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非洲的中医传奇 | 走方红沙国

编辑 | 玲子

审核 | 小也

作者介绍

胡臻，教授、主任中医师、硕士生导师，国家首届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浙江省名中医、温州市名中医。温州医科大学期刊社社长，历任温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首任院长、中国援助纳米比亚医疗队首任队长。泰国东方大学孔子学院首任中方院长。出版《Clinical Reasoning in Chinese Medicine》、《中医气化理论与实践》、《总统府里的中国医生》等八部专著。

走方红沙国

红沙，纯天然的红色，由于日的出和落在广袤而起伏的沙漠上留下了“红与黑”的色彩对比，这是西南非洲纳米比亚特有的色彩。

西南非洲的中医传奇

起伏的山峦正沐浴在傍晚的霞光之中，空气中正弥漫着这片有青草地特有的芳香。虽然此刻的我感到非常的疲劳，但内心充满着愉悦，文化只有通过交流才能得以融合，友谊只有通过心灵的碰撞才能发出光芒。

雨后，空气清新而明亮，薄雾退去的天空中到处洋溢着芳草的气息。荒地上到处点缀着匍匐倒地着结实，厚重的枯枝，小草着了魔似的在枯枝的四周的碎石中露出了青青的小脸。

当车轮碾压在风中凌乱的郊外荒草，卡图图拉医院被远远地抛到了车后的时候，我在心里思念着一位黑黑的脸上露出两排白牙的非洲朋友。

我在纳米比亚朋友认识的第一位朋友就是卡图图拉国立医院院长戴维德医生，这是一位与我同龄的黑人朋友，每当他见到我的时候总是发出友好的微笑，在那黑黑的脸上露出两排白牙，更显得精明而能干，虽然个子不高，但全身充满着活力，我们不仅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更是情同手足的兄弟。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回国后他也离开了医院，自己开诊所去了，不知这些年来，一切是否安好，而今安在，不知这次能否再见到他。我回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

沿着宽敞的楼梯我们上了二楼，虽然已是早上9点钟，可走廊上还是静悄悄的，一眼到底没见一个人影，当我们来到二楼院长办公室的时候，院长的秘书早已在办公室的门口等候我们的到来。

一位身材高大而消瘦的男性白人走了进来，跟着他一起进来的一位是个子瘦小的黑人男性，还有一位是高高大大、白白胖胖的白人女性，他们三人并排坐在我们对面的位置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各自特征明显，犹如形象逗人的滑稽演员。原来小个子黑男人名叫戴维德，是卡图图拉分院的院长。

纳米比亚独立以后，许多领域的管理体系还保留的南非的体系。如医院的管理方面还跟独立前一样几乎没有改变。除医院的管理团队外，整个医疗服务体系都沿袭着南非的体系。大部分的医生是白人，象戴维德这样的黑人医生是少而又少。

第二周的周二下午，时间刚刚过了四点，我们与往日一样还在忙碌着给患者治疗。突然从门外走来了一位穿白大衣的白人妇女，她是医院理疗科的一名治疗师。她一进门就直接朝我们走来，很没礼貌地对我们说：“现在已经是下班的时间，可你们还在给病人治疗，这样让我们都下不了班。”说完也没与我们交流，就怒气冲冲的离开了。

这件事情搞得我们很郁闷。随着工作的开展，到我们中医诊室求医的患者也越来越多，这应该是一件好事，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给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为什么病人多了，还有人不高兴呢？况且我们与理疗科一起工作也是医院的安排，我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我心里直纳闷。难道是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有什么地方不妥得罪到了他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也要随时与我们沟通才对，为什么不做任何解释，一上来就是一顿抱怨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在第二天工作间隙，把我们诊室的四周都走了一遍，原来中医诊室与理疗科同一个出入门，大家共用一个候诊室。理疗科的工作主要是在上午，而且病人不多，下午几乎没有病人，每天来中医科看病的人却很多，把候诊室的座位都占住了，而且由于同一个门进出，医院下午下班以后，理疗科和我们的诊室需要统一关门，这位白人女治疗师还要负责科室每天下班后关们。由于我们还有病人等着治疗，科室的大门就不能被早早关上，所以这几天她不得不等着我们的工作结束才可走人。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只要事先与我们沟通做好安排就可解决，不应该在我们都不知情，也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就发这么大的火，而且医院规定下班时间还没到，莫非她还有其他的考虑。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们觉得中医针灸与理疗科的工作性质和服务对象不同，把两个不同的科室放在一起，势必给管理带来混乱，为了避免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按现有的布局，把理疗科与中医针灸放在这么一个小小空间，不利于今后的业务发展，所以我们建议要独立开设中医诊室。我们将建议提交到了戴维德院长的办公室，希望能够早日解决这个矛盾。

戴维德院长也非常支持我们的想法，很快我们就得到了答复。一周后负责后勤的洪先生打电话对我说：“医院决定将中医诊室独立出来。形成一个中医诊疗区，区内包括2间医生办公室，3个治疗室，1个药房，大门入口处为候诊室，用于护士预约病人和病人候诊。”

洪先生是医院的后勤部门的主任，是荷兰人的后裔，他眼睛不大，却充满智慧的光芒，说起话来从容不迫，很能为别人考虑，保留了荷兰人善良精明的特性。对我们中国医疗队非常关心，特别是我们刚到纳米比亚时，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们解释，为我们的生活排忧解难。只是他的身体臃肿肥胖，约有200多公斤重，每天坐在椅子上不能动弹，稍有活动就气喘吁吁，在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摆放着一只氧气筒，以供急用。

想不到问题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医院开始设立针灸科，中医针灸诊疗区共占地面积100多平方米，中医针灸诊疗区的独立设置这给中国医疗队今后的工作发展，赢得了空间，特别是对医疗队的业务拓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种安排也避免了我们医疗队与医院理疗科之间矛盾。经过这些安排，我稍有一点踏实的感觉。

这时我想起了Margaret Mitchell,在《飘》的一书中有一句话:“生活本就没有义务满足我们的期望，我们应该接受现实，然后感恩幸好没有更糟。”确实在我们刚到纳米比亚有这样一个独立的中医诊室确实来之不易，我已是心满意足，在我看来它不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医诊室，而是沟通中纳人民友谊的桥梁；是向非洲大地敞开的一扇中医文化的窗口；是矗立在纳米比亚呵护生命的希望之家。

生活就像跷跷板，总是此起彼伏。不知这是谁讲的名言。

“昨天晚上有人在温得和克广播电台上投诉我们了。”

周三的早上，我们一来到卡图图拉医院，就听罗莎莉亚说：“电台要求我们尽快给予答复。”

从她那严肃的表情中我读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原来投诉者说他来我们的诊室观察了2天，对我们的治疗非常不理解，见我们每次给病人治疗时，用的针基本都是用同一种的针，而且针是实心的，针头的后面不带有针筒和药物，只是把针扎到病人的身体上，这让他感到非常疑惑，不用药怎么能治病呢？他认为我们在欺骗患者。

这位投诉者做事可真的叫认真，他不仅来我们这里陆续观察了2天，而且对我们使用的医疗器械都做了细致的观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居然没引起我们的注意，看来是来者不善啊。因为纳米比亚人喜欢听收音机，这个电台节目在当地影响很大，而且要求我们在一周内对这个投诉做出解释。虽然投诉者不了解针灸是什么回事，但是我们必须要向公众作出解释。我心里想纳米比亚的百姓对中医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这次投诉应该是一件好事，从中可以了解当地人对中医的认识程度，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在公众媒体上做一个宣传，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做一些宣传解释的工作。

在历史上中医的对外交流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各国，针灸治疗对其它地区的影响不大，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针灸的对外交流才日渐扩大。中医在近代的一次颇具戏剧性的时间事件发生在1971年7月26日，美国的《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两条重大的消息，第一条是阿波罗十五号宇宙飞船即将升空的消息，第二条是一篇美国记者赖斯顿在北京的“开刀记”，报道中记录了这位62的老人，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北京访问，在这期间换上了急性阑尾炎，并在北京的医院接受了手术治疗，在治疗的过程中，中国医生配合了中医针灸的治疗。想不到就是这么一篇平平常常，非常不起眼的报道，在当时的美国以及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中医针灸也随着这位主管光明、艺术和医药的太阳神阿波罗，与飞船一起登上了西方的圣坛。在那一段时间中医针灸在整个西方社会可谓家喻户晓。但是，在70年代的非洲，还是战乱不断，社会发展非常落后，广大的民众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都在发生了什么，对中医针灸自然是缺乏了解，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投诉不足为怪。

我随即打电话给戴维德院长，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对我说：“我知道投诉的事了，电台他们已经通知我们医院，在这周内要有一个解释，这事我会处理的，我今天就去电台解释，没问题。”

戴维德院长还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年轻有为的院长，做事务实干脆，而且对中国医疗队非常关心，对我们在医院的工作也非常支持，每次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他总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提出迅速解决问题的办法。

考虑到中国医疗队初来乍到，当地老百姓，甚至在医院工作的医生护士对中国医疗队，特别是对中医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识，我觉得开展对中医的宣传非常重要。

“我想我们不仅仅要到媒体上进行解释，同时我们要对医学界同行做一个讲座，介绍一下中医针灸的一些基本情况，以获得同行的理解。”我说。

我的想法与戴维德院长不谋而合，他也非常希望我们能开展一些中医的讲座，好好地介绍宣传中医，使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并接受中医。说干就干，我们商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戴维德院长负责，去媒体做好沟通，解释工作；另一路由我负责，先去准备好讲座的课件。

周五的中午，我们送走了上午的最后一位病人，急忙赶到餐厅就餐，因为下午两点钟还要举行中医学的讲座。为了把这次的课讲好，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安大使还特意安排自己的司机过来帮我们播放介绍中医针灸的电影科教片。戴维德院长也非常关心，特意去召集了许多医生和听众。

我们狼吞虎咽地用完午餐，急忙赶到办公室里取来中医教学模型和图表等教俱来到了中心会议厅。在我们作课前准备的其间有许多医生陆续来到，没多久教室内挤满了听讲座的人群，温得和克中心医院院长和副院长也坐到了听众席上。

两点钟刚过，院长戴维德医生走上了讲台，向大家做了有关举行这次讲座的说明。最后他介绍我上台讲课。

我从椅子上站起，向讲台走去。这是一个没有掌声响起的开端。我觉得这些听众中有些人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面对着静静的会议厅，我感到心在颤抖。对我们来说，这次讲座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开展。看着下面那一双双不管是怀疑还是期待的眼睛，我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当我讲出我的论题《自然模式医学——传统中国医学的介绍》后，我发觉自己已胸有成竹。我从远古的东方，我们人类的祖先为生存而创立的经验医学，讲到了这一古老的医学在历经了几千年的磨练，不断发展、充实，而今已走向世界，正引导着一种新世纪的医学潮流。

随着“谢谢诸位光临”的结束语，我便结束了今天的讲座，我觉得自己的讲座非常成功，但是又感觉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我觉得空气中有些异样的气氛，整个会议厅里显得异常宁静，静得几乎可以听到下面医生们呼吸时发出的声音，我不知道哪里出错。突然，坐在最后排的一位白人医生举手请求发言。

“今天我很高兴听了胡医师有关中医的介绍。”他像似有备而来，滔滔不绝地讲着：“但我想请问一下，传统医学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有存在，比如在非洲就有非洲的传统医学，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引进中国的传统医学，而不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医学呢？”会议厅的空气相似被凝固了，气氛开始变得紧张。我看见坐在他身旁的几位医生正在窃窃私语。

我额上似乎开始冒着细汗，迅速镇定了一下自己的精神，我觉得这个问题已超出了单纯中医学术的问题，有一点异样的味道在里边，我的喉咙在冒火。我喝了一口水，满脑子在快速地思索着说：“在世界卫生组织弘扬传统疗法的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与大家一起探讨另一种模式的医学。”

这时我想起了一句名言：“当你微笑的时候，你的声音也会莫名地随之改变。”我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调整好思路，我清了清嗓子，尽可能带着微笑有条不紊接着说：“就中医而言，在中国的发展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不仅深受亚洲人民的喜爱，同样也越来越倍受美洲、欧洲和非洲各国人民青睐。做为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支纳米比亚医疗队。我们希望能通过更多的交流，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与友谊，相互学习，共同促进，为我们共同的目的——治病救人，做出大家的贡献。”

记得我在说这话时尽量保持着微笑，当我讲到这里，那年轻的白人医生一下子像似明白了什么。原来那种挑战的目光开始变得柔和起来，脸上露出了歉意的笑容说：“非常抱歉，我刚才的提问并不意在反对你们中国医生。现在，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医学已走出了一条自己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路。”

提问一个接着一个，戴维德院长只得给大家的提问设了最后三个问题的限额，才帮助我结束了下午的讲座。当我们走出会议大厅时，有好几位医生过来热情地挣着要开车送我们回家，还有几位医师问我们什么时候开设中医课。

我眺望着远方，起伏的山峦正沐浴在傍晚的霞光之中，空气中正弥漫着这片有青草地特有的芳香。虽然此刻的我感到非常的疲劳，但内心充满着愉悦，文化只有通过交流才能得以融合，友谊只有通过心灵的碰撞才能发出光芒。

晨曦幽，黄雀鸣，清风一缕撩青衫。

昨夜菊花香满园，今夕满园洒春光。

人在何方

“胡医生，你看，报纸上都在报道中国医疗队在纳米比亚行医的事迹。”

星期一上午，我们刚回到医院，就在去门诊部的路上见到了马丁，他边说边给我递来了一张报纸。

我接过报纸一看，原来是1996年5月16-22日《新世纪周刊》，这是纳米比亚执政党人民组织党的党报，在健康版上的刊登了署名为安娜的文章，题目是《中国传统医学征服病人——针灸风靡纳米比亚》，文章中介绍了偏头痛和肥胖症等两位患者的治疗过程。记得一周前这位名叫安娜的记者来到我的办公室，我还以为她是来推销报纸的，差一点将她轰走。想不到她能给我们写出这么好的文章。

这时门外传来了一阵的喧闹声。

“先生，对不起，你不能进去。”露赛莉护士微笑着对一位从门外闯进的，又高大又肥胖的男人说着。

我把目光从报纸上移开，抬头见一位男人向我走过来，急切地说：“对不起，大夫。我已经给你们打过好多电话，露赛莉护士把我预约到下个月才让我来治疗，可下周我就要跟努乔马一起访问德国。你看我腰都痛成这样，还怎么能去呢？”

原来，这男人名叫马辉列列，是努乔马总统青年时期的亲密的战友。多年来，他一直追随着总统，为纳米比亚的国家独立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现为国会议员，总统的特别司法顾问。

“我这病是为国家独立而得的，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马辉列列急切地说着。

“二十多年前，我在一次丛林战斗中被布阿军队（在纳米比亚独立前称南非的白人军队为布阿军）抓住了。”马辉列列像似进入了痛苦的回忆，目光开始变得暗淡而忧伤。“为了让我说出努乔马总统的下落，他们给我用了电刑。”他喘着气，全身的肌肉不由得颤抖着，抬头看了我一眼接着说：“他们用绳子绑住我的双脚，把我倒挂在空中，然后用电线吊着我的两手，给我用电刑。”

“有一天。”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他们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把我们都倒挂着，当做活把子来射击。”他一手提起自己的衣服，另一手向后指着背部的疤痕对我说：“看见了没有，这疤痕就是那次留下的。”

“那一天，我们共有十二人被杀死。可是，他们没有杀我，我是来陪杀的，我活下来了，他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逼迫我屈服。由于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从此以后，他们把我关进了一个海岛的监狱。”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看着我说：“就是与曼德拉总统关在一起。这一进去就是二十年，与世隔绝了二十年。”

我静静地听着他的讲述，忘记时光的流逝，渐渐地我对这位外表粗鲁，年过花甲的老人产生了由衷的敬仰之情。他坐在我的面前，稍驼着背，平凡得如同任何一位过往的行人。但他是伟大的，他用他的精神力量跨越了经久的生死磨难，为人类争取独立自由的进步事业付出了常人不能付出的一切。原来，这西南非洲的荒野，还曾是一片血染的疆场。

听完了他的介绍，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开始给他认真地检查，然后用针灸给他治疗，他伏卧在床上，显得十分安详与放松，像似陶醉在这种治疗给他带来的愉悦之中。

半个小时后，当他从床上下来后，竟发现自己的腰已经可以自如地转动了。他笑逐颜开，竖起大拇子不停地说：“中国医生是这个。”

望着远去的马辉列列，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他从生死线上走来，带着欢快的笑语离开，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给我上一堂人生的大课。

傍晚我们吃过了晚饭，医疗队的四人都围在电视机的前面看电视。因为纳米比亚电视台，在六点四十五分的健康与卫生栏目里，要播放有关我们医疗队在纳米比亚工作的记实报导。

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我们接到了来自经商处会计刘越不安电话。

当刘越把我们迎到他们的住处时，我发现李秘书正躺在床上，不仅是两眼红肿，而且是整个脸都欣红肿胀。

原来，今天李秘书和刘越夫妇到海滨钓了一天的鱼，回来时才发现李秘书眼睛越来越肿，而且疼痛难忍。我看着李秘书的这种情景，考虑这是由于过分地接受紫外线的照射而引起的烧灼损害。可问题是我们没有现成的药物可 以治疗这种病。

我在无可奈何之际，走到了经商处后面的游泳池边。望着前面的一棵桑树正摇椅在晚暮的雾霭中。在纳米比亚由于缺水，一般的树木长得都不高。就拿这棵桑树来说吧，十多年的树龄，还长不到两米高，枝条却变得又细又长，从树杆的上方像柳枝一样垂挂下来，整个桑树呈一个大伞型。桑叶又小又硬，叶子的顶部变得尖尖的犹如针刺，一不小心被它扎一下的话，虽然没被刺破，却有钻心的疼痛。想不到在这非洲，原本为蚕虫美味的食品都变得这么坚硬可怕。望着眼前这一刻桑树，突然我大叫一声：“好，就用这个办法。”

倪医生在一旁被我的举动吓了一跳，急忙问我：“你到底想到什么了？”

我也没有跟倪医生多说什么，只是叫他陪我一起去摘桑叶。当我捧着一大堆的桑叶，重新回到李秘书的卧室时，大家都用疑惑的目光望着我。

我让刘越给我拿来一只不锈钢的大碗和菜刀。把桑叶放到碗里，用刀柄将桑叶捣成糊状。后再叫刘越给我拿来一块纱布，我把纱布盖在李秘书的脸上，然后用桑叶糊到在上面作成一个面膜。直到这时，大家才明白我的用意。

然后我告诉刘越说：“用这个面膜一直盖到明天。半夜里如果面膜变得干燥的话，可以用剩下的桑叶汁到在面膜的上面，以保持湿润。”

第二天早上，当我醒来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到经商处找李秘书，问一问用过桑叶面膜以后的情况到底如何。

“你好啊。胡医生，今天我的脸好象已经不肿了。眼睛也可以张开了。也没有什么疼痛。真是太谢谢你了。”李秘书说完就开心地笑了起来。这一笑声确实是对我莫大的奖赏。因为从这里让我也积累了宝贵的临床经验。

一周后的一天当我再次见到李秘书的时候，我发现他原本黑乎乎的脸皮变得白净了许多，他高兴地告诉我这几天他还在敷用桑叶面膜，他发现用了这药以后不仅脸上变白了，而且青春痘也少了许多。

原来我们平常给蚕吃的桑叶还是一味很好的中药，不仅有清热祛风，还有美白作用。李秘书打趣地说：“从此以后发现非洲大地上要多了许多白人。”

回想起20年前我们在纳米比亚，就是在这么一种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开始了中医的非洲之旅，凭着心怀着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大爱，在非洲的大地上播种中医文化的种子，传递人间友谊，开启了治病救人的国际人道主义的医疗实践，特别是在一些极端的条件下，面对一些特殊的患者，需要我们化腐朽为神奇，无中生有、就地取材开展医疗救治，这或许正是中医的魅力所在。

“卡图图拉国立医院是这地区最大的医院，我们的病人来自各地，病人希望在医院的病区也能开展中医针灸治疗。”

周三的下午，戴维德院长的秘书通知我去参加医院的办公会议，这是医院每月一次的工作会议，我还是第一次被邀请参加，会上洪先生提出，现在医院开设了中医针灸科，目前主要服务于门诊患者，希望病房也能开展起来。没想到洪先生的这个建议一提出，就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纳米比亚虽然地处非洲，但是自从1990年独立以来，纳米比亚政府非常重视发展卫生事业，成立了纳米比亚卫生和社会服务部，在全国设有13个地区办事处和3万个县级办事处。医疗服务主要由国立卫生机构承担，全国有国立医院35家，卫生中心50个、卫生诊所300家，医疗卫生站1500所，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全国医疗体系。纳米比亚的医疗水平也很高，这里主要沿袭英联邦医院管理体制。听说在90年代早期在这里就开展了心脏的手术治疗。但是纳米比亚国民的医疗保障做得很好，住院病人几乎不用自己出多少钱，基本的检查、治疗、护理以及生活费用均由国家承担。

在戴维德院长的安排下我每周要参加病房的查房2次，这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每次查房都有一批不同的专业人员组成，一般有一位主任医师牵头，查房专业人员包括内科，外科，药剂师，营养师，住院医师以及护士等，这与国内的查房的情况完全不同。我的加入使得中医针灸的治疗第一次进入了纳米比亚国立医院病房，这给查房的内容增加了许多话题，病人对中医治疗抱有很大的期待。

我参加的这个医疗组是由一位这位来自南非的白人医生负责，他是一位非常敬业的医生，对病人非常负责，对下属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开始的时候对中医的治疗心存疑虑。记得有一天，病房收进了一位糖尿病的患者，而且有严重的下肢感染，在查房中外科医生考虑要手术截肢治疗，可是患者坚决不同意，就请我结合中医治疗，我与医师团队密切合作，给病人开始了针灸治疗，令大家非常惊讶的是经过二十来天时间的治疗，患者下肢的感染得到了控制，这个病案的成功治疗让整个病区的医生和患者欢欣鼓舞，这样一来这位严厉的主任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放心，每当主任查房结束后都会笑着对我说:“这些病人都交给您了。”

这些合作表面上看起来是医生与医生之间的个人合作，其实这是学术间的一种融合，是中医学术体系在非洲的一次与西方医学的交融，这不仅需要技术过硬，更需要文化自信，也只有把技术与文化结合，才能把路走得更远。

随着我们在纳米比亚的宣传工作的开展，特别是有越来越多的患者经过我们的治疗后得到了康复，来中医科就诊的病人不仅是人数急剧增多，也从原来的单一黑人变得更为多元，许多白人患者慕名而来，而且我们与医院的医生合作也越来越好，经常有当地医生把患者转诊到中国医疗队中医针灸科，大家在平时见面也变得我更为开心。

在离开纳米比亚的这些日子我经常回忆起这些黑人朋友渴望得到医治的眼神，是那么的信赖和友善，透出的是一片真情，没有丝毫杂念。我们把祖国医学带到纳米比亚，不仅仅是带来了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文化，一种和谐的文化，一种历经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医药通过治病救人的过程，展现着传统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医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婀娜多姿的桑树呈伞状亭亭玉立在草坪的四周，长满桑椹的桑枝如柳树般垂挂了下来，青色、白色、黄色、红色、紫色等不同色彩的桑椹，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更加晶莹剔透，清风过后，如五彩的珍珠链条在空中摇荡着。

这是一个硕果满园的季节。

1996年5月13日中午12点，小车在纳米比亚共和国卫生部的土黄色大楼前停了下来。戴维德院长早已在大门前等候。通过了有警卫把守的入口，我们被引到了116号房。

“欢迎、欢迎。来自中国的医生们。”一位黑人男子从里屋走出，边说边热情地握住我的双手。他年近花甲，中等个子，黑黑的脸上有一对细细的眼睛，从里边射出了自信与慈祥的目光。一开口便露出了两排白净的牙齿。他就是纳米比亚卫生部伊扬布部长。

部长请大家入坐后，便让白人女秘书给我们端上了茉莉花茶。白雾状的水气从茶杯里袅袅升起，向四周蔓延开来，空气中洋溢着茶的芳香。在桌子的正前方的墙壁上挂着一枚铜制的纳米比亚国徽。这是一个制作非常精美的国徽。中央上面绘有国旗图案的盾微，盾微底部的黄色代表辽阔的纳米布沙漠；沙漠下面嵌有一条白色饰带，上面刻着国家的宪法原则：“团结、自由、公正”。盾徽上方展翅的鱼鹰代表水资源，鹰爪下绘有国家主要的矿产资源钻石；两侧分别立着两只纳米比亚特有的非洲直角羚羊，是丰富的自然资源的缩影。

纳米比亚独立以来，政府坚持民族和解政策，政局保持相对稳定；努力改善黑人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同时注意维护白人合法权益，并留用部分前白人政权官员。所以在卫生部里同样也有许多白人担任各种不同的职位。

“这次你们医疗队的到来，是纳中两国医学交流史上的里程碑。代表着两国医学交流开始走上了合作的道路。”部长看了我们一眼说：“感谢中国政府对我们的支持，也感谢各位医生的辛勤劳动。”接着他向我们介绍了纳米比亚卫生部的有关的情况。

该我们讲话的时候了。回想起在来此之前安大使交代的话，我心里踏实了不少。我面带微笑地说：“首先请允许我传达，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纳米比亚特命大使，安永玉先生对部长阁下的问候。感谢部长对我医疗队的关心和支持。”

部长兴趣盎然地听着我的介绍，并不时地加以询问。我向他介绍了祖国医学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文化背景，例举了我们来纳以来工作开展的情况以及病人以及社会舆论对我们中国医生以及中医针灸治疗的反映，并与部长一起讨论了中医在纳米比亚的发展前景。

部长边听边不时地点头，最后他高兴地说：“记得去年努乔马总统访问中国时，曾问过中国卫生部官员，能给纳米比亚派遣多少医生，那位官员说我们纳米比亚需要多少医生，他们就可以派出多少。看来，我们需要很多中国医生来这里工作。”

告辞了部长及各位官员，我们走出了纳国卫生部的大门。从四周花丛中散发出来的芳香，阵阵扑面而来，泌入心脾。纳米比亚这一片非洲热土，也一定会散发出祖国医学美丽花朵的芬芳。

中国卫生部援外办公室主办的《援外医疗通讯》一九九六年第三期登出了”《首批援纳四名队员工作出色受到纳卫生部长亲切接见》的报道，对中国医疗队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文章指出：“我援助纳米比亚医疗队胡臻队长等四人已在温得和克市喀图图拉中央医院行医两周余，初步反响甚佳。执政党报、《新时代》周刊等均有上好客观报道。就诊病人络绎不绝，中午进餐、下午关门时不得不控制人数。维特布伊副总理夫人每晚求诊；总长、财长、总统副秘书、加纳驻钠高级专员（大使）等排队待诊。”

中医学不仅仅只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医学科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更是我们的祖先奉献给全人类的灿烂的文化瑰宝。中国医生的到来不仅带了不同的医疗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带来了一种服务体系、一种文化范式，犹如常春藤深深地扎根在这片遥远而温暖的西南非洲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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