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绣与溥仪离婚真相：九年未有过夫妻生活
近代史上有一件趣事，在事发当时的中国，颇为轰动，但是日后随着年月的流逝，这件事逐渐被人们所淡忘，以至于现在讲起来，竟然也算是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这件事，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妃子文绣闹离婚的事件，时称“刀妃革命”。
1912年清朝灭亡之后，依据《清室优待条件》，末代皇帝溥仪仍然住在紫禁城的宫中，并且仍然享有皇帝的名号。当然，这个名号是个虚的，只是在紫禁城内有效，一旦出了紫禁城，就没人承认了，所以，溥仪在当时，又被称为“废帝”“逊帝”。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一家子人，从紫禁城驱逐了出去，溥仪则拖家带口，住进了天津“张园”——前清知名武臣张彪的住宅。
在那段日子里，废帝溥仪除了拥有皇后婉容以外，还拥有一个妃子，她的名字叫作“文绣”——蒙古人，封号为“淑妃”。
淑妃文绣自1922年嫁给溥仪之后，始终跟随溥仪，并与溥仪共同生活了9年，但是，文绣于1931年秋，突然向天津的地区法院起诉溥仪，并最终以庭外和解的形式达成了离婚协议，与溥仪分道扬镳了。
这个事件在当时，轰动一时，时称“刀妃革命”。
吉林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末代皇后和皇妃》，收录了大量的历史见证人和亲历者的证词以及文献，相当详尽地记录了这起曾经轰动一时的往事。
文绣为什么要与溥仪离婚呢？关于这件事，有许多写作者抱有“为尊者讳”“为先人遮羞”的心态，不愿意正面面对，而是旁敲左击地为文绣辩解，说什么“妃子生活枯燥”“帝室生活不自由”“遭受不平等待遇”等等，找了一大堆理由。
其实，以上这些，都不过是隔靴搔痒。文绣提出离婚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溥仪没有尽到作为一个丈夫应尽的义务——溥仪是一个性功能障碍患者。一语道破。其实就是这么回事，一点也不复杂。
笔者并不是刻意诋毁前人。在本文中，请读者跟随笔者，从史料出发，看看文绣自己是怎么说的。文绣对自己为什么离婚，曾经在她自己的笔下说得十分清楚，在史料里都有白纸黑字的记录，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1931年夏，文绣突然从溥仪的住宅出走，去了哪里呢？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文绣通过律师，发出了一个律师函给溥仪。
文绣的律师函，是这样写的：
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枕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今兹要求别居。溥应于每月定若干日前往一次，实行同居。否则唯有相见于法庭。
文绣的这段声明文字，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样的：我文绣跟你溥仪，跟了9年了，你竟然没有和我过一次夫妻生活。我每天孤枕难眠，暗自流泪。这样的日子，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我现在向你正式提出分居。以后，溥仪你必须每月定一个日子，来和我同房一次，否则，我只能到法院去起诉你。
看，文绣说的多么清楚——要求同房，你既然是我的丈夫，就应该尽丈夫的责任，你和我结婚都9年了，夫妻生活却没有和我有过一次，一次也没有过，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文绣当时还不知道溥仪是个性功能障碍患者。这种病，患者无法启齿，当妃子的也不便询问。所以，文绣发出这封律师函之后，她还幻想溥仪能够知错就改、回心转意，日后和自己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实话实说，文绣的要求，虽然有点直接，但其实也并不过分，饮食男女，人之常情。
文绣见信之后，也回了一封信给这个远房兄弟，原文如下：
文绮族兄大鉴：妹与兄不同父，不同祖，素无来往，妹入宫九载未曾与兄相见一次，今我兄竟肯以族兄关系，不顾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九条及三百二十五条之规定，而在各报纸上公然教妹耐死。又公然诽谤三妹，如此忠勇殊堪钦佩。惟妹所受祖宗遗训，以守法为立身之本：如为清朝民，即守清朝法；如为民国民，即守民国法。逊帝前被逐出宫，曾声明不愿为民国国民，故妹袖藏利剪，预备随逊帝殉清。嗣因逊帝来津，做民国国民一分子，妹又岂敢不随？既为民国国民，自应遵守民国法律。查民国宪法第六条，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妹因九年独居，未受过平等待遇，故委托律师商榷别居办法，此不过要求逊帝根据民国法律施以人道之待遇，不使父母遗体受法外凌辱致死而已。不料我族兄竟一再诬妹逃亡也、离异也、诈财也、违背祖宗遗训也、被一般小人所骗也、为他人作拍卖品也……种种自残之语不一而足，岂知妹不堪在和解未破裂以前不能说出之苦，委托律师要求受人道待遇，终必受法律之保护。若吾兄教人耐死，系犯公诉罪。检察官见报，恐有检举之危险。理合函请我兄嗣后多读法律书，向谨言慎行上作工夫，以免触犯民国法律，是为至盼。
文绣的回信，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样的：你虽然是我的族兄，但是我们不同祖父，也不同父亲，从来也不来往，我嫁给溥仪9年了，你没有来看望过我一次，现在你以我的族兄的名义，不顾中华民国刑法第299条和第325条的规定，公然在报纸上教我去死，又公然诽谤我。你对清朝的忠勇，令人佩服，但是，我受祖宗的教诲，以守法为做人之本。身为清朝子民的时候，我守清朝的法；身为民国国民，我守民国的法。1924年底溥仪被冯玉祥驱赶出宫时，他曾说过：坚决不做民国国民，我当时随身带了剪刀，随时准备跟随溥仪去死，为大清殉葬。后来是溥仪自己去了天津，开始做民国国民了，我也只能跟随他。但是既然做了民国的国民，那么就应该遵守民国的法律，依据民国宪法第6条，民国国民不分男女、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阶级，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我嫁给溥仪之后，守了9年的活寡，从未受过平等的待遇，所以我请了律师、要求分居，这不过是我想敦促溥仪依据民国的法律，尽丈夫的义务，给我人道的待遇，我作为父母留下的血脉，不想死得那么难堪。不料你却一味诽谤我，说我逃亡、离婚、敲诈钱财、违背祖宗教训、被小人欺骗、被人出卖……种种自相残杀的恶毒语言，不一而足，你要知道：我在和解谈判未破裂的时候，是不能将难言之隐公诸于世的！我委托律师要求溥仪尽一个丈夫的应尽义务，这个权利我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你教我去死，你这是违法犯罪，检察官读了报纸，抓你都有可能。我希望你以后多读一点法律方面的书，谨言慎行，以免触犯民国的法律，是为至盼。
我们从这封回信可以看得出来，文绣尽管身为清朝旧皇室的末代皇妃，但是她的思想却是新的、进步的，紧贴了时代的脉搏。
文绣和溥仪离婚之后，在一家小学当上了一名教师，并履行了离婚协议上面约定的独特义务——坚持独身不嫁。
抗战胜利之后，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锒铛入狱，他与文绣的离婚协议失去了约束的力量，文绣不再需要谨守离婚协议上面“不嫁人”的承诺了。
也许是直到这时，文绣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不久之后，文绣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结婚，并于1953年病逝。
荣华富贵，如梦如幻，都是泡影，应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