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癌症病人成了唐僧肉？

文 风青杨

前不久微博上看到一新闻，说一个癌症病人去医院看病，医院的各个科室都忙坏了，忙什么呢？忙着抢病人啊，连小儿科、泌尿科、妇产科都在抢这个肝癌病人。道理很简单，病人得了癌症，家属肯定会倾尽所有来治疗，有些医生就抓住患者家属这种心理，拼命用最贵的药。所以，每个科室都要抢，哪个科室抢着这个大肥羊，哪个科室就能多创效益。

最悲惨的结果是病人家属钱花了，却人也没了。比如像一期肺癌这类患者，术后不宜化疗，但目前很多医院病人手术后都要“被化疗”。而多次化疗不但费用高，而且会使病人免疫力急剧下降，诱发其他疾病，最终造成“人财两空”。

不要说癌证，如今就算是一微不足道的小病，只要你去了医院，在医生的一番关切的诊断下，五花八门的检查随即而来，根本容不得你丝毫的妥协，如果你不想做一些根本不必要的检查，医生也会理直气壮的告诉你，没有检查好，他无法对症下药。原本10元钱就可以看好的病，一律说是为了稳妥起见，给你推荐几项必要的检查，再开几百元的药，临走了慎重其事和很热情地说：“吃院了这药如果还没好，再来医院看看。”

为何一小病要做这么多项检查，本来为了遏制医院靠卖药创收的冲动，卫生部门设立了一项针对医院的考核指标——“药占比”，结果是医院很快找到对策：通过给病人多做检查来“冲药比”。于是，医院开始有意识地购买设备、大做检查，而且，越贵的设备往往越受医院欢迎。比如现在医院做一次核磁共振检查费用约1000元，有些医院给医生的处方费就高达20%左右，因此医生大多会让病人选择价格高的设备。过度检查不仅会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给患者带来经济上的负担，而且长期接受射线、辐射类仪器检查，也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给患者的身体健康带来危害。

相比过度检查，在治疗中的过度医疗行为则更为严重，其中较易被人们忽视的就是最常见的“输液”。“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是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但有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输液滥用，不仅使我国病人处方的平均金额不断攀升，也给很多患者身体带来了影响，很多患者体内对头孢菌素耐药率已高达40%，而有些患者更是因医生在输液药剂配置上的失误而枉送了性命。

“无病大治、小病大治的”的现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动不动就要住院，动不协就是输液，要知道医院是一个存在感染风险之地，有创的检查和用药，会增加这种感染的可能性，增加病人的痛苦。在国际上，顶尖的医疗机构会鼓励就医者少住院不住院，尽量把很多治疗放在门诊，甚至包括一些手术。而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一些国内的医院却大反其道，设法去大力鼓励住院。

甚至连开药也要大力“创收”，在一些一级、二级医院中很普遍的情况是，病人的病可能一种药就可以，但医生往往会给他好几种药，其中可能只有一两种药起主要的作用，其他的都是辅助的。而辅助药中最常用的是中成药，副作用较小的，医生开这样的药就是治不好病但是也不会有多大风险。还有多开药，例比普通感冒的药品一般开3天至5天的药量即可，而有些医生的处方却开了10天的药。

扭曲的业绩观必然带来扭曲的行为。在经济效益的刺激下，医院要发展、要进仪器、要盖高楼，就要从患者身上想方设法多收钱，从开单提成，到大处方、各种无谓的检查、滥用抗生素、向并不适宜的患者推荐使用“高新技术”、将需要转院的病人强行留住治疗……多年来，“看病贵、看病难”成了社会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特色。根子在哪？这个连“洋人”都能看得出的问题，我们的一些地方官员为何无动于衷呢？

其实这一切乱像的根本在于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导致公立医疗机构在市场化、商业化的路上滑得太远。我们现行的补贴机制，是补医院和患者。对医院的补贴，是拨款给医院。而医院部分或全部充作了办公经费，部分拿去起了漂亮的高楼大厦，当然有时候也部分用于添置必要的仪器设备。所以很多时候，高楼大厦只是富了庙和方丈，却穷了和尚，而和尚却是直接和患者打交道的。而临床一线的穷和尚们大多正急需钱，吃苦受累的收益却少怎么干？

不给马儿吃饱又要马儿长得好，世界上恐怕没有此等好事。若要马儿吃饱、长得壮实，不跑到地里啃庄稼，就得喂足马儿，让马儿吃得滚瓜溜圆。对公立医院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要求公立医院做到不给科室下达创收指标，不将医务人员收入与科室经济收入直接挂钩，政府就得加大财政投入，保证公立医院的正常运转。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正是要靠政府足够的财政投入来维护的。

还记得数年广州一名民营医院医生在一个月内三次辞职，引起业界关注，其原因有二：难以承担院长下达的“创收指标”压力、面对贫苦患者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对于那些真正有“父母心”的医务工作者来说，背离技术规范、医学伦理，把患者当作“待宰羔羊”往死里宰，也是一种令人备受煎熬的“职业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