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灸的起源和发展历史

艾灸养生 先秦两汉时期灸法简史

灸疗法是中医学中最古老的疗法之一。关于灸疗法的起源，虽然还缺少确实可靠的资料来印证，但是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这一疗法的出现不会晚于原始社会。根据近代考古学研究证明，早在北京猿人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懂得用火，灸，《说文解字》释为“灼也”，即是以火烧灼之意。先人们在用火过程中，可能因偶而不慎灼伤，结果却使身体另外一部分的病痛得到意外的减轻或痊愈，多次的重复体验，于是便主动地以烧灼之法来治疗一些病痛，逐渐产生了灸疗法。灸疗法的文献记载，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既是关于经脉的专著，又是记载灸法的最早的医学典籍。内所提到的各种经脉病症，均采取灸疗其所属经脉之法。并发现，其中一些病症甚至可以“久(灸)几(既)息则病已矣”(《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同时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亦提到灸法和熨法。

在同时代的不少非医学书籍中，也有不少灸法的记述。《左传》中提到公元前581年医缓给晋景公诊病时说过的“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这样一段话，其中“攻” 字，一般认为应当作“灸法”。非医药文献中最早提及“灸”字的，则见于《庄子·盗跖》篇：“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孟子·离娄》篇，还提出了艾灸“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

从上述可知，灸疗法不仅在医学著作中已经作为一种主要疗法应用于临床，而且一些非医家在引喻射事时亦多用灸法，这充分表明，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灸疗之法已经相当盛行了。

产生于奏汉之际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把灸法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系统介绍，强调“针所不为，灸之所宜”(《灵枢·官能》)。它首先指出“灸｛8｝者亦从北方来”(《素问·异法方宜论》)，说明灸法的产生与我国北方人居住条件、生活习俗和发病特点有关。灸法的适应症包括外感病、内伤病、脏病、寒热病、痈疽、癫狂等，如“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痈”(《素问·异法方宜论》)。灸法的作用具有起陷下、补阴阳、逐寒邪、畅通经脉气血等多个方面。《内经》还提到灸的补泻之法：“以火补之者，毋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之者，疾吹其火，传其艾，须其火灭也”。(《灵枢·官能》)。最后，指出艾灸之禁忌症为：阴阳俱不足或阴阳俱盛者、阳盛亢热及息积等病。《黄帝内经》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灸疗法的基础。东汉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一书，其内容以方药辨治外感热病及内伤杂病为主，尽管针灸条文不多，其中《伤寒论》载灸法7条，《金匮要略》2条，复出2条，实为7条，但是，对灸法的应用和禁忌症有所发挥。在应用上，仲景指出灸法宜于三阴经病，或于少阴病初起，阳虚阴盛时，灸之以助阳抑阴；少阴下利呕吐，脉微细而涩时，升阳补阴。或厥阴病手足厥冷，脉促之证，灸之以通阳外达；脉微欲绝者回阳救逆。灸法禁忌范围则包括太阳表症、阳实热盛、阴虚发热等。这些，对后世医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晋唐宋时期灸法简史

从两晋至唐宋，是我国针灸史上灸疗法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灸法专著大量出现：

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灸法专著是三国时期曹翕(曹操之子)所撰写的《曹氏灸方》，共有七卷，惜已亡佚。敦煌卷子本中的残卷《新集备急灸经》，则至迟是在唐·威通二年(公元682年)依照刊本抄录的，不仅证实该书成书年代甚早，也表明我国早期刊本中就有灸治的专书。另有唐·崔知悌之《骨蒸病灸方》一卷，记载专病灸治经验，原书虽已失佚，但尚收存于《外台秘要》及《苏沈良方》之中。至宋代灸法专著更不断出现，如《黄帝明堂灸经》三卷、闻人耆年之《备急灸法》一卷，西方子《明堂灸经》八卷以及庄绰《灸膏肓俞穴法》一卷等。这些专著在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记载和总结了古代医家灸法经验。

二、医籍中灸疗占据重要地位

在晋唐至宋代的一些重要医学著作和针灸书籍中，灸法都被作为重要的内容被载入。晋·葛洪之《肘后备急方》，大量收集了当时及前人治之有效而又简便易行的灸方。全书共109条针灸医方，灸方就占94条之多。除继承《内经》及《针灸甲乙经》的直接灸法外，首创隔物灸法，包括隔盐炎、隔蒜灸、川椒灸等。另外尚应用蜡灸，以瓦甑代替灸器及烧艾于管中薰灸等。晋隋时期医家陈延之，是提倡灸法的先驱之一，所撰《小品方》(现已亡佚)是我国古代一本重要方书，对灸法也多有论述。他指出“夫针术须师乃行，其灸则凡人便施。为师解经者，针灸随手而行；非师所解文者，但依图详文由可灸；野间无图不解文者，但逐病所在便灸之，皆良法”，表明灸法简便有效易于推广。从散在于其它医籍的近三十则陈氏的灸方中，可以看出，他主张取穴少而精，强调灸前刺去恶血，用灸壮数多达50～100 壮，也有用随年壮。特别是关于灸禁问题，认为《内经》禁灸十八处并非绝对，并提出直接灸要“避其面目四肢显露处，以疮瘢为害耳”等。其中不少观点，至今仍然可取。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之中，也载述了大量灸疗内容，在灸法上，又增加多种隔物灸法，如隔豆豉饼灸，隔泥饼灸，隔附片灸及隔商陆饼灸等。在灸疗范围上有较大的扩展，首先增加灸疗防病的内容，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指出：“凡人吴蜀地游官，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厉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其次，灸治的病种较前代有所增加，特别是在热证用灸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如热毒蕴结之痈肿，以灸法使“火气流行”令其溃散；另如对黄疸、淋症等温热病及消渴、失精失血之阴虚内热病症等，均用灸法取效。这显然是对《伤寒论》某些偏颇提法的纠正，也是对灸疗法的补充和完善。同时代的王焘，更是重灸轻针，提出灸为“医之大术，宜深体之，要中之要，无过此术”(《外台秘要·中风及诸风方一十四首》)，在《外台秘要》一书中，针灸治疗部分，几乎都用灸方。这种弃针重灸的观点，当然属于偏见，但是可证明当时对灸法的重视。

宋代著名针灸家王执中撰《针灸资生经》一书，亦以灸法为主，并记载了灸劳法、灸痔法、灸肠风、灸发背、膏肓俞灸法、小儿胎疝灸等灸治之法。书中还收录不少本人或其亲属的灸疗治验，如“予尝患溏利，一夕灸三七壮，则次日不如厕，连数夕灸，则数日不如厕”(《针灸资生经·第三》)。另外，王执中对灸感流注也作了较深入的观察：“他日心疼甚，急灸中管(脘)数壮，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上，至灸处即散”(《针灸资生经·第四》)。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普济本事方》以及《圣济总录》等重要医方书中，亦多收载有灸疗内容。如许叔微强调阴毒、阴证、阳微最宜用灸的观点，创隔巴豆、黄连灸法，方法是“用津唾和成膏，填入脐心，以艾灸其上，腹中有声，其病去矣”(《普济本事方·卷九》)。由于烧灼灸法较为疼痛，使人临医畏灸，南宋·窦材在其所撰之《扁鹊心书》中，首载了“睡圣散”，服后施灸，“即昏不知痛”(《扁鹊心书·卷上》)。

三、灸法应用的专业化和普及化

在唐宋时期，随着灸法的专门化，出现了以施行灸法为业的灸师。如唐·韩愈的《谴疟鬼》诗云：“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昌黎先生集·卷七》)，生动地按期绘了大炷艾灼的场面。宋·张杲《医说》中，也曾有灸师之称。除灸师专门掌握施灸技术外，鉴于当时盛行灸法，非医者对灸法也加以应用。《南史·齐本记》载，有人自北方学得灸术，因治有效验，迅速推广，一时间都中大为盛行，被称之为圣火，甚至诏禁不止。《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也提到：“吴蜀多行灸法。 ”表明此法在民间中已颇为普及。另外，宋“太宗病亟，帝(指宋太祖)往视之，亲为灼艾”。宋·苏东坡写有《灼艾帖》，李唐画有《灸艾图》，更证实了灸疗在唐宋之际流传之广。

金元时期灸法简史

金元时期，由于针法研究的崛起，灸疗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以金元四大家为首的不少医家，在灸疗法的巩固和完善方面，仍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刘河间不囿于仲景热证忌灸之说，明确指出“骨热……灸百会、大椎”等，并总结了引热外出，引热下行及泻督脉等诸种灸法，罗天益则主张用灸法温补中焦，多取气海、中脘、足三里三穴施灸，认为可“生发元气”、“滋荣百脉”等。朱丹溪也有不少灸治验案的记载，如“一妇人久积怒，病痫，目上视，扬手掷足，筋牵，喉声流涎，定时昏昧，腹胀痛冲心，头至胸大汗，痫与痛间作，……乘痛时灸大敦、行间、中脘，……又灸太冲、然谷、巨阙及大指甲内间，又灸鬼哭穴，余证调理而妥”(《丹溪心法》)。另如元代名医危亦林，在其所著《世医得效方》载述刺灸法治疗的56个病症中，灸法约占十分之八，且多涉及各科急性热病，时令病及惊、厥、损伤等症。并提出“阴毒疾势困重，……则灼艾法惟良。”(《世医得效方·集论说》)导阴毒宜灸的观点。在施灸方法方面，则不采用晋唐时期动辄百壮的做法，常因病症、因部位而用竹筋大、麦粒大、绿豆大、雀粪大，或灵活地“大小以意斟量”，以定艾炷之大小。且多数用七壮、二七壮、三五壮等。还重视对于灸后的护理，“ 以温汤浸手帕拭之”，“以柳枝煎汤洗后灸之”，防止感染，确为经验之谈。

明清时期灸法简史

明清时期，是我国针灸学从成熟而又逐步走向衰落的时期，虽然，这一时期偏重针法的应用，但灸疗也有一定的进展。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在所著《类经图翼·卷十一》中，专门辑录明以前几百个灸法验方，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几十种病症。另在《景岳全书》9～36卷所论述各科70余类病症中，有二十类提到针灸疗法，其中涉及灸方的达十五类，并详细论述了灸法的治疗作用。因此，可以说是对明以前灸疗临床经验的一次总结，明代伟大针灸学家杨继洲，也重视灸法的研究和实践，强调针灸并重。《针灸大成》第九卷，论述灸法凡四十一节，内容涉及广泛，有灸法、取膏肓穴法、相天时、发灸法及艾灸补泻等，以及灸治各种急慢疾病二十余种。在施灸方法的革新上，值得一提的是艾卷灸法的创用。此法最早记载于明初朱权之《寿域神方·卷三》，其云：“用纸实卷艾，以纸隔之点穴，于隔纸上用力实按之，等腹内觉热，汗出即差”。其后，逐渐发展，又在艾绒里掺进药末，命名为“雷火针”或“太乙神针”。所谓针，其实是灸，因它操作之法类似针法—— 隔几层纸或布，实按在穴位上之故。艾卷灸操作方便，痛苦又较小，且可随意调节热力，故很快得以推广。后来还有《太乙神针心法》(韩贻丰)、《太乙神针》(范毓｛81｝传、周壅和编)等专书出现和流传。除此之外，明代还有灯火灸的记载，系指用灯草蘸油点燃直接烧灼穴区肌肤的一种灸法；也有利用铜镜集聚日光作为施灸热源的“阳燧灸”等。

清代，是对我国灸疗法的总结时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清·咸丰时医家吴亦鼎所撰的《神灸经纶》一书，他在该书引言中指出：“灸法亦与地并重，而其要在审穴，审得其穴，立可起死回生”，说明灸法之重要。《神灸经纶》全面总结了清以前有关灸法的理论和实践，并参合了不少作者本人的临床经验。是一本集大成式的灸法专著。另如清·廖鸿润的《针灸集成》也收载了大量灸疗的历代文献，予以分类编排，如制艾法一节，就选录了《医学入门》、《医方类聚》、《局方》等多种前人著作的论述。对“发灸疮法”、“疗灸疮法”、“调养法”等都作详细的介绍。

在施灸的方法上，赵学敏所撰的《串雅外编》一书中，介绍了不少民间灸法，如鸡子灸，其法为“鸡子煮熟，对劈去黄，用半个合毒上，以艾灸”(《串雅外编·卷二》)，另如碗灸、麻叶灸、桑木灸等，应视为是对丰富多彩的灸法的一种补充。

清代末年，由于清政府在太医院等官方机构中废止针灸，导致了整个针灸学的衰落。灸法则因其法简单方便价廉而又有较好效果，在民间仍流传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