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药之王or 中科院之耻？深陷“双黄连事件”的上海药物所

这位病人，您是要来点双黄连，还是来点洁尔阴？

文：稿王 编辑：说不得

好多人说，最近的疫情和年初“大G”停进了故宫有关。这个网红段子当不得真，但是故宫和新型冠状病毒，确实因为一个人联系在了一起。

时间退回到1929年9月9日，国立北平研究院挂牌成立。李煜瀛任首任院长。

作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李煜瀛，这位巴黎大学生物学毕业的高材生，是1906年同盟会巴黎分会的第一批会员。他和蔡元培创办勤工助学会，组织了一大批共产主义先驱赴法留学。

回国后，李煜瀛积极投身革命，1924年底参与驱逐了末代皇帝溥仪。为了防止溥仪再回来，他亲手写了五个大字，挂在当时候紫禁城的北门城楼上：

“故宫博物院”

皇城改了名，也彻底断了溥仪的念想。

那个年代的革命家都有着无穷的活力。北平研究院成立后，李煜瀛深感“药物科学化之重要”，希望研究院下设一家药物研究所。1932年，他拉来了同在法国有留学经历、当时协和医学院药学系代主任赵承嘏，成立了药物所。

此后，药物所迁到上海，先在中法大学上海校区栖身，后搬入法租界一条两边都是法国梧桐的马路：福开森路（现徐汇区武康路）的一幢四层法式小洋楼中。

这个带着浓浓法式浪漫气息的药物研究所在1949年被接管，并在70年后因为发现了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效药“双黄连口服液”而又一次全国闻名。

这就是今天的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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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建国之前，上海药物所的研究定位就是“使中国药物科学化”，和今天我们提的“中药现代化”有点类似。科学家研究麻黄、细辛、三七、贝母、防己、延胡索等几十种中药，从中提取生物活性成分。

这似乎能找到一些开发“双黄连”抗疫功能的影子。

1949年，药物所出走了一批科学家，仅剩下赵承嘏等四人。就是这四个人的班底，在五十年代研制出了青霉素、麻醉药普鲁卡因、镇痛药延胡索乙素、抗肿瘤药甲氧芳芥、长春碱、促排有毒金属的二巯基丁二酸钠等。

即使在十年浩劫中，上海药物所依然保持着高效的药物研发速度，其中有一种药物的研发思路超前世界，至今尚无来者：

男用避孕药

文革后，上海药物所更加迸发出活力，肿瘤、避孕和国防是这个阶段药学研究的重点。随着国门逐渐打开，上海药物所的研究也越来越和国际接轨。这期间，一个全世界闻名的药物诞生了：蒿甲醚。

屠呦呦六十年代参加“523项目”，在1971年成功提取到青蒿素之后，1976年上海药物所首先研制成了制剂蒿甲醚，成为首个被世界承认的中国新药。1995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将蒿甲醚列入“世界基本药物目录”。

1991年，上海药物所原研的重金属解毒药物“二巯基丁二酸钠”被美国FDA批准，由强生公司仿制生产，治疗小儿铅中毒。这是外国药企首次仿制中国新药。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市场化浪潮早已席卷了医药行业，科研机构、高校和制药企业之间的互动也越来越频繁。科技成果有了面向市场转化的空间，上海药物所也就开始慢慢呈现出两副面孔：

其一依然是新药研发的王者。官方披露，仅2015年，药物所就有15项新药研发成果成功转让，合同总额达8亿元；5个1.1类新药获批临床批件，与恒瑞制药并列化药领域全国第一。

而另外一面，上海药物所则屡有“双黄连”那样惊世的“科研成果”，频频把自己顶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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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黄连”事件之前，上海药物所也曾牵连进违规宣传，成为关注焦点。

上世纪末，上海药物所完成某款药品“对多种培养人癌细胞生长的作用”课题，证实该药物对多种白血病和人体实体癌细胞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药品生产企业便据此大肆宣传药物的“抗癌疗效”。

随着2002年《南方周末》开始揭露该药骗局，这个药物变得人人喊打。2007年8月，上海药物所也撇清了关系，称“上世纪末，受委托所做的体外细胞试验和动物抗肿瘤活性检测”，对被测肿瘤细胞具有生长抑制作用，但不能代表在人体内的实际效果。

没想到13年后，上海药物所也搬出了同样一套说辞来澄清自己。

2月1日晚，上海药物所在官网发布声明，表示《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联合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一文，内容是准确无误的。

声明还表示，这一结论是基于实验室体外研究的结果。研究团队通过实验室体外试验证明，双黄连有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作用，下一步还需通过进一步临床研究来证实。

体外细胞试验证明有效，和真正人体服用后实际治病相差十万八千里。

正是这些被刻意传播的“研究成果”，让上海药物所的很多科研渐渐变了味道。

2009年8月13日，上海药物所与直销企业无限极联合成立“中草药多糖联合实验室”，研究多糖口服液的吸收特征。4年之后，上海药物所科研人员在学术会议上发布了科研成果，证明了多糖口服液的有效性。

随后，无限极的增健口服液、男仕口服液、女仕口服液便开始以此结论进行宣传。

2019年1月，无限极在陕西被爆出虚假宣传致女童患病的丑闻，女童妈妈卖了8万多元的“增健口服液”等无限极产品。至此，增健口服液的违规宣传问题才开始被重视，无限极也声明将整改。

这次被舆论广泛抨击的2003年非典期间，上海药物所研究“双黄连”、“洁尔阴”抗SARS病毒的效果，更是让很多普通人感觉上海药物所是个笑话。

其实SARS疫情期间，上海药物所还是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的。2003年，上海药物所现任所长蒋华良、“双黄连”的研究者左建平从几十万个化合物中，筛选出了7个化合物，在美国有过P3实验室研究经验的左建平亲自在危险地带做实验，成为科学家战SARS疫情的典型事迹。

经过左建平团队的科研攻关，2005年6月19日，上海药物所与中欧七家科研机构联合宣布：肉桂硫胺可以有效抑制SARS病毒，一旦SARS卷土重来，人类可直接将此药物用于疾病防治。

双黄连和洁尔阴，或许只是左建平在P3实验室研究中的副产品，却变得更为人知，这背后离不开企业的力量。

与“中华灵芝宝事件”一样，以上海药物所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对企业的态度是“欲拒还迎”的。为了能得到科研经费支持，有时候不得已，会接一些外部单位委托的“横向科研项目”。在医药领域，制药企业委托的横向项目就变得非常关键。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句话颠扑不破。无论是打着什么名号，其核心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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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引申出另外一个话题：国家培养的科学家，到底应该挣多少钱？

中科院2013年时披露的数据，全院总人数是50900余人。2019年中科院年度预算中，整体的工资福利支出是111.66亿元。假设全院还是50900人，算下来人均年收入22万，这其中包括了工资、奖金、餐补及五险一金等所有福利。

虽然体制内还有很多隐形福利，但“搞原子弹的”收入要想超过“卖茶叶蛋的”，靠国家给予的工资显然是不够的。

横向项目出成果后，之前是科研人员有奖励提成，现在改为补贴。高校等机构则收取3%-5%不等的提成，这几乎是目前所有学术机构通行的办法。

而国家给任务、出经费的“纵向项目”，科研成果自然归国家所有。想从中提成或套用？此前中国农大“最年轻院士”贪污科研经费一案已经告诉你后果了。

不过2015年，上海药物所已经启动了“三权改革试点”，科研人员可以选择“半创业”和“全下海”两种模式，将其研发的成果迅速市场化。同时，新药临床批件、证书可以和职称挂钩，不用写论文，光出新药也能评正高职称。

因此有媒体调查到，上海药物所的科研人员名下多有企业。这正是制度放开后的产物。

不仅是科学家本人，上海药物所自身也在积极对外拓展触角。

天眼查显示，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下设了一个投资公司“上海创药投资”。创药投资除了持有上药思富10%的股份、淄博百极荣创45.45%股份以外，还与两家机构成立了两个投资基金。

其中之一是2015年与同华投资成立的上海国科同华投资管理中心，上海药物所占股16.67%，管理一只20亿元的投资基金。所投项目包括国科卓越医药、山东百极地长制药、上海易毕恩基因、北京赛赋医药研究院等。

另外一个基金是2019年底刚刚成立的，与富汇创投合资的中山创药富汇科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上海药物所占股60%。上海药物所与广东中山合作共建中山研究院，“中山创药富汇”应当与国科同华是类似的投资基金。

除此之外，所一级层面的科技转化收益也相当可观。

上市公司普洛药业2018年曾披露，出资7000万元，收购上海药物所开发的两个抗生素新药。双方规定，药品顺利开发上市后，上海药物所每年将获得产品销售额的4%作为提成，直至专利到期。

联环药业2018年也买下了上海药物所的一个抗肿瘤药和一个糖尿病药物，共花费1.5亿元，承诺的提成是销售额的3%。

成果出得多，科研人员收入高，科研机构也获益，这是顺理成章的好事。

但不是什么项目都敢接，什么成果都敢对外发布。这样即使挣到钱，留下的也是个骂名。

希望今后上海药物所能珍惜自己的羽毛，不被商业利益绑架，真正成为新药之王，而不是外界热评的“中科院之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