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经方中的药物历经千年还能找到？谈谈中医对物种延续的意义

身体健康是人生第一位，有时候人在熙熙攘攘的社会中追求这样追求那样,却忽略了人之所以立足的根本，丢掉了身体健康，直到身体机能衰退才幡然悔悟，自己已无法奋斗，黯然神伤。可见健康的身体对人来说有多么重要。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可能有更好的未来。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是：为何经方中的药物历经千年还能找到？谈谈中医对物种延续的意义。

前一段时间，有很多质疑中医的声音，其中一种声音比较别致，应该是向《三体》中的环保主义者伊文斯学习来的，他们主要观点有两个：

一、中医使用动物，植物入药，非常残忍；

二、中医导致了大量物种的灭绝。

这种观点影响了很多小清新，他们很愤怒也很伤感，愤怒于中医用可爱的动植物来入药，伤感于中医导致了物种凋亡。

第一种观点不值一驳，因为只需他们低头看看自己餐桌上的食物，从猪肉，牛肉到大米，再到白菜，芥菜，豆浆，牛奶，就会发现无一不取之于动物或者植物。即使是西药药架上的西药，都经历了大批量小白鼠试验的残忍过程。

第二种观点，则值得研究和正视。

近代以来，确实有很多物种在陆续凋亡，例如澳洲的渡渡鸟，美洲的旅鸽，美国缅因洲海鼬。渡渡鸟的灭绝是因为荷兰人的大量捕食，和对澳洲环境的剧烈破坏；而种群极为庞大，高达50亿只以上的北美旅鸽，它们的消亡，则是由于肉味鲜美，于是陆续成为了美国人的盘中餐，最后一只北美旅鸽叫玛莎，它被美国人圈养起来，每天孤零零地呆在屋顶看看天空，最后于1914年9月1日正午苍凉死去。美国缅因洲海鼬的消亡，则是因为美丽，它们的皮毛细密亮丽，保暖性能极佳，是欧美贵妇的心头好，所以，就被陆续处于剥皮之刑，然后销声匿迹。

已经消失的旅鸽

这些种族的消失，根本原因不在于不能对这些动物进行利用。实际上，自从人类步入人类纪之后，我们身处的自然，已经是人化的自然，所谓人化的自然，本质即是指自然在实践中不断地变为“属人”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也就是说，人当然可以按照自然规律，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但是对于自然若只知“取”，不知“舍”，那么就会导致对自然的巨大破坏，导致物种的陆续凋亡。

缅因洲海鼬

那么中医导致了物种的凋亡吗？

很多人言之确凿地说中医导致的物种的凋亡，但是却举不出实际证据出来。一些人说中国犀牛的消失是因为它的角有药用价值，实际上是因为犀牛皮在古代是各国制造盔甲的工具，犀牛皮是冷兵器时代的军人装，《国语》中即有“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的记载。大规模地战争对犀牛需求巨大，最终导致犀牛成为数量稀少的脆弱族群，最终由于环境的变迁，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还有一些人举了铁皮石斛，珍贵毒蛇的例子，实际上，正是因为它们是珍贵的中药材，所以陆续实现了人工种植和养殖，与中医实现了“共生”。举目四探，中国四处散布着铁皮石斛种植基地，人工种植的实现是对野生种群的真正保护，因为人工种植出来的药材更加廉价和易得，这些人工种植基地不但使得铁皮石斛的种群能够延续下去，也使得很多地方农民的生活有了生机。

铁皮石斛基地

当然，相对于铁皮石斛，三七，丹参，太子参，党参，山药，大枣，栀子，甘草这些植物，阿胶、斑蝥、穿山甲、冬虫夏草、蛤蚧、全蝎、蟾蜍、林蛙、水蛭、毒蛇等动物的养殖药困难得多，但是在一代代中国药农的精心研究下，斑蝥，蛤蚧，全蝎，蟾蜍，林蛙，水蛭，海马，水蛭，部分稀有蛇类等等珍贵药材都已经实现了人工养殖，麝香，牛黄等等已经实现了人工合成［1］，即使是养殖最为困难的穿山甲，中国也有资金不断流入进行研究，也有了若干养殖基地［2］。

人工水蛭养殖

可以想象，这些珍贵而稀有的动植物，若不是因为与中医已经实现了共生，任凭伊文斯这样的环保主义者狂喊疾呼，煽情演绎，也不会有资金流入去对这些动植物去进行保护，这些脆弱的族群只有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就随环境的变迁而摧枯拉朽地消亡。

在人类纪，在人化的自然中，动植物只有与人类实现了共生，才不会有种族消亡之虞。虽然我们每天捕杀鸡，牛，羊，但是我们不必担心它们会消失。而猫，狗之类的宠物，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不但不会消失，其族群还在不断扩张。

所以回过头来，对于《伤寒杂病论》中206种药物，为何历经两千多年依然存在，不但够中国人使用，还够韩国人，日本人使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不会再惊讶。

一、是因为，中国先贤很早就注意到了对环境的保护，与自然共生，例如，《周礼》云：“春田用火，此国家大搜之礼也。若民间焚山林则有禁，以蛰虫已出故也”。《逸周书·文传解》：“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麝不卵，以成鸟兽之长。畋渔以时，童不夭胎，马不驰骛，土不失宜。”

可见先秦时代，华夏即已经有了“禁止焚烧山林”，“非时不得滥伐植物，狩猎”的禁令，不会像初入美洲，澳洲的欧罗巴人一样，将一个个庞大的动物族群食之殆尽。到了汉代，相关法令逾加严密，《四时月令五十条》等法规以法律诏书的方式，要求人事活动和社会生产都应与自然四时的规律相匹配，对如何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做了明文规定，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3］。

二、是因为中国很早就实现了对常用中药的规模化种植，例如现在大热的“附子”，很早就实现了人工种植，北宋杨天惠的《彰明附子记》即云：

生机盎然的附子种植基地

绵州故广汉地，领县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领乡二十，惟赤水、廉水、会昌、昌明宜附子。总四乡之地，为田五百二十顷有奇，然秔稻之田五，菽粟之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乡之产，得附子一十六万斤已上。然赤水为多，廉水次之，而会昌、昌明所出微甚。

可见当时附子的种植，已然规模化了，从那一刻起，附子这个物种就再难消失，因为它已经和中医彼此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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