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美国20余年 克格勃间谍的奇特人生

1955年9月，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一名年仅10岁的小男孩杰克·巴斯基死后下葬。很快，前苏联驻美大使馆里一个常到郊外公墓查看谁死了的雇员拿到了这个名字和身份信息。

1978年秋天，29岁的东德男子阿尔伯特·迪特利奇（Albrecht Dittrich）伪装成一名加拿大公民威廉·代森（William Dyson）抵达纽约，借助苏联大使馆雇员搞到的小男孩出生证明，迪特利奇开始过上了杰克·巴斯基（Jack Barsky）的人生。

前苏联曾有过一个神秘的“非法移民”方案，一些间谍（比如佐尔格）潜伏敌后，帮助前苏联政权在敌对国里搜集关键性的战前情报，最终击败了纳粹德国。苏联情报机构在冷战中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试图重现历史的光辉，但效果十分有限。

巴斯基（迪特利奇）是苏联派遣到美国的非法移民中“第三批”中的一个，而前两批都失败了。

他估计，与他同一时间接受培训的还有“10到12名”特工。他认为有些人可能至今仍潜伏在美国，不过他觉得，在美国生活了这么久还，如何还能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将让人匪夷所思。

BBC最近采访到这名沉睡间谍，讲述了其颇为有趣的人生经历和变节轨迹。

伪装者

故事开始于冷战时期：上世纪70年代中期，前苏联克格勃发现了这个本来要成为东德大学化学教授的天才，于是将他送到莫斯科接受培训，学习怎样的言行举止才像是一个美国人。

按照苏联派出潜伏精英间谍的“非法移民计划”，他的任务是插入敌人的心脏。

他说：“我被派到美国，做个普通美国公民，尽可能结交朋友，如果可能结交认识高层、特别是政界的决策人士。”

他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计划，把它叫作“傻瓜冒险”，但这一计划“对一个无知、自傲的聪明年青人来说很有诱惑”，因为可以到国外旅行，去冒险。

于是，1978年秋天，29岁的迪特利奇伪装成一名加拿大公民威廉·代森抵达纽约，之后代森立即就从人间蒸发了。

他租下曼哈顿的一个旅馆房间，在这里开始编造巴斯基的历史。在随后的一年里，他利用巴斯基的出生证，逐渐拿到一张图书卡，一份驾照，最终拿到了美国的社保卡。

但没有学历证明、没有就业历史，巴斯基的事业也很有限。他开始的时候没法像克格勃希望的那样去接触上层人士，而是在曼哈顿高档地区去做骑自行车的快递员，在纽约大街小巷串行，不时运用反侦查手段来甩掉可能出现的“尾巴”。

他每周定期用无线电向莫斯科的指挥中心汇报情况，或者发出秘密信件。有时候他也到纽约不同的几个公园里的固定地点放置微缩胶卷，在那里他定期会“捡到”瓶瓶罐罐，里面塞满了现金，或者是假护照。

他每两年会返回东欧一次，在那里和他的德国妻子格林德和儿子马蒂亚斯重逢。他们以为他在前苏联一个航天发射中心从事著一份高薪但高度机密的工作。

护照风波

虽然巴斯基的上级对他的工作进展很满意，但一件事情例外，巴斯基无法获得一本美国护照。这个问题对他影响很大。

他去纽约申请美国护照时，一名官员让他填表，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在哪个高中上的学”。他担心他的“传奇”被官方到当地核查，所以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没有一本真护照，巴斯基就无法接触到高层，作为间谍的工作成就按他自己的话说“低得可怜”。

他的工作包括了解潜在可以招募人员的情况，在1983年苏联战斗机击落一架大韩航空客机事件、导致美国和苏联关系骤然紧张时，总结汇报美国国内民情。

有一次，他接到命令飞到加州，去寻找一名苏联叛逃者的下落。

虽然没有美国护照，只要巴斯基人在美国，并且可以自由地到处乱串，又没有被美国当局发现，这就让莫斯科很满意了。

谍变

克格勃希望让他在获得真实的美国身份证件后去欧洲工作，比如一个说德语的地区，扮演一个成功的商人角色。在变得相当富有后再回到美国，就不需要解释钱从哪里来的，而他也可以进入更有价值的圈子。

但因为他没有美国护照，这个计划搁浅。

一计不成，克格勃又施一计：让巴斯基去读书，上大学，逐渐进入美国上层社会，以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

上学拿个文凭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因为他的“前身”是个大学教授。于是他以最优异的成绩从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奇学院计算机系毕业，然后在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大都会保险公司找到一个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

但就像在他之前派出的一些克格勃间谍一样，随着融入美国社会生活，他开始认识到，过去他被教育西方社会是一个经济社会濒于崩溃的“邪恶”制度，这实际上是个谎言。

他说：“最终改变我的态度的是‘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普通和善良的人们’。”

“我感觉我的敌人并不是真的邪恶。所以我总希望最终能找到邪恶的敌人，但后来我在保险公司里还是没能找到。”

最后通牒

1985年，他娶了一个来自圭亚那的非法移民女子，两人生了个女儿。

他知道，他有两个家庭和两个身份，迟早他必须从中做出选择。

1988年，莫斯科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追踪已经潜伏10年之久的巴斯基，于是突然下令召回他，要求他带上加拿大的出生证和美国的驾照，然后立即逃离美国。

他犹豫彷徨了一个礼拜，他真能忍心和心爱的小女儿永别吗？

但克格勃已经失去耐心。一天早上，他在地铁站台上接到了另一个潜伏特工的最后通牒：“你必须赶紧回家，否则你死定了。”

通过和他在莫斯科上级的讨论，他了解苏联认为自己在艾滋病疫情问题上占据道德制高点，于是撒了一个谎言。

“于是我给莫斯科发了一封密写信，说我传染了艾滋病，无法返回，只能在美国接受治疗。我也告诉莫斯科我不会叛变和出卖情报，只是消失，然后争取康复。”他没有收到回音。

开始的时候，巴斯基总记得地铁站台上收到的警告，提心吊胆。但几个月后，克格勃和FBI都没有来敲他的门，这让他放松下来，像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人士一样，舒服地在纽约安居，做起他的“美国梦”。

解密

终于，苏联解体后，1992年，克格勃高级档案官员瓦西里·米特罗欣叛逃西方，携带了海量的苏联克格勃机密，其中就包括巴斯基的“前世”身份。

但美国联邦调查局没有立即对他采取行动，而是秘密监视了他长达3年之久，甚至在他隔壁买了房子，以搞清楚他到底是不是个克格勃间谍，并且是否还在活动。

最后，他们在秘密录音中听到巴斯基自己的招供：他和要离婚的妻子吵架时说：“我是个德国人，以前是克格勃的特工，他们要召回我，但是我为了你和孩子才不顾一切留下，这对我很危险，留在美国是我为这个家做出的牺牲。”

这就是联邦调查局抓捕他需要的证据，于是他们出动了。

巴斯基招供了他所知道的所有克格勃的秘密。在经过各种审问和测谎仪的考验后，FBI认定他不会再对美国造成危害，将他无罪释放。

而且，鉴于他已经无家可归，FBI还帮助他申请办理美国护照。曾抓捕他的特工雷利则成了他的好友和高尔夫球友，并协助他找到了真正的巴斯基的父母，后者则同意他使用他们已故孩子的姓名作为他的“今生”姓名。

巴斯基对这个案子的决策者的开明非常感激，重新开始了新生，从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无神论者变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他在跟第一任妻子生的儿子马蒂亚斯电话聊天时，“聊到美国队和德国队的足球比赛的时候，我说，我们是指美国，我已经不再是个德国人。破茧化蝶的故事已经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