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因病丢肾，邓丽君哮喘发作去世，中国医学如何赶超世界？
这是一则充满曲折、艰辛、求索的独特历史，是中国敞开大门，融合现代医学的100年。
启蒙运动的先驱，海归知识青年，侏罗纪里的恐龙，练气功的大爷大妈，得慢性病的小明星……组成这一百年里的众生相。
01
20世纪20年代，清晨的伦敦，灰蒙蒙的空气中，含有霉菌的毒物，从细菌学家弗莱明敞开的窗户中飘过，落在他打开的培养皿上。
十年里，弗莱明发表了数以百计关于杀菌的论文。这些发现，催生了二战时的“神药”——青霉素的诞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英国细菌学家，青霉素的发现者，弗莱明
在地球的另一面，曾是维新运动领袖的梁启超，因肾病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接受了肾切除手术。
切下肾脏后，才发现一件蹊跷的事：右肾没有什么问题。也就是，梁公就这样白白丢了一只肾。
这件事，任何人遇到都会暴跳如雷。他的学生为之打抱不平。但梁公却出人意料地好脾气。他在《晨报》上特地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协和医院解围——有没有搞错，这可是一场医疗事故！
梁公此举，意味深长。
梁启超老师短暂的一生，留下了1500万字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刚刚“开眼看世界”。
中医头一次碰到西医的时候，就像见到了妖魔鬼怪一样。著名学者都不能接受西方医学，比如学者潘仕成，看到解剖学，就很想不通：它解剖的是死人，怎么可以看到活人的真实情况？
同样，西医在中国不被接受：当时在中国行医多年的美国托马斯医生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
这里的人们在治病上自作主张。病情好转后，就不再继续治疗，也完全不接受麻醉手术。
在中国沉睡的一百年，西方医学已经突飞猛进，变革的速度之快，中国人不服不行。俄国的伊万·巴甫洛夫，奠定了现代消化生理学；德国生理学家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他发现的血清疗法，使人类免于破伤风之苦。
20世纪初期，西方制药巨头开始销售蛋白或多肽药物，全球第一支动物胰岛素在1923年首次上市，糖尿病不再是恐怖的绝症。
西方医学正敲开一扇扇科学的大门，学贯中西的梁公都看在眼里。虽丢了肾，却仍为西医袒护，其良苦用心，不在于自己，而是现代医学。梁公不希望因自己的意外，使国人抗拒西医。
这个老大帝国，必须醒来了。
02
1953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个不寻常的年头。那一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大林去世。
同样在那一年，台湾云林县一间农舍里，一位女性坠地，家人给她起名“邓丽筠”，之后为了好读好记，又改名为“邓丽君”。
天安门脚下，在广场上瞻仰斯大林半身像的国人们，还想象不到，20多年后这位叫做“邓丽君”的姑娘，即将凭借一曲《甜蜜蜜》红遍大陆，吹起一阵“靡靡之音”的流行文化。
而这位女星，竟因哮喘病发而中途陨落。
同一年，在大洋彼岸，西方科学家正在揭开“生命之谜”。两位年轻的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在1953年4月25日的《自然》杂志发布了一篇论文：他们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
在上世纪50年代，西方医学步入了一个收获季：第二代青霉素类抗生素、氯霉素、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等多种药物研发成功；那些曾经让人闻之丧胆的绝症包括结核、白喉、肺炎等，被现代医学逐一攻破。
不久之后，中国的药物研发，开始追赶国际的步伐。
中国真是不缺学霸。
1965年，国内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震撼了国际医疗界。
当时主持研发牛胰岛素的邹承鲁先生回忆：“文革”初期，诺贝尔奖获得者Kendrew爵士来中国访问，他告诉中国人，胰岛素人工合成的消息在英国电视的“黄金时间”中播出，上百万人观看了这条新闻！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首次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当时的中国，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科学沃土。文革结束后，科学的春笋再度拔节而生。在1978年，国家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由此，科学技术的地位大大提高。
你应该不记得这一次大会，但你一定记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科学家”是最光彩、最时髦的职业。
在那时候，不管你到哪一家幼儿园去，问小朋友：“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小朋友异口同声地回答你：“我要做科学家！”
但孩子们的科学梦，还不足以灌溉一片土壤，培育国民健康的萌芽。
八十年代，国内兴起了气功养生热。有一段时间，大爷大妈练功夫，老知识分子不看报了，老红军不去教育下一代了，摊鸡蛋饼的大娘都歇业了；他们起早贪黑，拜师学艺，直到这些气功大师赚够了钱，溜之大吉。
伴随1979年中美邦交正常化，从商业到文化，中国开始摆脱泛政治化的思维，更勇敢而从容地接纳新鲜的世界。
在医药产业的跨国交流中，由美国安进公司研制的一种治疗贫血的重组人促红素产品EPOGEN进入业内人士的视野。
这个品种适应人群广泛，治疗市场前景可观；然而按照当时的国际汇率和关税水平，其售价近乎“天价”，深深刺痛了一位时任沈后军事医学研究所室主任的科学家。
那个年代，日本电视剧《血疑》风靡大陆，人人都在同情患病的女主角山口百惠，但对于白血病这种疾病，当时尚无有效的治疗方式。
03
90年代上小学的人都会记得，那时的课本上写了一桩大事：
全球首只克隆羊“多利”诞生。 科学家可以给一只羊复制出一个一摸一样的拷贝！当时的我开始幻想，假如能复制一个我出来该有多好，一个写作业，一个天天玩耍。
年轻人看着以《侏罗纪公园》为代表的好莱坞科幻影视作品，表达对未来生物科技普及的忧虑。
与此同时，普通老百姓家庭，生活水平提高，保健意识强了，有了钱，更加注重健康，保健品热出现了。“这个胶囊，那个多邦”泛滥街头。
不得不说，当时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开端。在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里，创新的海洋风起云涌。
邓小平南巡讲话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跨国药企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开办实体公司、输入进口药品，科研人员下海，医生弃医从商的例子屡见不鲜。中国民族医药企业呼之欲出。
1993年，那位来自沈后军事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娄丹，带着一帮子弟兵下海，一张白纸赤手空拳，创建沈阳三生，从一个军人，开始探索市场经济，转型为企业家。
同一年，在杭州当老师、开翻译社的马云，初次接触到互联网，产生了创业的想法。 “刷遍千家盘子“的徐小平从加拿大回国，开始第一次创业。
三生制药娄丹、娄竟父子
1994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进修博士后的娄竞，看到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自然》上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关于血小板生成素（TPO）对于血小板减少性疾病的治疗作用，深受启发。
他继而踏上回国之路，和父亲娄丹并肩携手，领行业之先对TPO进行立项开发，于十年后研发出了全球第一个商业化的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产品“特比澳”。
1998年，沈阳三生自主研发的重组人促红素产品“益比奥”上市，并很快取代美国安进公司的原研产品，成为国内促红素市场的领导者。
近10年前曾在娄丹心中种下的那根芒刺，开出了花。
病痛仍是悬在人们头顶的命运之剑。医药行业的发展，关乎老百姓的家庭哀乐，关乎产业经济，甚至关乎国运兴衰。
1999年之后，中国人口结构开始步入老龄化阶段；医疗资源紧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医疗费用”成为压在当代中国人身上的一座大山。
04
2000年，影视圈发生了一件令人扼腕悲叹的事：《红楼梦》林黛玉的扮演者，知名演员陈晓旭因患乳腺癌去世。此后，人们谈及肿瘤、自身免疫性等重大疾病，无不忧心忡忡。
在这一年，国际科学界又取得重大突破——人类基因组计划取得阶段性成果：基本完成人类基因组草图绘制。这一里程碑解锁了人类疾病在遗传信息中的密码本，将生物疗法和药物开发带入一个新纪元。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评价这一科学成果时说道，“这是开辟新纪元的成果”，人们将世世代代记住这一天”。中国科学家参与到了这项研究计划中，承担人类3号染色体短臂上约3000万个碱基对的测序任务。
虽然，这只是该项宏伟工程1%的工作量，然而对国人而言意义不凡——21世纪生物产业发展的机遇，中国没有失之交臂。
2003年，SARS突如其来席卷全球，中国全民抗击非典。这一场席卷全国的无声之战，成为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拐点”。
时隔多年，人们还记得“小汤山“这个名字、“众志成城”的口号、隔离病房和为之牺牲的医务人员。非典平息之后，长舒一口气的中国人，对健康的关注更胜以往。
抗非典圣地，小汤山非典医院
国内兴起养生热，最为人熟知的名字，莫过于张悟本。
张悟本拉起虎皮扮作“养生大师”，可提供的方子，不过就是吃绿豆。一阵风过后，人们恍然大悟，指责他是骗子。张大师气得脑梗，住进了医院，叹息一声“脑梗吃绿豆不管用呀”，从此淡出江湖。
这时的中国经济已经步入飞跃期，人们渴望健康，渴望远离病痛。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民心所系。
2008年，多部委联合力推“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级专项，立志于10年内以自主创新成果攻克几类严重危害国民健康的重大疾病。
时势、机遇为个人的抱负提供助力，越来越多的海归，开始在祖国广阔新兴的市场大潮中一展宏图。
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的研产实力，也开始被国际同行所注目。
2009年，美国《药物科学杂志》发表了安进公司的一篇研究报告，无意间以真实客观的数据，为沈阳三生的产品做了品质背书：
对比实验结果表明，“益比奥”质量稳定、糖基化程度高，生物物理和生化性质最接近原研药。
05
2015年，屠呦呦成为第一个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中国的科学家终于走到了国际舞台的聚光灯下。
和奖项一同揭晓的，还有她这一代科学家经历的几十年艰难历程。
直至获奖那天，人们才发现她是一个“三无”科学家：无海归背景、无博士学历，无院士头衔。
她曾经亲自试毒，甚至吃坏了肝脏；但研究成果带来的社会效应让她倍感欣慰。灵感来源于中医的青蒿素，在许多年里治愈了千万人的生命。
2015年，也是中国医药行业发展的历史分水岭。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更积极与国际行业技术标准和产业实践对接，在全国铺开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MAH）试点，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
大健康领域消费升级的真实需求，新媒体技术支持下民众健康科普的崛起，与行业内的并购重组、资源整合、管理创新，样样如箭在弦。
医药行业仍是资本追捧的风口。国际生物制药企业竞争激烈。PD-1、CART疗法成为新热点，针对PD-1靶点，两家跨国巨头的O药和K药在市场上打得难分胜负。
中国的制药企业也逐步走向国际舞台。从沈阳三生一路沿革而来，三生制药集团先后于美国、香港上市，集团国际化版图轮廓初现，国内大手笔兼并收购整合资源，与国际制药巨头的合作也渐入佳境。
2016年，三生制药并购国内单克隆抗体制药领域领先企业中信国健，一举将其多年来稳居国内市场份额首位的拳头产品“益赛普”收入麾下。
它的适应症，就包括周杰伦患的强直性脊柱炎。
2017年，公司与美国礼来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独家获得其旗下的胰岛素产品——“优泌林”在中国市场的推广经销授权，而这个代谢疾病治疗领域的经典产品，正是80年代上市的世界上首个基因工程药物：重组人胰岛素。
2018年，一部本土网红电影踏入了国际舞台——《我不是药神》这部写实主义的电影，成为当年社会讨论的热点，还进入了第42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入围电影名单。
这部片子击中了社会情绪，再度引发大众对“活不起、病不起、死不起”社会话题的讨论。
医疗和制药产业，一切价值创造，终极指向的是人类生命健康和生活幸福感。
在国家层面，降药价、控药费是医改民心所向，开发出性价比更高的创新药物，切实满足更广大患者的治疗需求，是药企最接地气的价值和使命。
2018年底，三生制药与全球生物类似药(Biosimilar)领先企业——三星Bioepis启动战略合作，共同开展针对结直肠癌和肺癌的多种药品的临床研发和商业化，将为中国持续增长的癌症人群带来新的治疗选择。
时间列车驶向2019。
如果以1989年中国科学家自行研制成功干扰素基因克隆表达IFN-α1b为起点，中国现代生物医药产业已走过30年的成长之路，风华初盛。
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里有这样一幕：一群协和医学院的学生，在院长带领下，对着一个肾标本宣誓。因为，当年他们切错了一个名人的肾，要以此为戒。院长说：知耻近乎勇！
电影里这个镜头，让人忆起一百年前，梁公被切除肾脏的日子。
那是历史上再普通不过的一天，也许正是现代医学在中国的萌发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