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致敬每一个中医医师！

今年的8月19日，是中国的第二个医师节。

而这一天，我们想特别致敬一个这样的群体——我们的中医医师。

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有救济苍生的情怀，有通达天地的智慧，他们有不忘初心的信念，他们在幕后默默救死扶伤，他们付出一生所学，应该得到全社会的敬重。

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宝藏”，在西医传入中国以前，中医一直是人民健康的护卫者，做出的贡献，不能，也不可能被抹杀。

在中西交融的今天，我们的科学技术在进步，我们的国家在进步，中医也在进步！

在中国，在今天，千千万万的中医师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救死扶伤、济世为民，用自己的岐黄仁术，传承我们的中医药！

借十位名中医的谆谆教诲，致敬那些已经故去的老先生，致敬如今每一个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中医师！

岳美中

岳美中（1900~1982）

河北省滦县人。早年攻读文史，二十五岁时因肺病吐血，发愤自学中医。一生从事中医医疗和教学工作。较早地提出了专病、专方、专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原则。善用经方治大病。于中医老年病学领域，有新的创见。倡办全国中医研究班和研究生班，培养了一大批中医高级人才。多次出国从事重要医事活动。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人们都知道医德的重要。我以为,做一个医生,治医之时,有两条至为要紧：治学,要忠诚于学术的真理,直至系之以命;临证,要真诚地对病人负责,此外决无所求。只有这样,才能认真热诚地对待患者,谦虚诚挚地对待同道,勇敢无畏地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对待成败。相反,如果对自己从事的事业不热爱,不相信,惜献身,对患者缺乏负责的精神,甚至把自己掌握的一点技术当作追求个人利益的手段,那就丧失了做医生的根本。不特失之于医德,且将毁及于医术。

姜春华（1908~1992）。

姜春华（1908~1992年）

科学奠基人。从医60余年，学验俱丰，临床疗效卓著。先生自幼从父青云公习医，18岁到沪悬壶，30年代即蜚声医林。60年代初即提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主张，治学勤奋，勇于探索，曾提出"截断扭转"独创性的临床治疗观点。为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所以我的经验,学习中医不能与现代医学对比,一比之下觉得彼何其精，我何其粗。如从辨证论治角度学,从辨证论治角度用,则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认识病的精粗不等于疗效的高低,我常以此告人,不可以现代医学对病的认识与中医作对比。但是,以双方认识相合,心中有数,以辨证论治为手段,则不失中医精神。如果“为病寻药”丢掉辨证论治将会失掉中医的精神,但“为病寻药”亦有其必要,二者不可偏废。

李聪甫

李聪甫（1905~1990）

湖北黄梅人，致力于中医药事业70年。多年从事李东垣脾胃理论的研究与探索，倡"形神学说为指导、脾胃学说为枢纽"的整体论，结合临床，确立"益脾胃、和脏腑、通经络、行气血、保津液，以至平衡阴阳"的治疗大法。在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卓有贡献。

未来是过去和现在的延伸,但是,过去和现在并不等于未来。虽然我已老了,昔日的所学获得了点滴的已知,而面临的中医现代化将是任重而道远,必然会遇到大量的未知。我迫切需要的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也希望并且深信广大青年中医和西学中的有志之士,一定能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实现中医现代化,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药学。

刘渡舟

刘渡舟（1917~2001）

辽宁营口人，毕生致力于《伤寒论》的教学和研究，成绩斐然。他强调六经的实质是经络，重视六经病提纲证的作用。提出《伤寒论》398条条文之间的组织排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临床辨证善抓主证，并擅长用经方治病。从事中医教育30多年，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了贡献。

我讲《伤寒论》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但现在备起课来,还有可学的东西,还可发现自己在认识上的错误,可见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是难以蠡测的。为此,读这本书的人,切不可浅尝辄止,亦不可略有所获便沾沾自喜而停顿不前。学中医先从学习经典著作入手,不要怕难,要有一点精神;二是对于中医学的原文和汤头、药性及歌诀既要明其义而又要背其文。不背书,是没有工夫可言的;三是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从被动学习中解放出来,自学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要一生奉行;四是要树立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优良学风。这对中医来说更为重要。

彭履祥

彭履祥（1909~1982）

四川遂宁人。早年随师学医，治学严谨，医理精深，善于治疗疑难杂病证，对中医痰饮学说和调气开郁理论有独有见解。特别是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结合前人有关“郁证”之论述，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郁证学说”，提供了新的经验和认识。1978年被授予我国第一批中医内科学教授职称。

学医的目的,是为了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因此,必须从解除伤病员痛苦出发,激发自己的事业心,认真学习,精益求精,掌握真实本领。历史上许多医家,多在“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的严重现实面前,认识到“医乃身家性命之学,坐而言,即当起而行”的重要性，激起“博览群书,寝食俱废”的学习精神。而要想胜任“人之安危系于一医”的重大责任,必须深入细致,刻苦钻研,具备真才实学。反之,将学医视为儿戏,马虎敷衍,或一知半解,自以为是,华而不实,夸夸其谈,就有贻误病情、草菅人命的危险,致使病者“不死于病,而死于医”。不能错误地认为中医药的运用要求不严,不易出医疗事故。”若辨证不明,多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轻则无效失治,重则有饮药而人废之虑。故前人有“桂枝下咽,阳盛则毙;白虎入口,寒极必亡”等警句,何况中药也包括不少毒剧性烈之品,更不可妄投乱用。

周凤梧

周凤梧（1912~1997）

山东省临邑县人，祖籍浙江省萧山县，著名中药方剂学家、教育家、临床家，长于内、妇、小儿诸科，倾心治学，勤于著述。著有《神农本草经百五十味浅释》《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黄帝内经灵枢语释》《山东中草药》《黄帝内经素问语释》《中药学》《中药方剂学》、《中医妇科学》等。以上共计三百二十余万字。

几十年来,我涉身医林,回顾旧迹,虽为中医事业做了点工作,但成就是微不足道的。现已年近古稀,总感到“时乎时乎不再来”的紧迫,又感到还有一些应当学习的医籍还没来得及阅读,因而每天除教学、指导、编写等工作外,仍要挤时间看看书刊,一有收益,辄觉欣快。身心疲怠时,唯有作画以自遣,绝少一登剧场之门。“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在当今与旧社会大不相同的优越条件下,愿与后学共勉之。

赵金铎

赵金铎（1916~1990）

河北省深泽县，十四岁习医，三年后悬壶故里，“七·七”事变后参加地下党工作，毕生从事中医事业，擅长内科风证及七情神志诸病。曾先后担任医史研究室副主任、广安门医院内科主任、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医师、研究院，是国家级名老中医。

革命战争的洗礼,也培养了我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树立了有求必应、讲求实效、用方简廉的医德。在此期间,为了适应艰苦环境中农村医疗之需要,我搜集、研制了用以治疗内、外、妇、儿各科常见病的简便方剂。例如,用以治疗外感热病汗后低热不退的三根汤:芦根、葛根、板蓝根;治疗久疟但寒无热的乌白丸;祖传治疗新生儿破伤风的脐风散，令病儿吮之;产后服用的简易生化汤:山楂、红糖、生姜,水煎服等。这些方剂皆在战争年代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伯岳

王伯岳（1912~1987）

四川成都人。三世中医。以儿科见称，建国后，历任成都市卫生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卫生部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研究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农工党中央委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善治儿科疾病，对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麻疹合并肺炎、肝炎、痢疾、哮喘、腹泻、癫痫等独特之处，疗效显著，有"小儿王"之称。

我体会到:继承与发扬是不可分割的。搞好继承,才能有所前进,前进就是发扬。以祖国医学而论,如果只是按本宣科、依样葫芦,那不是善于继承。继承的目的在于发扬,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勇于创新,使其不断地提高,那才是真正的发扬。希望青年同志从我走过的路中取得教训,奋发图强,催促中医学术繁荣昌盛。

王渭川

王渭川（1898~1988）

江苏南通人，自幼打下较好的经学基础后从师学医，毕生致力予各科临床，尤擅内科和妇科，在理论上也有较深造诣。着有《王渭川临床经验选》、《王渭川妇科治疗经验》等。

人生有涯而知无涯。医林涉足,无不如此。本人从医六十年所得的点滴成就,恰如沧海一粟,还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但我还有志于青山夕照,以现今八十四岁之年为新的起点,争取为祖国四化再多做一点新的贡献。小诗一首,聊表寸心:

诗无寸卷留天地，

医有三编付继人。

暮岁但求争四化，

不辞风雪走风尘。

朱良春

朱良春（1917~2015）

江苏丹徒人。治学勤奋，自强不息。擅长内科杂病，屡起沉疴。对于虫类药的临床应用，尤具心得。著有《传染性肝炎的综合疗法》《汤头歌诀详解》《章次公医案》《虫类药的应用》等。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我们每个医务工作者的天职，只要能解决病员的痛苦，我都愿意去协助做好工作。我常与其他单位协作，拟定处方应用于临床，如与市卫生防疫站职业病防治科协作，创制了“止咳化矽糖浆”，获得较好的效果。全国各地来信问病求方者甚多。我对读者来信总是认真阅读，并开出处方，寄给病人，以期减轻患者的痛苦。总之，在我行医的四十多年中，将良方效药给予病员，已成了我最大的愉快。每个疑难杂症患者的治愈，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他们的健康是对我最大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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