舞台，就能跳出超乎想象的美妙舞蹈。但这舞台，以前是别人造，造价太贵。希望民族研发企业能够不断赶超、涌现，让我们在自己搭建的舞台上演出，让中国的明天就是世界的明天！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陈群

创新研发 影像医学大有可为

1895年，物理学家伦琴说服夫人充当实验对象，使用X射线拍出她只有戒指、骨骼的手部模糊造影，并因此赢得诺贝尔奖。1971年，人类第一次通过CT，不需要把脑袋打开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肿瘤。仅此一举，两位科学家收获了诺贝尔奖。1977年，科学家第一次把磁共振用在病人扫描时，设备是简陋的、成像是没有任何诊断价值的，但单凭人类在磁共振实现的突破已足以令人无比兴奋。PET-CT刚发明的时候，图像的空间分辨率、清晰度和断层扫描需要的时间，今天看来简直难以忍受……

但时至今日，上述影像设备可以做些什么呢？X线机已经实现了智能化，有一点像小型机器人，可以从各个方位来做探测，甚至可以实现人工智能摆位、自动识别呈像。大数据和深度学习，使得我们今天能够把从头到脚各个部位的阅片清晰度提高若干倍。尤其是特别适合中国国情的移动X线机，让操作者可以告别铅衣，远程查看病人情况、远程操作，免受射线侵蚀。CT也实现了探测器零量子噪声，剂量仅为常规剂量1/10甚至更少，不但可以对病人进行跟踪和观察，还可以对心血管、定量血流进行分析。磁共振甚至可以实现对儿童、胎儿的扫描，扫描效率、空间分辨率大幅提升，舒适度明显改善。PET-CT的最大进步则是探测器、空间分辨率更加精细，呈像灵敏度大幅度增加，即使非常微小的肿瘤也可以早期被发现。

未来，影像设备将不仅仅局限在设备创新，还会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发展形式。首先是多模态，即CT、磁共振、PET-CT等可以融合在一起，集合各种影像设备的功能和优点，为病人做最适合的检查。其次是人工智能的深度引入，主要在两个方面产生价值。一是通过人工智能，减少不必要的扫描。二是相关影像结果通过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为医生提供决策参考。再次是医疗云的构建，让哪怕是老少边穷地区也能与现代影像诊断实时接轨，让最新影像科技成果不仅为北上广深等地服务，更要造福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人民。缺乏过硬的影像人员不要紧，只要将数据放到云端，就能远程诊断。

为此，我们这个行业应该思考并不遗余力地实现最新技术的转移、转化，与患者、医务人员、科研工作者一同走向新时代。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院长

滕皋军

携手共赢 方能捋顺研发转化链

介入治疗技术被誉为继内科和外科之后的临床治疗“第三大技术”，该领域的发展跟医疗设备创新的关系尤其紧密。每出现一种新设备，随之而来就是临床上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技术、新治疗、新标准。相应地，介入领域也有无限的机遇去研发新器械、新设备。不少知名的介入器械、设备企业，创始人都是著名的介入医生。

从器械的发明到技术的创新，注册专利数是一个重要指标。遗憾的是，在该领域我国的国际专利数量仅为个位数，而美国则多达1600余项。好消息是，国内的发明专利在近年来逐渐增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状况一定能够得到明显改善。

要提振我国在介入领域的创新研发、成果转化，首先要解决创新体系升级的问题。当前主要是以医疗、医生、医院为核心的创新体系，缺乏相关器械、设备企业的参与，整个研发产业链是断裂的，这样的窘境亟待扭转。链条参与方共赢的模式也应设计好，让研发为研发者创造价值，才能起到现实的激励作用。

同时，对于医生来说，树立临床问题导向的创新研发意识尤为重要。我们研发放射性粒子支架的过程就很值得深思。此前，为了解决晚期食管癌患者的吃饭问题，临床一般通过放支架的方式打通食管。但这种方式的弊端在于，随着肿瘤生长，食管很快又会堵上。如何既能持久打通食管，又达到治疗肿瘤的效果？我们想到了用放射性粒子做支架。反复实验验证安全性、确定放射剂量，随后谨慎进入临床验证。2003年，我们在国际上完成首例放射性粒子支架植入，效果很好，并很快进入临床应用。

回头看来，当时介入医生给大家的印象，就是整天拿着管子做手术，没有人做研究。正是因为我们很早有了研发意识，并积极攻关、科研，才有了后来得到国际指南的认可，乃至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殊荣。这个过程说明，要打通科研创新转化链条，首先要临床医生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确定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思路。同时，必须要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临床设计来证明它的疗效。

再次，医药科技研发要立足本土，以我为主。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疾病谱，很多国人易患的疾病，在外国人中，不一定发病率高。国际上很多药械企业在这方面投入有限，因此，治中国人的病，还得靠中国人自己来。用我们原创性的技术和器械把我们的医学水平推进主流，最终也能把民族企业推向国际。

迈瑞中央研发部管理部副总经理

关智勇

民族医疗设备 创新发展峥嵘初现

最近15年，全球医疗器械市场以每年4%~6%的速度增长，相当于全球GDP增速的两倍。就我国而言，虽然整个市场容量不大，但增速不小，近20年来一直以20%的高速在增长，远超全球平均增速。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产业升级换代，人民生活需求提升，促使包括医疗器械在内的医疗行业快速发展。其次是因为中国的医疗器械占医药市场的比例起点低，发展空间大。目前，全球医疗器械占医药市场的平均比例是42%，欧美发达国家是50%，中国只有14%，这意味着该领域未来的增长空间仍然巨大。

市场的蛋糕虽大，但民族企业切走的并不多。目前中国医疗器械排名第一的民族企业，在全球排位才40位上下，相对于高铁、通信，国产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滞后明显。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族企业如何杀出重围？从三个民族医疗器械企业表现亮点的领域，或许能总结出一些成功因素。

第一个是支架，目前约80%的市场容量由国产企业占据。这首先是因为该领域相对较新，国际国内相差不远。其次是该领域技术比较集中，国产公司运用策略得当，注重技术和人员引入、大规模的集中投入，从而实现快速赶超。

第二个是监护仪，现在国产率超过50%。监护仪产品成熟、技术更新快，从黑白到彩色，从单参到多参，到如今形成模块化、集成信息平台，升级频繁而迅速。另一方面其应用范围广，不但遍布治疗、康复领域，甚至开始走入家庭，形式多样、需求丰富。现在的发展方向是进一步与互联网技术融合，实现信息互联。而我国企业当前跨界互联网＋的整合技术链条完备，技术完善，抓住了机会实现了弯道超车。

第三是超声设备，国产率也占到30%。虽然设备传统，但我国企业进入很早，在普及型上下功夫，跟国际竞争。甚至在高端超声领域，也开始有了局部领先。

未来，民族企业怎么创新？首先，临床创新是源头。接下来，企业要围绕客户需求挖掘、沟通。第二，要有核心技术突破，要有技术推动临床的觉悟，主动出击。此外，要重视跨界技术应用、创新平台搭建，并逐渐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商业模式。而对于市场而言，质量是前提，成本控制是基础，支持政策是保障，更重要的是创新和规模化。基于上述分析，相信民族医疗器械企业的发展前景会非常好。

百家汇精准医疗控股集团

执行总监 张瑞坤

构建创新平台

激励研发转化

百家汇作为中国医药领域知名的创新企业，从2006年开始每年销售增长都超过30%。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构建起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创新平台和激励机制。让创新拉动发展，让发展反哺创新。

目前，百家汇重点搭建了3大创新平台，即转化医学和临床检验平台、化学药研发平台、临床前生物评价平台。其中，转化医学和临床检验平台侧重研发新一代疾病早期诊断方法，与药物研发有机结合，开发药物及诊断技术。通过一年的建设，该平台已经拿到了医学检验实验室资质，同时建立了一代、二代、四代测序平台。也在这一年间，我们召集国际、国内分析诊断的专家，形成了高端人才梯队。

同时，在整个平台构建设计中，我们注重成果转化，通过激励自主研发、积极与国内外科研院所合作，积极拓展补齐产业链条。例如，与国际知名测序仪企业合作，通过引进最新一代测序仪，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实现技术攻关合作，进而研发出更加高效快捷的检测设备。随后，与国内知名医疗机构合作，对相关新技术和新设备进行临床验证和完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除了搭建平台，鼓励内部创新，支持与海外和国内优秀团队合作创新，我们还通过投资等方式，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研发成果引到国内。目前百家汇平台已参与了国内外近10个生物医药相关项目，作为最活跃的平台，从世界医药研发最活跃的地方，把更优秀的公司和技术嫁接和转化到中国来。例如，百家汇投资主要致力于研发创新型治疗性疫苗的高科技企业，在中国建立了合资公司，并通过我们的人才、技术优势将相关技术产品优化，使其效果和工艺大幅提高。投资产学研相结合的企业和专家，选派有经验的创新药物研究团队从中协助，支持企业和专家将科研成果进行市场转化，目前一些新型生物药项目已在进行当中。

此外，我们还积极举办论坛，给更多的创业者创造资源共享的机会和平台；与大专院校的合作，进行人才交换、优势互补，让产学研充分对接，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文/健康报记者 崔芳

图/健康报记者 王燕松

编辑/管仲瑶

原创声明：以上为《健康报》原创作品，如若转载须获得本报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