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重灸派分类
重灸派是指重用灸法防治疾病，或对某一类疾病使用特殊灸法有独特见解、疗效显著的针灸学派。古代灸法多用艾炷灸，由直接灸发展到隔物灸。明代出现了用艾条施灸，并在艾条中加入药物，分为有药艾条和无药艾条，其中有药艾条，依据加入的药物组方不同，又分雷火针、太乙神针等不同类别。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有葛洪、陈延之、王焘。
灸法在《内经》中常与针刺、砭石、药物并列，各有所施，据证而治。《素问·汤液醪醴论》说“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可见当时已有汤液药物为内治法，砭石、针灸为外治法的雏形。《灵枢·官能》云“针所不宜，灸之所宜”，说明灸法的主治范围和作用性质与针法不同，对经脉陷下、络脉结聚和阴阳皆虚的病人可用艾火灸之。《素问·异法方宜论》云“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说明寒证是灸法的主要适应范围。《灵枢·背腧》记载艾火补泻法，对后世灸法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魏晋至唐宋是灸法的盛行时期。魏朝曹翕《曹氏灸方》为最早的灸法专著，可惜早已亡佚。晋代陈延之《小品方》记载了禁灸穴位、误灸后果、艾炷大小与疗效的关系和灸治取穴法等。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了急症的用灸方法，如艾炷、隔盐、隔蒜、川椒、黄蜡、艾管熏灸等。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提出“灸疮发洪”说、“五脏中风灸背俞”说。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完善了灸法的理论，提出“灸之生熟”说，要求根据施灸部位、患者病情、体质、年龄确定灸量；还提出施灸的顺序、体位要求，强调早灸，尽量早治及灸疗防病，丰富发展了隔物灸法。他还拓展了灸治的病种，特别是在热证用灸上，提出对热毒蕴结的痈肿，用灸可使火气流行，令其溃散；对黄疸、淋证等温热病，消渴、失精失血之阴虚内热等均可用灸。王焘《外台秘要》弃针而用灸，主张艾炷灸的壮数要根据病变性质和施灸部位而定，书中记载了崔知悌灸骨蒸法等处方。唐代已有专门施灸的医生，称为“灸师”。《备急千金要方》记载“吴蜀多行灸法”，说明当时灸法盛行。宋代，灸法专著大量问世，如《备急灸法》《灸膏肓俞穴法》《西方子明堂灸经》大量介绍急性病症、外科病的灸治方法。窦材提出用灸扶阳理论，从临床治疗、摄生防病等方面强调阳气的重要作用，《扁鹊心书》提出“保扶阳气为本”，提倡“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把用灸扶阳摆在重要的位置，“人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更服保元丹、保命延寿丹，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年寿矣”。窦氏用灸壮数多，一般每穴百壮，甚至五六百壮。窦氏将宋代名医许叔微灸补肾阳、罗天益灸补脾胃学说发展成为脾肾双补学说，完善了温补学派的理论。
明代张景岳认为，灸有温通经络、驱散寒邪、解阴毒、温脾肾、回阳救逆等作用。清代吴砚丞《神灸经纶》总结了清以前灸疗学的成就，丰富和发展了重灸派理论。
古代重灸派，从操作方法上分，有化脓灸派、隔物灸派、药条灸派等；从适应证上分，有热证忌灸派与热证可灸派、急症用灸等临床灸派。
（一）化脓灸派
晋代《诸病源候论》《甲乙经》记载了发灸疮说，晋代陈延之《小品方》记载：“灸得脓坏，风寒乃出；不坏，则病不除也。”宋代王怀隐等所编的《太平圣惠方》云：“灸炷虽然数足，得疮发脓坏，所患即瘥；如不得疮发脓坏，其疾不愈。”闻人耆年在《备急灸法》阐述了灸疮与所患疾病、所灸部位的关系。南宋的王执中、窦材，明代的徐春甫、徐凤、龚廷贤、李梴等都支持这种说法，并提出了很多发灸疮的方法。有的外用热敷，有的外涂辛温通散生肌之品，有的内服滋补之剂等。清代，李守先在《针灸易学》中说“灸疮必发，祛病如把抓”，认为只有灸疮发，才能治愈疾病，否则不能奏效。虽未免言之过激，但涉及灸疗的刺激量，值得注意。
对减轻烧灼痛，古人提出了许多方法，如《扁鹊心书》记载内服睡圣散，实即全身麻醉法；明代龚信在《古今医鉴》中提出“挑筋灸癖法”，“用药制过的纸擦之，使皮肉麻木”，即局部麻醉法；《外台秘要》载瘰疬灸法，用麻花与艾绒混合点燃，亦有局麻之意；《寿世保元》记载“着艾火，痛不可忍，预先以手指紧罩其穴处，更以铁物压之，即止”的指压局部麻醉法等。
（二）隔物灸派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记载的隔蒜、隔盐、隔椒、隔面、隔灸器等隔物灸法，备受历代医家的推崇。元代朱丹溪对隔物灸应用较多，在《脉因证治》《丹溪手镜》《丹溪心法》等著作中，用到的隔物灸法有隔蒜、隔甘遂、隔头垢、隔盐、隔皂角、隔姜、隔附子饼等，治疗病种也很广泛。
明代的薛立斋在隔物灸治外科疾患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如用隔蒜灸拔毒消肿、用隔豉饼灸治疗肿硬不溃或溃而不敛、隔附子饼灸用于疮陷而脓水清稀、隔香附木香饼灸用于肝气郁结之证等都有独到之处。
中医文献记载，历代所用的隔物灸间隔物约有40种，除上述药物外，还有隔薤灸、隔韭灸、隔葱灸、隔蟾灸、隔鸡子灸、隔虫灸、隔碗灸、隔核桃灸等，包括植物、动物、器皿等，其方法之多，不胜枚举。
（三）艾卷灸派
艾卷灸法见于明初朱权的《寿域神方》，“用纸实卷艾，以纸隔之点穴，于隔纸上用力实按之，待腹内觉热，汗出即瘥”。这种方法称为实按灸，当时的艾卷并不掺药末。后来据李时珍《本草纲目》、杨继洲《针灸大成》记载，艾绒中加入麝香、穿山甲、乳香等药末，并名之为“雷火神针”或“雷火针法”。清代的范毓、李学川、陈修园、孔广培等加入的药物又有不同，并名为“太乙针”“太乙神针”。叶桂的《种福堂公选良方》中更有“三气合痹针”“百发神针”“消癖神火针”“阴证散毒针”等名称，所用药物不同，治疗病证也各有所异。记述此法的专著有清代雷少逸的《雷火针法》、韩贻丰的《太乙神针心法》、周雍和的《太乙神针附方》、陈惠畴的《太乙神针方》等。现代常用的艾卷灸法、药条灸法均由此发展而来。
（四）热证可灸派
明代龚居中在《红炉点雪》中明确指出，灸法可治疗寒热虚实诸证，虞抟《医学正传》及汪石山《针灸问对》对此做了解释：“虚者灸之，使火气以助元气也；实者灸之，使实邪随火气而发散也；寒者灸之，使其气复温也；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火就燥之义也。”李梴《医学入门》亦载此颇具颠覆性的学说。
其实，“热证可灸”说在明代以前已有不少医家做了论述，如刘完素、李东垣等人的著作中已有提及。朱丹溪在理论上也早有阐发，认为热证用灸乃从治之意，灸法之所以能用于阴虚证，是因为灸能补阳，“阳生则阴长”之故，把“热证可灸”上升到了理论。
但是，也有很多医家主张热证不可灸，代表人物是张仲景，他把热证用灸的不良后果描述得十分可怕，甚至认为可以导致生命危险。还有明代张景岳、清代的王孟英等也持这种观点。
（五）炼脐派
炼脐是用不同药物以适当的剂型填敷脐中施行隔物灸的一种方法，是中医温补派在灸法方面的发展，这一流派代表医家有李梴、龚廷贤。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有脐部填药、敷药的记载。张仲景《金匮要略》记载了脐部施治的方法：“凡中暍死……屈草带，绕暍人脐，使三两人溺其中，令温……”即通过人尿的温热作用于脐部来治疗疾病。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也有“以盐纳脐中，灸二七壮”治疗霍乱及“救卒中恶死，灸脐中百壮”等记载。皇甫谧提出脐部可灸不可刺，“脐中，神阙穴也……灸三壮，禁不可针刺，针之令人恶疮溃矢出，死不治”（《甲乙经》）。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也有很多记载，如盐填脐部加灸治疗霍乱、腹鸣、泻痢等消化系统病变；用苍耳子烧灰敷脐治疗脐部流水不止；杏仁捣泥与猪髓混合敷脐治疗小儿脐部红肿等。王焘的《外台秘要》中也有用盐敷脐治病的记载。宋代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严氏济生方》也记载了许多填脐的方剂。
明代李梴重元气，在脐部保健施灸，创立了炼脐法，为后世脐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医学入门》记载有彭祖固阳固蒂长生延寿丹、接命丹、温脐种子方、温脐兜肚方等多种方法。
龚廷贤非常重视脐疗法，如抢救溺死、霍乱已死、阴证腹痛冷极、卒中暴厥等病选用脐中一个穴位施灸以回阳救急；并提出“熏脐法”，在《寿世保元》记载了“益府秘传太乙真人熏脐法”。龚氏认为用艾火熏脐，能“壮固根蒂，保护形躯，熏蒸本原，却除百病，蠲五脏之痛患，保一身之康宁”。脐部施行隔物灸，是对保健灸法的丰富和发展。
此外，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用五倍子研末敷脐治疗盗汗、自汗，用黑牵牛子末敷脐治疗小儿夜啼等病案。张景岳在《类经图翼》中记载用炒盐满脐后加姜片盖定灸可治妇人血冷不受胎及多灸脐部延年等验案。
由于炼脐独穴派的方法独特，疗效显著，在清代备受重视，中医外治大师吴师机在《理淪骈文》中提出：“中焦之病，以药切粗末炒香，布包敷脐上为第一捷法。”其中记载的“太乙真人熏脐法”，所用药物达17味，通治劳伤、失血、男女科病变，使“炼脐”治病的范围更加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