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废除中医才是科学？

2006 年 10 月，湖南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张功耀教授领衔发起的《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关于是否废止中医的大论战。中医废存大论战的核心在于如何看待科学这个问题，以及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差异问题。

谁企图垄断理性？——争论的背景

中国近百年来，关于中医的存废问题，已经有过多次大规模的争论。早在上个世纪初，废止中医作为当时“中西文化之争”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在思想界乃至政界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1912 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29 年出现“废止中医案”。20 世纪 50 年代，东北地区卫生行政领导出现废除中医倾向。2006 年，中南大学的张功耀教授在网络上发起“取消中医”的签名，引发新一轮的中医存废争论。

2006 年一度掀起的中医存废争论可以说是1923 年在中国爆发的“科玄之战”的部分延续。刘钝在《“斯诺命题”今昔和科学史的文化功能》一文中指出“科玄之战”的焦点可以归结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是非，以及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由于双方的教育背景不同而又坚守师训，不懂也不屑于去弄懂对方的话语立场。丁文江的“科学万能”与梁启超的“科学文明在欧洲的破产”是一个对子，属于科学观这一层面的命题；而丁文江的科学方法优势论与张君励的人生观方法 ( 实际上是传统的人文方法 ) 的差异论又是另一个对子，属于方法论层面的命题；包括对逻辑方法、实证方法、实验方法的评价以及是否有非逻辑通道的存在。人类认识方式的复杂性与唯一性、正统与异端的讨论在西方近现代很热闹。

1995 年索卡尔诈文风波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以及唯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分立推向了高潮，自 20 世纪末以来一直备受西方学术界的瞩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钝在对话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方在庆时谈到，引发了“科学大战”的《高级迷信》，锋芒直指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左派，从福柯 (Michel Foucault)、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到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无一幸免，批判的重点特别指向近年来兴起的文化建构论的代表人物，如被称为最重要的法国“科学人类学家”的拉图（B. Latour）和爱丁堡学派的夏平（S. Sharpin）、谢弗（S. Schaffer）等人，当然也捎上了继承 60 年代反战运动和学生造反传统的激进环保主义者和女权运动，以及近年来开始时髦的“非洲中心”论。

谁拥有裁判权？——产生争论的分歧所在

中医废存大论战作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理论探讨，尽管已经涉及到一定的方面，但仍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尚未提出和解决。在谈到关于学术的规范化和本土化问题，许纪霖提出所谓的学术规范究竟何指？有没有一种通用于各学科、各学派的元规范？如果有，它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如果没有，各学科、学派之间如何沟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规范化方面有何不同？学术的规范化是否是普遍的、必然的、绝对的律令？利奥塔则以为，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发展到当代在范式上是不可通约的，那种整体主义的元话语、元叙事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只能是不同范式的局域性话语。

笔者认为要摆脱失衡的困境和困窘，明智的办法就是明辨不同文化角色的本质，让不同的文化角色各复其本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争论的语境——参照系如何选取？

中医与西医分别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中，中西医学的碰撞实际上是文化的碰撞。关于比较的参照系问题，理论界比较多的去讨论究竟有没有一个统一的人类科技文化。在现代当人们谈到科学时，总会不自觉地联想到伽俐略和牛顿的经典物理学、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等。而这些科学技术概念能否就被认为是西方科学概念？李约瑟先生认为现代科学绝对是国际性的，人类对自然认识和征服过程中所得到的知识都成为现代科学海洋的溪流。

我们认为就人类文化的统一性来讲，李约瑟先生的观点是合理的，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科学的观点是地域文化中心论的结果。其实，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理智活动的产物，它不仅仅表现为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知识，也许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是与西方具有不同的性质，如果简单地用西方参照系进行比较就很难得出真实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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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焦点——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

对于中医废存问题争论的核心焦点之一就是“中医是不是伪科学”。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和“反伪科学斗士”方舟子都是中医伪科学论的持有者和推广者。中医到底该废还是该存，清华大学刘兵教授似乎一语道破个中缘由 “我们这些人都不过是采取了一种以西方主流科学为蓝本的科学主义的立场”，并说，“迫切需要改变的，实际上首先是一个立场的问题”。

要摆清立场，必须先明确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事实上科学划界也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很多哲学家给出了自己的划界标准。从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绝对标准，到库恩和拉卡托斯模糊了划界标准，再到后现代主义的消解标准，直至现在的多元标准，有着非常清晰的内在发展理路。自历史主义以来，科学哲学家通常承认科学与伪科学之间没有绝对的划界标准。但“没有绝对的划界标准”并不意味着“没有划界标准”。笔者认为，划界标准的最新发展 ,就是希望在历史和社会的情境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多个视角寻找符合历史和社会需要的划界标准，从而拒斥伪科学。坚持科学和非科学规定硬性划界标准，无异于在为科学设下普罗克拉提斯床。

争论的误区——科学并非真理的化身

在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的大力倡导下，科学在中国获得比以往任何一种思想更高的社会文化地位，正如胡适所说，“这 30 年来，有一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至尊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作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的罗蒂在《科学作为亲和性》一文中说道：“在我们的文化中，‘科学’‘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一些概念都搅在一起。科学被看作是在提供‘硬的’、‘客观的真理’。”由于人们总是把“理性”和“真理”、“科学的”和“客观的”看作是同义词，所以他们“总是把追求‘客观真理’与‘运用理性’相等同，因而把自然科学看作是‘合理性’的典范”。

这种看法在人们的头脑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判断一切文化形式或成果是不是“正确”、是否称得上是“真理”，都必须看其是否是“科学的”。所以，罗蒂指出，自从启蒙时代特别是自从康德以来，自然科学就一直被看作知识的一个范型，文化的其他领域必须依照这个范型加以衡量。因此，废除中医论者提出的“中医不是科学，应当废除”的论断在前提上就错了。

谁主沉浮——争论的实质

科学与人文之间必要的张力

1959 年，英国作家斯诺在其“两种文化”的著名演讲中，指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处于割裂状态，科学家群体与人文学者群体不懂得如何进行对话，并忧虑地认为：“存在两种不能交流或不交流的文化是件危险的事情。”从文化的词源学意义上看，把文化区分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两种文化值得商榷，但同时也说明了两种文化的内在统一性。著名科学史家萨顿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中指出：“没有同人文科学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样是人文的。”

邱鸿钟认为，科学与人文的张力还不能完全揭示出中医的本质特征，科学精神的认知方法的多样性和普适性应该区别开来。中医学在本质上认同与接纳科学精神，但缺乏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方法 ( 包括形式逻辑方法、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 ）。

中医学方法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从个体的经验开始，以经验作为判别和理解一切事物真伪、价值的标准。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文文化，中国医学的当代困境是人文传统与现代科学建构之间的冲突。由于二元思维向度的存在，中医的思维方式也不拘常规，逻辑方法，尤其是形式逻辑方面本来在中国就不完善，仅有相对发达的名学思想，相反，非逻辑方法却枝繁叶茂，“格物致知”，“由臆达悟”，“内景返观”，涵儒，取道，惜禅宗，诸流脉皆汇于医道，使得中国传统医学不仅是一棵知识之树，同时又是一棵生命之树。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不存在“金标准”

何祚庥院士在《为什么说中医的核心理论——阴阳五行的理论是伪科学？》一文中为中医是伪科学所做的举证是，一个最基本的理由是：这一“阴阳五行理论”完全不具备如波普尔所述的科学理论必须具备的“可证伪性”。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来看的话，中医显然属于非科学。中医理论中存在的大量循环论证和几十年的中医实证研究都表明中医在逻辑上是无法被证实的。但是根据证伪主义的观点，科学界的工作目标是证伪既有的命题，科学知识总是在不断地被否定，科学知识体系缺乏稳定性。

事实上，中医在其百年发展中早已证实，中医也无需走上科学实验之路。受元气论自然观与气化论生命观的影响，中医走上了不同于西医解剖实验的另一条道路，那就是司外揣内的方法论之路。中医的唯象观察方法以生命的整体性与功能性为核心，能够发现解剖与实验方法发现不了的生命现象与规律。

以功能表象为基础的中医宏观调节方法，不仅与黑箱方法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与生命现象的复杂性相契合。从逻辑基础上看，中医理论体系不是以形式逻辑为主导方法构建起来的，而是直接继承了先秦的辩证思维，从而形成了以意象概念、直觉判断和类比推理为核心的中医独特的逻辑体系。在具体对比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与西医的形式逻辑相比，中医朴素的辩证逻辑具有形式逻辑不能替代的优点，与人体的复杂性也是相契合的。就中医中的“爱因斯坦问题”，在没有科学实验与形式逻辑条件下，传统中医独特的唯象观察方法和辩证逻辑方法是其取得历史成就的基础方法，也是其能够保存至今的生命力所在。显然，这一结论的取得对于认识和解答中国科技史上的“爱因斯坦问题”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中西方科学产生的形而上学基础不同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琦教授看来，中医废存大讨论的出现表面上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之间的论争，究其本质却是东方传统文化在遭遇西方文明时表现出来的冲突。他把这种争论归结为一种思潮，那就是当西方文明进入的时候，人们习惯用西方文化衡量一切，当发现用西方现代文明的标准无法认识中医的时候，中医便被纳入伪科学的范畴，而中国的物质观更关心的是物质的属性。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五行概念作过科学阐述。他说：“五行的概念，倒不是一系列五种物质的概念，而是五种基本过程的概念。中国人的思想在这里独特地避开了本体面。”他又说，“五行理论乃是对具体事物的基本性质作出初步分类的一种努力，所谓性质，就是说只有在它们起变化时才能显示出来，因此，人们常常指出，element 这个词从来就不能充分表达‘行’的意思”。

这种思想为中医所吸收，广泛应用于中医的各个领域，阐明生命的起源和本质，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断、治疗、预防的规律。应该看到中医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其在面对现代科学洗礼的时候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科学知识作为一种陈述性知识的局域性特点

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演变发展证明不同的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地域，衍生出不同的科学家和科学史。中国传统的农、医、天、算四大学科与陶瓷、丝织、建筑三大技术，无一不是有利于生，厚生作为中国传统科学产生与发展的目的而存在。

这种厚生型技术合理性形成了中国古人长期探究自然的一种范式，即“势所必至”。从事任何科学技术活动，必先融入这种范式，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实际上，中国古人根本就没有认识到抽象的科学理论建构与符号逻辑推演的存在及其价值。某些人认为必须以西方理论为依据，并且又把“科学”神化了。如果依据西方理论的定义去衡量中医 , 那么中医就会被拒于“科学”门外。

爱因斯坦曾告诫加利福尼亚工学院的学生们：“你们只懂得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中医是祖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的深远影响、积极意义和现实价值不容低估，如果把以阴阳五行为主流的中医理论视为糟粕，予以排斥和摒弃，这就等同于把婴儿同污水一起倒掉。污水倒掉不足为惜，可我们不能把婴儿——中医理论精华也一起倒出去，对古代的、西方的文化不能搞“一刀切”，兼收并蓄要不得，如果一律排斥也不行，须知，新世界的文化大厦是在旧世界文化的废墟上建造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