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下的武汉中年
儿子:“爸爸,你怎么不进来啊?”
我笑着说:“因为爸爸身上有病毒,要是传给你了就得去医院打针啦,你想不想去啊?”
儿子说:“我不想去。”
我多想抱抱儿子,但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笔者:杨珺
唯医互联网骨科医院西北中心 副院长
原上海长征医院脊柱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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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2.1万余字,写得比较长,感谢读者耐心读下去。
本文逐日记录了母亲感染-轻症-家中治疗-确诊-重症-住院-病情好转-治愈出院-转至隔离点隔离28天跌宕起伏的经历。涉及就诊、用药、吸氧、核酸检测、确诊、蛋白注射、隔离、免疫重建等信息,希望大家用不上!
武汉封城,至今我还不能回医院复工,若是以前,早已心急如焚;但是经历了母亲成为新冠患者的虐心经历,我特别感激,甚至有些宿命论地相信这是上天的安排:若不是我在封城前一天回了家,可能现在已与母亲阴阳两隔了。
这时候我特别相信罗曼罗兰的那句话:“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下列主题,可以搜索标题里的关键字进行查询:
1、回家第一天就遭遇封城,亲历者的我是什么感受
2、后知后觉,母亲感染的危险因素
3、投身一线的医生同学,给了我莫大帮助
4、母亲发烧,误判普通感冒后,用药如何处理的
5、反复发热,门诊部判断高度疑似后,我为什么要求母亲第一时间回家而不是住院
6、采用长海医院的治疗方案,并进行核酸检测
7、情况突然变化,家中进行免疫球蛋白注射,监测血氧饱和度,并家中吸氧
8、情况急转直下,出现重症症状,住进汉口医院,等待核酸结果
9、核酸结果确定阳性,转院火神山,对症治疗及高流量吸氧,有好转
10、两次核酸检测双阴性,出院到隔离点隔离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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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中的时候读完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跨越半个世纪的爱恋在那个特殊时代的背景中显得犹为伟大,犹为圣洁。
里面有一句话,至今依然萦绕在我心头:原来是生命,而非死亡,才是没有止境的。读书那会的我完全没有料到,半年之后居然也会面对看似遥不可及的瘟疫。
不仅仅是面对,而是近在咫尺。
回顾2020年开年发生的一切——原本满心期待的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一场猝不及防的瘟疫降临在我身边,彷徨、迷茫、挫折,各种情绪纠缠着,让我不愿再去忆起。
然而,一路上与痛苦相伴的又是一幕幕温情,促使我再次把那些点点滴滴拾起,令我从一名医生、一个儿子的身份去记录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始末。
2019.12月末
12月的最后几天,已经爆出“武汉市出现类SARS病毒感染”的消息,后又被辟谣。医生对院内感染的新闻是相当敏感的,所以一开始关注这个新闻的应当都是医生(这也是后来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的“李文亮事件”)。
我给当时还在上海带儿子的岳父母说,不要带儿子回武汉了,武汉的情况好像很微妙。那时候我说这句话,是不经意间的闲聊,也带着一点不愿岳父母太早把儿子带回武汉的私心。
随意的一句,也并未引起老人的重视,当然,在那个时候谁也不可能预料到后面发生的一切。
2020.01.21
几天前,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下发了关于国家卫健委办公电话会对武汉肺炎情况的防治精神,会议是医务科科长专程下到骨科来进行传达的。
在这时,无论科室医生还是其他工作人员都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于我而言,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因为马上我就要回武汉过年。
那天我给爸妈打了个电话,询问他们有没有买口罩、消毒剂等,他们出于怕我担心的考虑告诉我已经买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他们并没有买任何防护物资。因为直到那时,武汉市的市民和全国绝大多数人一样,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
21号是从银川回武汉的倒数第二天,科室举行了新春团拜会,大家都沉浸在一派喜悦祥和的气氛中。团拜后,科室再次展开了冠状病毒知识培训。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续进行高密度培训,此时疫情蔓延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会后我再次致电父母,急切要求、甚至带着命令的口吻让他们赶紧购买口罩,此时他们终于听从了我的建议。
2020.01.22
交完班我便踏上了归乡的旅途,临走时还和同事戏谑:让我去看看疫情一线的情况如何。回家与家人团聚共度春节的喜悦,占据了我大部分的心情,那个时候对于疫情,还像是对待一个新鲜事物一样,毕竟这样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极为罕见。
到达天河机场的时候,自拍了两张,毕竟这样的机场,是少小离家后难得一见的。每年春运熙熙攘攘的人群才是过年时最令人倍感亲切的场景,不过此时的天河机场,人烟稀少、气氛肃穆,而且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同时佩戴口罩。
这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类似的场景在接下来的数月中,会不断重复出现。
2020.01.23 武汉封城
一早起来,便去汉口接妻儿来武昌过年。在此之前,我已在爱人家庭微信群中反复告诫取消过年所有家庭聚会、取消所有订餐,基于我的执着警告,也基于武汉市越来越紧迫的形势,爱人家中最终决定取消了这一年中最重要的团聚时光(当然,就算当时不取消,餐馆也不会再营业)。
回到武昌家中,已接近中午,长期在外出差,与妻儿、父母聚少离多,终于共享天伦,家中一派祥和。父母准备饭菜,与儿子玩耍,便进入到预想中过年的常态。
刚吃过午饭,我才翻看手机,屏幕上便跳出了惊人的消息:武汉封城!刚看到这个消息时,我脑子里冒出的是这两个想法:
1、幸好昨日提前返回,再缓一日,不知还能否顺利返汉,实属万幸;
2、武汉是一个特大城市,常住人口超过一千万,即使过年有很多人返乡,市内人口至少也有几百万,这样的城市人口规模,在全球也不多有。这种规模的戒严,在人类历史上都绝无仅有,从这个时候开始,也许我就在亲历历史。
关于武汉封城,我记得通知是22号晚间发出的,但是到了23号早上才开始执行,这段时间有很多人离开了武汉(据说是500万),这也成为全国很多人诟病武汉市的口实。
我想很多人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任何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都是移民城市。武汉市户籍人口880多万,常住人口大于1100万,大量的学生、外来务工人员需要返乡,这也符合往年春运的规律,这些所谓的“逃离”居民有多少是武汉市居民,难以核算。
如果这部分人员留在市内,居住、日常饮食都会存在问题。面对繁杂的信息,加上自我的判断,减少一味的指责谩骂、地域攻击,这也是一个公民的基本素质。
2020.01.24 大年三十
取消了常规的餐厅聚餐,母亲还是希望能有仪式感地过年,于是我陪她出门买菜。这时我才注意到:父母佩戴的口罩,居然还是老式的棉布口罩。这种棉布口罩,透气性差、缺少有效的隔离防护,可以说是口罩中最不被推荐的种类。
我问母亲,为什么买这种口罩,是买不到其他的还是怎样,母亲告诉我,是父亲接到我电话后去买口罩时挑选了最便宜的一种。勤俭持家,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特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难以褪去这一时代的烙印。
我们去了儿童公园对面的小巷子里买桂鱼,母亲说我们常年在外难得吃一口家里的菜,孙子也爱喝鱼汤,便买一些。
卖鱼的地方卫生条件很差,虽然大家都佩戴口罩,但是污水横流,然而当时我并未在意。事后忆起,母亲的感染,极大可能便是此时:菜场脏乱、室内外温差大、与卖菜小贩的密切接触,这些都是感染的危险因素。
回到家中时,看到原来的微信工作群里在讨论母校要派紧急医疗队的事,也看到了熟悉的医院会议厅内誓师大会的现场情形,顿时热泪盈眶。
虽然离开了母校离开了部队,但是母校的一举一动我依然时刻关注着,在这种时刻母校的医疗队驰援武汉,让身处风暴中心的我百感交集。
我立刻发信息给大学同学江全询问了学校的情况,得知他爱人张越和老同学张金韧同在医疗队中,便马上给他俩发了信息,特别想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给我的老同学、老朋友送去一点温暖。
大年三十,本是万家团圆的时刻,他们放弃了一年一次的家庭团聚投身最危险的第一线,不仅是军人的职责,也充满了心酸,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去探望他们。
那时候的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后来我不仅没能够探望他们,反倒让他们给与了我莫大的帮助。
2020.01.25 大年初一
2020.01.26 大年初二
早上起来,给医疗队的朋友发信息问候,因为是封闭式管理,他们直到下午才给我回话。到达武汉后他们的准备和学习从早上一直持续到晚间,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下午的时候,和家人谈论间提到儿子喝奶的问题,武汉封城,儿子喝的进口奶粉没办法再邮寄,我提出去超市看看,有什么样的奶粉便买什么样的,非常时期也只能凑合着应对。
超市五点就停业,此时已过四点半,我和母亲决定立即出门,因为不知道后面超市是否还能正常营业。
出门时发现外面下起小雨,要赶时间,我们没有再返回取雨伞。水果湖步行街上的中百超市还在营业,人潮涌动,母亲说人太多了,我们不去,她应该已经有了强烈的危机意识。
我们便去了旁边的国际部,那边人较少些。为了缩短购物时长,我排队结账,母亲去挑选商品,很快便出来。随后我们又去了仟吉面包店,店里人很多,熙熙攘攘,我拿着购物袋,母亲没有让我进去,她进去挑选,我在外等候。
不知道是因为人多物少还是排队时间长,母亲进去了很久才出来,刚好此时雨下大了些,我跟她说,把帽子戴着免得淋雨,母亲回应几步路就到家了,没事。
吃过晚饭,母亲去练字了,去年下半年开始,她开始学习毛笔小楷,抄写道德经。母亲是一个做事极其认真的人,无论是学钢琴还是练字,她都几乎每天不落。从八点多一直写到十点半,父亲还叮嘱她不要练习时间太长了,避免劳累。
练字结束后,母亲跟我说,她有点不舒服,好像发烧了,我拿给儿子用的耳温枪给她测了一下,37.6℃。
耳温枪的测量经常会偏高,再加上白天淋了点雨、晚上练字时间太长,我觉得她可能是受了凉有点劳累,安慰她让她赶紧躺下休息,吃了泰诺降温,再加上她常年服用的思诺思。
母亲提出要把自己隔离在单独房间内,担心传染给孙子,接下来的几天,她几乎都是单独隔离的。
当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疫情已经在全国开始蔓延,全国各地的防控开始升级。公司高层也为线下几家医院的医护、工作人员的防控工作开始布局。
公司创始人刘总提出要购买一批口罩供银川和重庆医院使用,但此时口罩的采购已经变得十分困难,赵辉主任、马总、晧姐都在通过各个渠道想办法采购。
我给嫂子打了个电话,她做的是医用物资的外贸生意,我知道她和口罩生产工厂业务来往紧密,想通过她想想办法。嫂子联系后回复我,目前只有工业用N95口罩,医用口罩已经全部被政府征用。请示刘总后公司决定采购一批。
2020.01.27 大年初三
昨天夜里母亲没有睡好,她常年睡眠质量不佳,需要依靠思诺思辅助睡眠,再加上发热不适,睡眠差在情理之中。
起床后测体温,已经超过38℃,这时我并没有往肺炎上去想,因为出门次数有限,也严格佩戴了口罩,我觉得感染肺炎的可能性极低。但毕竟儿子也在家中,大人的顾虑都是担心小孩子被传染,尤其在这种特殊时期,小孩子一旦生病,就医会相当困难。所以当务之急,需要把母亲的体温控制住。
家里除了泰诺,再没有什么药物了,我便出门去最近的药房买药。到达药房的时候多少有些惊愕,这样的场景前所未见——药房大门紧闭,所有工作人员已经穿上防护服,在大门后售卖,付款、拿药都是隔着铁门,而买药的人早已排起长队,准确的说,更多人是来抢购口罩的。
外科口罩没有货,只有可以替换滤片的口罩(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口罩,安全性无从考证);收款只能使用微信或者支付宝,付款时还需将手机交于工作人员拿到屋内的收银台扫码,加上排队人数较多,这样的售卖方式,引起的混乱喧嚣自不必说。
整整排了一个小时,我才买到药,包括美林口服液(小儿的退烧口服液,我自己发烧时服用后效果良好)、奥司他韦(广谱抗病毒药物)、泰诺(盐酸伪麻黄碱,解热镇痛),顺便也买了两袋口罩,虽然对这种口罩的安全性有疑问,但是也好过父母使用的棉布口罩。回到家中便让母亲服下。
公司口罩采购的事也有了一些进展。通过嫂子已经付款,但是由于湖北省内物流的问题,口罩的运输还需要时间。这时我和嫂子心里都没底,货什么时候能够拿出来。
2020.01.28 大年初四
服用药物后母亲的体温一直反复,从37℃不到到超过38℃不等,我反复询问她有没有气急等其他伴随症状,她都说没有,于是我还是把她的情况当做普通感冒来处理。
母亲自发病开始,自我隔离在客卧中,佩戴口罩,不和我们任何人接触,在当时,她的防护意识甚至高于我。儿子问我:奶奶为什么不出来玩啊?我想和奶奶一起玩,甚至推门想进入客卧,都被母亲喝止了。
母亲前一日已经提出,是否需要把孙子送去汉口我岳母家,我寻思着她的发热两三天之内就能好,一家人难得团聚,再观察观察。但是从年初二开始发热已经持续到第三天了,还在反复发作,我决定保险起见,还是将妻儿送走。
吃过午饭,我便开车将爱人和儿子送去汉口,临分开的时候我还安慰儿子:过两天奶奶好了,我再把你和妈妈接过来。儿子满心欢喜。
他们走后,母亲便移居到了主卧去隔离,家里的格局变成了我睡客卧,父亲睡沙发,我和父亲提出我要睡沙发,但是他坚持不允。那时未曾想到,和爱人儿子的分离,竟会持续如此之久,也未曾想,这样的家居格局,亦会保留至今。
口罩采购的事情有了新的进展,货物几经周折,终于运到了武汉。嫂子告诉我,因为湖北省内高速路已经被封,只能通过志愿者的车辆将货物运出,再等他们挨家挨户将不同的货物送到各家。
为了将货物寄出,哥哥和嫂子又跑去顺丰两趟,才最终寄出,而且武汉市的货物,无法直接发往重庆和银川,只能先发往北京,我和北京的同事联系后,决定统一将口罩寄往北京,再由北京寄往重庆银川。
晚上的时候,大哥大嫂从上海给我们家寄的口罩也到了,是KN95的工业用口罩。口罩购买在这时已经相当困难,不要说医用N95,就连普通外科口罩都很难弄到,这盒口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成为我们家使用的主要口罩,也是解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
2020.01.29-2020.01.31 大年初七
过去的两天波澜不惊,母亲依然在反复低热中度过,体温在37-38.5℃波动,除了因为发热引起的精神不佳,其余没有任何症状。但是持续的反复,依旧让人担忧,我一直坚信她不会感染的信心开始动摇。
我坚持不让她去医院检查的理由有两点:
1、母亲感染的可能性不大;
2、这个时候盲目去医院就医,交叉感染风险很大。
这两点理由,随着她病程的延长,显得越来越无力。
早晨起床后,我和父母商量,可以去省直机关门诊部就医,抽血及拍胸部CT排除肺炎。省直机关门诊部大部分就医人员都是水果湖地区的居民,多数就医的目的是开药,人数一般不会多,为了降低交叉感染风险,我没有同去,在家等结果。
省直机关门诊的情况和我预想的一样,父母去了以后,一个小时就有了结果。10点钟,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医生要老两口赶紧去第七人民医院就诊!父亲的语气急促,很显然,两位老人已经六神无主。
这个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时间无数的想法从脑海中冒出。出于医生的本能,我迅速冷静下来,电话里我问父亲:是不是医生通知社区强制要求你们就医?父亲说不是。我告诉他,什么都不要再问,什么都不要再说,赶紧回家,我考虑考虑。
在他们回家的十五分钟内,我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首先,医生让母亲去七院,说明母亲一定是高度疑似病例;
其次,从过去几天母亲的症状来说,她现在还属于轻症患者;
第三,如果现在去医院就诊,医院类似的患者一定数目庞大,而且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治疗。
基于以上几点,目前来说先回到家中,再制定后续的策略应该是最佳的选择。
父母回到家中,我阅读了母亲的胸部CT片,尽管我不是呼吸科医生,但是对于如此明显的肺部感染变化,不可能没有判断。
我安慰母亲:即使是肺部感染,冬季春季交替是肺部感染的高发时节,也不一定是新冠肺炎,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诊断。
母亲这辈子就没有感染过肺炎,在这种时候感染,加上症状不典型,发热类型属于低热,新冠肺炎感染的可能性极大。我把片子用手机拍下来,发给医疗队的朋友,朋友也验证了我的猜测并且很快给予了我治疗意见。
作为医生的经验告诉我,病毒性肺炎,大多数是自愈性的,并没有特效的治疗,更不用说发病时间如此之短的新型病毒了,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目前的方案都是经验性的,所以朋友给我的,是医疗队的经验性治疗方案,也是目前的最佳选择。
另外,我和父亲是母亲的亲密接触者,即使我俩没有任何症状,也必须排查。
我决定,根据朋友的建议去买药,同时我和父亲都去做胸部CT。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需要对母亲确诊-在最短时间内给母亲做核酸检测。我是外科医生,我明白核酸检测的意义就如同病理活检之于肿瘤,是对疾病的定性手段。
这个时候,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手段刚问世不久,我想这时候要做核酸检测一定非常不易。我想到了XX部队医院,一是因为我刚刚退伍,爱人也是军人,母亲也许可以作为军属在那里优先就诊,二、再是因为那里不是定点医院,就医人数可能不多,如果去碰碰运气,也许能够做上。
下午我和父亲再次前往省直机关门诊,做了肺部CT。CT室的人告诉我们,如果结果异常,半小时之内就会通知我们,如果正常,第二天再来取片子和报告。
半小时的等待非常漫长,我看得出父亲非常焦急,这种焦急出于对疾病的恐惧,出于对母亲病情的担忧,也出于担心自己万一也染上后对儿子造成的压力。
所幸,结果正常,我和父亲暂时安全。在门诊部,我按照朋友的处方开了莫西沙星和维C,回家给母亲加药。服药后母亲的情况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情绪也较为稳定,我认为,这只是轻症,大多数患者能够自愈,也安慰父母要有信心,无需过度恐惧。
到了晚间,情况突然变化,母亲开始自述有些气喘的症状。母亲是一个非常严谨认真的人,这种性格的中老年女性我在临床上碰见很多,共同的的点是,有不同程度的焦虑。
此时母亲的症状我无法判断是器质性变化还是得知自己基本确诊后的心理因素引发,我隔着窗户叮嘱她一定要稳定情绪,即使是新冠病毒感染也不要过度紧张,并且把她房间的窗户打开通风,观察一夜以后再做决断。
2020.02.01 大年初八
母亲的状况经过一夜,急转直下。早上起床时,母亲自述呼吸不畅、气急的症状明显加重。我决定和父母开车前往XX医院试试。下楼时我观察母亲的气色,面色灰暗、有明显的气喘,为了不影响她的情绪,我没有一直追问。
一路上几乎没有车,道路空旷,此时武汉还没有下达道路交通的禁令,即使如此,疫情已经趋于严重,老百姓已建立了居家隔离的意识。
到达XX医院后,我让父亲在车上等待---我并不知道此时的发热门诊是何情景,避免交叉感染依然是我心里头等大事。
XX医院的发热门诊倒是出人意料的安静,门口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全套防护服,为入室内的就医人员测量体温。诊室里只有一位病人,他来询问发热后能否住院,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这时候武汉市内只有协和医院、中南医院、金银潭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等几家医院作为定点医院收治发热患者,其他医院不能擅自收治。
我和医生说明了母亲的病情,拿出我和爱人的证件表明母亲军属的身份,医生打了几个电话后同意了我的请求。母亲的检测过程只有短短几分钟,就是取鼻腔和口咽部分泌物进行检测。取完了样本,我们便离开了。回到家中,继续隔离,嘱咐母亲继续监测体温。
从我回到武汉以后,几乎每天都有同学、同事、朋友发信息问我武汉的情况,特别是母亲发病以后,我会和同事同学聊一下母亲的情况以及新冠病毒防治的相关问题。不同于有些人避而不谈家中有人发病的习惯,我的这种不隐瞒的态度给了我很多帮助——我的朋友同事大部分都是医生,每个医生针对疾病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见解,通过探讨,结合母亲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治疗策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这天在和赵辉主任(唯医骨科首席医疗官)讨论一些工作内容时,探讨了母亲的治疗。赵辉主任在武汉同济医学院学习了七年时间,有很多的同学朋友在这次疫情中战斗在一线,所以有很多一手资料。
他再次建议(之前他已经提过)我去购买免疫球蛋白给母亲注射,免疫球蛋白是对人体免疫系统的有效补充,这也是赵辉主任的同学给出的建议。
之前因为母亲症状不明显,我把这一建议先搁置了,今天再聊起时,我决定一试。根据赵辉主任提供的地址和电话,我和父亲前往位于武昌江边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购买药品的地方应该应该是研究所的一个指定药店。药店里有两波顾客,一行人是购买球蛋白的,另外一行购买白蛋白。药物量很足,按照赵辉主任同学的建议,我们购买了20支,1支590元。
回家的路上我想到一个问题:如何给母亲注射。我虽然是医生,但是没有进行过静脉注射的操作,而且家中也没有静脉注射的用品。
我给初中同学杨莹莹打了一个电话寻求帮助,她是一名高年资护士。她简单询问了我母亲的情况后爽快地答应了。父亲开着车听到我在一旁打电话,异常感动——他担心在这种非常时期,人家不愿到家中帮忙打针,毕竟存在着与患者密切接触的巨大风险。
晚饭都还没吃完,杨莹莹就来到家中。利用衣架我们做了一个简易的输液架,她为母亲进行了注射,我在旁边帮母亲换药。
母亲此时的面色更加苍白,她坐起身来想感谢杨莹莹在危难时刻的帮助,但是说话的语气却显得极为轻微,我意识到母亲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
注射结束后我送杨莹莹下楼,我给她准备了一个红包,除了感激的意思,还有就是想以会诊费的名义感谢老同学,她一口拒绝,并且告诉我如果这样她就再不来了,方才作罢。
针打完以后我和父亲便退出了房间,让母亲休息了。母亲的体温还是反复波动,气急的症状进行性加重,我的担忧也开始急剧增加。
2020.02.02 大年初九
母亲的情况还在恶化,现在很多时间要坐起身来才能缓解气急的症状。我的心情也随着她的病情进展而变得愈发紧张,我知道这时我的任何一次决定都可能对她的预后造成影响。
这时我意识到两个问题:
1、我需要监测母亲的血氧饱和度,只有血氧饱和度的数据才能充分说明母亲实时的病情严重程度;
2、母亲需要吸氧。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给爱人打电话——前两天爱人的表哥刚询问我购买的指氧饱和度测量仪是否有用,请岳父帮我去取一下仪器;同时父亲提醒我家里有几个氧气袋,是去年年中父母去新疆帕米尔高原时备用的,我给杨莹莹打电话询问能否在他们医院灌点氧气给母亲使用,答案是肯定的。
我立时出门,带上氧气袋,同时岳父出门帮我去取指血氧饱和仪。
在病房灌好氧气后,我和杨莹莹分别开车赶回家中,此时岳父已经从汉口赶来将血氧饱和仪送至门房处,中间刚好错开半小时,我和岳父也未碰上面。
到家后第一时间我让母亲把检测仪用上:血氧饱和度88%,我心中一沉,情况极不乐观。父亲问我如何,我回答:还好。
“还好”这两个字,其实是说给老两口听的,母亲的临床症状、数据已经证明她现在就是一个重型患者。
杨莹莹在屋内帮母亲打针,此时的我心急如焚,我在屋外给张金韧拨电话,征询他的意见,张金韧和治疗组商量以后给我发来一套方案。大部分的药物家中有备,没有的药物也只能暂时放弃。作为医生,我明白对于重症病毒性肺炎来说,其实并没有特效的针对性治疗,即使我能给母亲弄到所有药物,对病情控制可能也无法达到理想效果,也只能有什么用什么了。
在沙发上坐了一会,我分析了当下的情况:
1、根据母亲的基本情况,几乎可以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而且母亲是重型患者;
2、完全确诊需要核酸检测的结果;
3、母亲需要吸氧,而且需要高流量吸氧,氧气袋未必管用;
4、需要做好住院的准备。
针对上面的问题,我也想好了相应措施:
1、等待母亲核酸检测结果;
2、寻找制氧机,爱人的外公家有,如有必要,我得去借;
3、得想办法住院。
我去向母亲查问,确定她已将治疗方案中现有的药物服下,继续监测体温和血氧饱和度。血氧饱和度一直在85%-92%之间浮动,这已经是在吸氧状态下。供氧情况下氧饱和度还这么低,说明一个问题:氧流量不足。
氧气袋本身没有什么压力,外科手术运送病人途中使用氧气袋,需要麻醉医生手动给与压力,但是母亲现在处于隔离状态,我和父亲都不便帮她按压氧气袋,她本人身体虚弱,要她自己按压也不现实,我需要另想办法。
我又给爱人和岳母打电话,询问制氧机的事情----爱人的外婆两年前去世了,弥留之时,他们家给外婆买了一台制氧机。岳母当时即应允。
这时母亲的氧气也接近吸完,父亲告诉我家中一共有三个氧气袋,我决定让母亲继续吸氧,我再去找杨莹莹把剩余的两个氧气袋灌满,同时让岳父岳母去外婆家帮忙把制氧机取回。
一切都在马不停蹄中进行,灌好氧气袋我前往爱人家中取制氧机。到爱人家时,我没有进门,隔着大门和爱人儿子打了招呼,儿子还小,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问我:爸爸,你怎么不进来啊?我笑着说:因为爸爸身上有病毒,要是传给你了就得去医院打针啦,你想不想去啊?儿子说:我不想去。我多想抱抱儿子,但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岳父陪我下楼,帮我把制氧机从他的车上搬到了我车上,临走时,他安慰我,让我坚持住,也要注意自身的防护,简单寒暄后我便离开了。
刚开车出去没多久,我突然想到一件事:爱人的外公两个月前在家中跌伤,股骨颈骨折做了手术,现在在家静养。老人年纪很大了,身体虚弱,也随时有用制氧机的可能性,我仓促之间将制氧机借走,可能再也拿不回来。
我给岳母挂去电话,告诉她我可能唐突了,没有想到那么细致,可能间接造成了外公的危险,请岳母告知舅舅小姨,实在抱歉。接着我又给爱人的小姨电话,再次表达我的歉意。岳母和小姨都没有丝毫的迟疑,叮嘱我不要多虑,以救我母亲为前提,剩下的事他们会想办法。
到达家中我再次给爱人打电话,让爱人马上在网上订购一台新的制氧机放在外公处我才放下心来。
我想到的问题母亲也想到了,她担心我去借制氧机时会有困难,给哥哥嫂子打了电话,嫂子的父亲前两年去世了,有一台制氧机闲置着,也可以借来,路上哥哥也给我打了几次电话,说他可以帮我送来。母亲在呼吸都困难的情况下还在考虑这些事,我让她只管自己休息,什么事都不要过问。
时间紧迫,我没有再考虑那么多,既然制氧机已经运到家中,便赶紧使用。
我和父亲把制氧机、氧气袋搬到家里,迅速接通给母亲使用。制氧机的氧流量可以控制,效果比氧气袋要好很多。母亲的血氧饱和度一下升到了94%,我的焦急心情也平复下来——目前暂时安全了。
如果没有制氧机,这一夜我很有可能要把母亲送去急诊吸氧,而此时医院的情况又将如何,谁也不知道,母亲可能生死难卜。
晚上的时候哥哥给我打来电话:嫂子的叔叔也感染了,住在汉口医院,核酸检测做了,但是没有出结果,氧饱和度最低已至60%,哥哥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氧饱和度这么低,可能得气管切开、上呼吸机了,但是此时怎么能做到,我也不知道。
哥哥理解我的话,也知道我为母亲的事焦头烂额,他便没有再追问。感染的人数越来越多,医疗资源远远跟不上病毒的传播速度。
2020.02.03 大年初十
昨日晚夜间,母亲的情况急转直下,主诉气急的症状愈发明显。制氧机用上以后短期的症状缓解并没有维系多长时间,氧饱和度又掉到了90%以下。核酸结果还没有出来。此时的我还在犹豫,到底是否将母亲送至医院。
在持续和张金韧联系的过程中,他给了我明确的建议:母亲现在已经是急症,需要立即住院!
张金韧的建议是我最终改变主意的因素之一,还有其他两点原因:
1、母亲这时的情绪已经极其低落,我不确定是因为她自己已然觉得没有希望了,还是长期缺氧带来的濒死感。母亲在今天挂完球蛋白以后跟我和父亲说了很多话。
母亲跟父亲说,她走后,让父亲再找一个人度过晚年,但是不要领证,以免以后发生纠纷。她又同我说:以前对儿子要求太过严苛,给我造成了很多困扰,希望儿子原谅。母亲是一个感情很脆弱的人,但是今天在说这些话时,没有一滴眼泪。没等她说完我即打断了她,我告诉她:你好得很,情况都在好转了,不要乱想,不利于病情。
三十多年以来,我极少见到父亲落泪,但是今天,父亲失声痛哭,他在厨房里坐着,呆若木鸡。我知道,如果还有生机,那便系于我一身,我不能哭,也不能迟疑,我的情绪时刻影响着他们,我如果倒下了,他们便会认为毫无希望了。
2、另外还有一件事,我的初中同学罗光发信息给我向我求助:他的父母在家中双双感染,在七院排队等待住院,但是七院门诊可能有上千病人在等待。我给了他我的治疗方案,让他去省直机关门诊部买口服药。至于球蛋白,看能否请社区医院的医生上门帮忙注射。
我没有告诉他杨莹莹来上门帮我母亲打针的事,因为在家中注射原本就风险极高,存在输液反应的可能性,输液反应一旦发生,生死难测,我是医生,有经验,可以及时处置,这也是安莹莹敢于承担风险帮忙的原因。
母亲濒临崩溃、医疗资源紧张,最终让我下定决心,要让母亲尽快住院。此时,新闻已经报道汉口、武昌医院第一批病人已经转运火神山医院,汉口医院和武昌医院有床位空出,我准备去一试 。
我让父母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门。母亲一个人在房间中默默翻找身份证、手机、药物,她不让我们插手,不让我们进入房间帮忙,即使我知道此时母亲的行动已经不便。
临走时,我进去,让母亲再测血氧饱和度:76%。我看她刚洗手,让她把擦干再测:78%。母亲看到了,我告诉她:仪器不准,你手是湿的,母亲也不质疑,默默地去拿行李。
在出门时,一股巨大的寒意笼罩全身,看着她虚弱的身影,我在想,也许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出现在这个家里了。眼泪就在眼眶里,我尽最大的力气忍住,笑着对她说:快走吧,过两天就回来了。
一路无言,母亲看着车窗外,尽力吸着氧气袋里的氧气,我不知道那一路她在想什么,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她想到了死亡。
到达汉口医院,医院内的情况倒是比我预想中要好很多,没有想象中的混乱,一切显得有条不紊。发热门诊的人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多,我让父母找地方坐着,我去排队。大概半个多小时看到了医生,和医生的沟通很顺利——对母亲的生命体征我已了然于胸。医生告诉我母亲是典型的重症患者,需要马上入住,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我们当场陪母亲直接前往病房办理入住手续,因为不需要个人支付任何费用,办理的过程格外的顺利。
我和父亲不能进入病房,只能隔着玻璃门看医生询问母亲的病情。
汉口医院自从我们学校的医疗队撤离后,是广东省的医疗队接管,他们也是刚刚进入,很明显对环境还不熟悉,但病房隔离措施非常到位,也看不到病患家属,和我的预想完全不是同一个场景,可以想象医疗队付出了多少的心血。
我没能和母亲说上话,她打电话告诉我们,还需要一些生活用品,晚上还要复查胸部CT,我和父亲决定先回家取东西,再跑一趟。
路上父亲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嚎啕大哭,说起和母亲的点点滴滴,说起母亲白天说的那些话。我依旧强忍着,没有掉眼泪,我告诉他,还远没到绝望的时候,到了医院会有各种支持的治疗,有更高流量的氧气,我还有同学还有朋友在,他们会帮我的。
这样说时,其实我没有一点底气,只是为了安慰他,除了安慰,我也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
再次赶到汉口医院时已经七点多,我让父亲不要进去,在门口等我。母亲告诉我,医生说他们可以带她去做CT,不用我们等了。我还是坚持陪她一起做,因为也许能见面的机会没有几次了。
我和父亲陪母亲一起做了胸部CT,全程还是在安慰,母亲因为进了医院,似乎心情平静了许多,也许因为进了医院感觉安全了很多。
母亲告诉我们她住的病房是两人间,另外一个是年轻的女性患者,属于轻症,快出院了。病房条件也不错,干净宽敞,不过那时母亲处在最虚弱的状态,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临走时,母亲的床位医生叫住我,让我在病重通知单上签字。母亲的情况,下病重也在情理之中。
医生告诉我说:你母亲的情况很重,我们这里呼吸机供应不上来,一旦情况危急很难救治。汉口医院对口火神山医院,第一批病人已经转院,火神山开始接收第二批病人后,我们会将她尽快转院,前提是需要核酸结果。
这样的话如果给父亲听到,联想到嫂子叔叔之前的情况,一定崩溃,还好我没让他进来。医生的职业素养让我保持了惯有的冷静,我回复她说:我也是医生,我都明白,一切听您安排。
回到家中已经很晚了。吃饭时,父亲指着桌上的菜对我说:这些藕夹、馄饨、牛肉,都是母亲在我回家前几日,连夜赶做出来的,我少小离家,现在又长期出差,母亲担心我吃不好,想让我多尝尝家里的味道。父亲说话间已泣不成声,这是他一天中第三次大哭。
父亲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年轻时便经历了父母早亡家庭变故,尝遍人间疾苦,即使是那时,也未必如今日这般痛苦、绝望。
我环顾家中的景象,尽管处于这样的灾难之中,一切依然井井有条,这都是母亲勤劳持家的功劳,她不在了,我们爷俩连找条毛巾都不知道上哪找,况且我们完全不知道母亲还能不能再回到家中了。
这时,我选择了继续沉默,听父亲诉说着内心的煎熬。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凌晨的时候我起来,走到阳台上,再也控制不了,放声大哭。所有的压抑、压力、伤感,在这一刻肆意宣泄。这样的大哭,一是因为母亲那绝望的状态。我后悔了,不该那么草率打断她的话,也许她再没有机会把那些话说完。
再就是背负的巨大压力。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关系到母亲的生死,我害怕有一天我会为我的任意一个决定后悔、遗憾。
一切的发泄过后,还得回归冷静,接下来的每一天,我还需要面对纷繁复杂的选择,为母亲争取生的希望。
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嫂子帮我采购的口罩终于到达北京,从1月28日武汉发出到今天,历时一周,我每天都在和北京总部的同事在同步物流的情况,终于有了结果,算是这段时间以来能让我感到宽慰的唯一事件了。北京的同事随后将口罩分别发往了重庆和银川。
2020.02.04 大年十一
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查看了日历,母亲是2月1日做的核酸检测,今天是第三日,还没有出结果。
我并没有抱任何希望结果会是阴性,反而我有一丝担忧:万一结果是阴性会给后面转运火神山医院造成困难——火神山收治的都是确诊和转院的患者,因为结果完全有可能是假阴性(假阴性的原因有很多:标本没有取到,病毒活性不够等等)。
我不清楚具体原因到底是做核酸的患者数量太多,还是哪个流通环节出了问题,此时我异常暴躁,甚至查询了江岸区(XX医院地处江岸区)疾控中心的地址,准备去一问究竟。八点一刻,我收到了电话,核酸检测结果:阳性。
拿到结果后,我迅速给母亲打电话,让她转告床位医生这个消息,母亲的语气依然轻微无力,带着明显的喘息。随后我和父亲去往汉口医院给母亲送球蛋白(球蛋白需要冰箱低温保存,由于担心医院没有地方储存,我便放在家中,每日用冰袋包装送往医院)。
在路上接到了哥哥的电话,哥哥担心母亲的情况来询问,同时他告诉了我一个消息:嫂子的叔叔凌晨离世了,直到最后,也没有等到核酸结果,在讣告中,都无法以肺炎诊断作为死因。
嫂子的叔叔是原汉阳钢厂的厂长,生前口碑极佳,他和老伴同时发病,都住在和母亲同一家医院中。哥哥很无奈,最后他想尽办法给叔叔找一台呼吸机,没有成功,眼睁睁看着他离世。
电话还没挂断,我们已经到达汉口医院门口,哥哥就在门口——他来为叔叔操办后事。哥哥情绪低落,看得出来非常疲惫,我让父亲和他先聊会,我进医院给母亲送药。
到了楼下碰见医院的工作人员,他好心提醒我:小伙子,别走电梯了,这电梯运病人、运药、运氧气,还运死人,太容易感染了,你们病人家属没什么事别往这跑了。我心中苦笑:这不就是我不让父亲进来的原因嘛。
我不想多语,从楼梯上到三楼,敲响玻璃门,把药给到医生,请医生帮忙静滴,同时我又询问了CT的片子能不能给我看看,医生回复我,片子都在电脑上,没有纸质片,让我去CT登记室询问,之后我便离开了。
离开时我还是乘坐的电梯(每次去医院我都戴着医用手套,避免直接接触电梯按键等物品),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汉口医院的电梯,空间和我在长征医院时乘坐的工作电梯差不多,但是此时显得犹为阴森。
很久以后母亲告诉我,她在病房的时候亲眼目睹工作人员用裹尸袋将死亡患者运走,运送时就是搭乘的这部电梯。
去到CT登记室后并没有什么结果,登记室的护士告诉我,片子都不打印出来,需要等出院时才能取,只能作罢。出去医院后又和哥哥站着聊了会,聊天的时候都要提高嗓门,因为相隔十余米远。
哥哥简要地和我说了一下嫂子叔叔的发病经过,其实病程也就三四天时间,在进汉口医院时血氧饱和度还在94%以上,状态比我母亲好得多,前天突然降到70%以下,也就是他给我打电话咨询的那会。最后他没有撑过今天凌晨。
哥哥告诉我这些的目的很单纯,他和母亲很亲,希望给我提醒,让我做好更充分的医疗准备,这些我非常理解。
但是他的话像刺一样埋进我和父亲的心底,更加加深了我们的忧虑。
我给张金韧发去信息,询问火神山的呼吸机就位没,他告诉我已经可以使用。看来剩下的,就是等待转院了。
母亲此时那边在医院吸氧后氧饱和度能够达到90%以上。作为医生,我判断她的情况不太可能在短时期内变差;但是作为病人家属,内心却备受煎熬——嫂子叔叔的遭遇始终是悬于心头的一片阴霾。
2020.02.05 大年十二 转院
大清早张越给我发来信息问母亲的情况,和我提到了学校医疗队组的呼吸内科主任给他们讲课的一些内容——目前对于新冠肺炎的治疗研究时间尚短,治疗策略主要参照其他类型的病毒性肺炎(尤其是SARS),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尤其对于激素的使用,主任的态度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使用指征、用量严格把控,以减少治疗带来的并发症发生可能。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我的母校,母校是一座治学严谨的医学院,在这里我学习、工作,度过了18年的光阴,接受了无数师长的教诲,包括我的研究生导师倪主任。
这些师长教会了我为人的道理,也培养了我科学辩证的医学思维。张越跟我转述的治疗策略,亦符合母校一贯的治学方针,我深信不疑。
其中提到了日达仙(胸腺肽)的治疗,母亲前期血常规的检验结果显示淋巴细胞绝对值和百分比都低,提示免疫功能低下,胸腺肽是对免疫缺陷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我当即发信息向赵辉主任求助,看赵辉主任能否通过他在武汉的同学关系帮我弄到胸腺肽。赵辉主任很快回复了我,让我和协和医院关节外科的许主任联系,许主任当即在医院帮我购买,嘱咐我随时去取。
几乎就在同时,母亲给我打来电话:医生告诉她今天有一批病人要转运到火神山,她的病情重,也在转运之列。这可以说是十天以来我得到最振奋人心的消息了!
虽然说火神山也不是保险箱,但是对于父亲母亲,入住火神山无疑就是一阵强心剂,那里有最好的医疗条件、最强的医疗团队,还有我的同学朋友,无论于母亲还是于我而言,那里就像家一样的感觉。父亲给母亲挂去电话,让她安心,母亲应该也得到了极大宽慰,心情似乎也好了许多。
午后我和父亲出门,赶往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是华中地区最大的三甲医院,然而这竟然是我第一次去,原来总预想哪次开会可以去看看协和医院,却没想到是出于这样特殊的原因去到那里。
之前听说协和医院单独开设了一层楼的病区用来收治感染的医护人员,所以我也是携带多副手套前往。协和医院的停车场几乎停满了车,不知道是否都是因肺炎而来的病患家属的车。让父亲把车找地方靠边,我去取药。
许主任委托科里的值班医生将药拿给我。许主任是一位与我素昧平生的好心人,他的一个热心举动,对于我,一个病人家属来说,在这严寒冬日,却犹如一股巨大的暖流。
拿到药之后我们先赶回家——日达仙同样需要低温保存,我打算等母亲在火神山安顿下来以后再把药带过去。
放好药,马不停蹄地赶往汉口医院。到达后我直接去CT登记室取母亲的胸部CT片子,看到片子的时候心里五味杂陈。母亲入住汉口医院后,血氧饱和度一直维持在92%左右,我以为她的情况逐渐趋于稳定,但是CT的片子竟是这么差:几乎各个层面都有渗出病灶,病变范围遍布整个肺野。
心情降到谷底,但是在父亲面前,依然镇定自若,我告诉父亲,CT结果挺好的,母亲已经在恢复了。随后我们便在医院外等候120来运送这批病人,想着和母亲见上一面。
这一等,便是两个多小时,这两个小时内,我们两次看到殡仪馆的车辆停在母亲的病房大楼楼下。前两天也是在这里,哥哥告诉我他看到的殡仪馆的现状以及听到的每天殡仪馆火化数量,我不敢相信,当这时亲眼目睹殡仪馆的车辆经过,心中感受难以名状。
父亲一直在远处眺望,我想他此刻的心情也和我一样,尽管我刚安慰过他,但是他了解自己的儿子,我几乎从不告诉他们不好的消息。
五点半的时候,母亲打电话说她马上下来了,我们赶到她的病房楼下。120的工作人员态度很差,嘴里絮絮叨叨:这病人怎么这么慢,磨磨唧唧不走,再不走我们走了,不管了。
此时的汉骂听着极为刺耳,我几乎控制不住要上去对骂,父亲给我使眼色,拦住了我,他还和工作人员说:不好意思,病人病情重,耽误了时间,向你们抱歉。我知道父亲是为了母亲路上不受委屈而忍气吞声。
护士推着轮椅陪母亲一起下来,母亲蓬头垢面,面如土色,这与她平时的习惯大相径庭。平日里,就是我在家随便给她拍张照她都要收拾收拾,把头发弄弄清爽,衣服整理干净,我知道她确实是再无任何精力顾及自己的形象,这也是我从记事以来她最差的状态。
救护车上已经坐满了患者,只有担架上的位置了,母亲没有一句话,默默坐在担架上,我让工作人员帮忙把氧气接上,把CT片子交给母亲,叮嘱母亲到了以后给我们打个电话,车便开走了。
我在原地站了一会,一直到完全看不到救护车尾灯。这是母亲住院后我第二次见到她,那个想法不由再次涌向心头——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了。
鼻尖很酸,每一次忍住眼泪都很难,但是我依然忍住了——父亲还在旁边,我是他的精神支柱,带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回了家。
到家后我给张金韧发去信息,告诉她母亲已经转运,如果有可能,在医院内能否看望一下我母亲,给她一些鼓励,老同学一口答应。
晚上母亲打来电话,说医院条件挺好的,双人间,有空调有卫生间,伙食也很好,比汉口医院吃的更好,生活都挺方便。说话间她似乎比下午见面时精神了许多。
部队的供应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在我预期之中;医院还在边收治边完善设施,呼叫系统有缺陷也在情理之中。最重要的是,火神山的供氧系统有高流量吸氧,非常有利于母亲病情的恢复。
九点半的时候给母亲发信息,询问她病情有没有什么变化。
这段时间除了重要事情打电话联系,母亲很少回复信息,她应该是连看信息的力气都没有了。
2020.02.06-02.07入住火神山
火神山医院是部队接管,管控十分严格,不允许任何人员随意进出。母亲的病情变化只能通过电话交流。
母亲自从转院后,精神状态有了喜人的变化。打电话时语气平和了很多,不再像之前说话断断续续、气喘吁吁了;意志力也开始变强,每餐都能坚持吃完——我一直叮嘱她让她好好吃饭,在没有特效治疗的情况下,高能量饮食就是最好的药物。药物终究是辅助性治疗,免疫功能的重建,必须依靠能量的摄入。
这种变化的原因我想有两个:
1、高流量吸氧极大缓解了母亲通气困难的状态,氧饱和度升至94%以上;
2、进入火神山给与母亲极大的精神支撑。
火神山拥有当下最好的医疗条件,加上因为我的缘故,母亲对军队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和信任感。这些因素对母亲的病情改观至关重要。
母亲回复信息的频率也在提高,回复的内容也变长,各种表现提示她已经在逐步康复中。除了言语的鼓励,我还给母亲发去儿子有趣的视频,通过各种方式让她重拾信心。
同父亲一起持续给母亲各种方式的鼓励安慰
2月7日晚上,母亲把复查血常规的结果发给我看:
淋巴细胞偏低,CRP偏高,提示感染依旧存在,免疫系统功能依旧受损。我和张金韧商量,能否将胸腺肽送到医院进行注射,张金韧答应我8号上午让我送一趟药。
2020.02.08 火神山一瞥
六点不到便起了床。火神山医院路途遥远,离家里有40多公里,我和父亲也不确定路上会不会碰见障碍,早早就出了门。一路很顺利,在接近火神山的时候碰见了三次岗哨,得知我们是去火神山给病人送药,警察都很通融。
到达火神山,我让父亲把车停在远处,我步行到医院门口的路边给张金韧电话。
刚下过雨,道路泥泞不堪,周围建筑工人来回穿梭。他们和医护工作人员一样,冒着生命危险,放弃家人团聚,在一线战斗拼搏。
根据张金韧的指引,我将胸腺肽放在医院门口的送物箱内,便和父亲迅速离开了(医院会定期安排人员送入)。
△ 火神山医院门口的路边
午间的时候,父亲告诉我有些心慌不适,我给他量了体温正常,可能是这段时间过度疲劳引起的躯体性症状。
考虑了一会,自母亲发病后,前期和母亲有过紧密接触,后来又反复进出医院,我和父亲都属于高危人群,虽然做过CT,也超过一周时间了,最好还是复查再次排除。
下午我们去了省直机关门诊部,和上次来时不同,这次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内科已经排起了队,片子也不能当场做了,要明日才能进行预约摄片,后天才能拿到片子。
按照正常的程序去走,在接下来的三天内,我们三次去了门诊部,最终才拿到结果,所幸我们都完全排除了感染的可能。
母亲今天的情况又在好转。血氧饱和度在吸氧状态下维持在94-95%,上卫生间时脱氧状态下也在90%以上,我感觉母亲暂时脱离了最危险的时期,然而隐忧不能排除。嫂子叔叔的离世,还有就在几天前李文亮医生的离世,都是非常突然的。
他们的最后转归原因可能是“炎症风暴”。我给父亲做了一个比方,病毒好像是敌军,人体的免疫系统好像是守军,现在敌我双方在城下交战,守军还在城楼上射箭,不仅把敌军射死,城下的守军也不能幸免,大量死亡。我们的各个器官就相当于城下守军,在免疫系统的无差别攻击中最终衰竭。
好在此时火神山医院的抢救室、ICU已经准备完毕,如果遇到突发情况,也有急救措施能够跟上。我这样的解释让父亲安心了许多。
2020.02.09-2020.02.12 病情好转
母亲的情况一天天好转,我鼓励她可以尝试脱一下氧气。有时她脱氧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血氧饱和度还能维持在94-95%。进火神山医院以后,除了氧疗,母亲还是在继续口服发病初期的药物:奥司他韦、莫西沙星,以及常规的降压药和安眠药。
从1月26日开始出现发热症状到现在,母亲的病程已经超过2周,根据医疗组的经验,以及后来钟南山院士发表的论文中对于发病时长的判断来看,母亲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10号母亲发过来一张她的自拍照,精神恢复了很多,头发、衣服也都经过了整理,似乎已经看不出她前两天还是一个病重患者了。父亲追问我很多次母亲是不是脱离危险了,我告诉他医生说话要负责任,没有什么是百分百的事情,只能说母亲病危的可能性正在趋近于零。
在母亲最危急的时候我不停安慰他们说没事的,而在病情转好的时候我又说不能完全排除病危的可能,这也算是做医生的怪癖吧。
十几天来,每天不是在忙碌就是在紧张情绪中度过,我几乎没有看过朋友圈的消息。12号晚上我想下楼买包烟,看见小区大门紧闭,再凑近看,门口有一个通知:全武汉小区封闭。心中不免有些庆幸:如果母亲是这时发病,我又当如何处理?
在最危急的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出门,一天之中甚至几次往返于武昌汉口,出入医院。做检查、送药、拿氧气袋制氧机、办理住院、转院等等,如果那时就已经封闭小区,就算开得到出入证,也绝对不会如当时那么便捷。
这中间如漏掉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导致母亲生命垂危。当下的患者和家属如何应对这样的政策呢?我心存疑惑。
接下来的时间相对闲暇,除了跟踪母亲的病情,每天有大量的时间在回复家中亲人关切的问候。从母亲发病开始,几乎每天都会接到亲人们从各地发来的电话、微信,除了问候,他们给与了我各方面的支持、关爱,伴随我度过了这一段艰难的时光。
2020.02.13-2020.02.22 逐渐康复
平稳的10天,这10天里,母亲病情平稳,打电话、发信息都一如常人。氧饱和度、体温也基本正常。我们除了不能见面,已经恢复到家中原本的常态化中。
中间发生了几件事:
我和父亲在家中,过年准备的一些菜已经见底了,他加入了母亲工作单位建的团购群,进入了买菜团购的大军。
母亲在医院里,和沈阳总医院的王华主任成为了朋友。
起初我交代母亲,让她不要多去麻烦医生,他们任务繁重,没有多余精力管理很琐碎的事情。但是母亲是一个热情善良的人,在和王华主任的交往中越来越熟络,她们约定,等疫情过后,我们全家去沈阳当面拜访王华主任。
直到临走时,王华主任把她很多的个人的生活用品送给了母亲,出院很久后,母亲依然在和王华主任联系。我和母亲开玩笑,你恐怕就是我们医生最喜欢的一类病人了——能成为朋友的医患实则不多见。
19号,母亲复查了胸部CT,虽然炎性病灶没有完全吸收,但是对比汉口医院的那次检查,已经好了很多。
21号,血常规的复查结果显示:淋巴细胞百分比、淋巴细胞绝对值、CRP、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等值都正常。出院前,母亲又复查了两次核酸检测,双阴性。
换句话说,母亲已经完全恢复,可以出院了。
2020.02.23 母亲从火神山出院
本以为今天就能接母亲顺利出院,但是前一天晚上武汉市防控指挥部下达了一个通知:所有出院患者需要集中进行隔离2周。
消息一出来,母亲的抵触情绪极大,而且我也非常不满。母亲的抵触,主要来源于回家希望的落空,而我的不满,主要来自对母亲隔离条件的担忧。
母亲隔离地点是武汉市软件工程技术学院,意味着母亲要住在一家学校的学生宿舍中,条件简陋姑且不论,这些出院病人集中在一起有几个问题:
1、出院患者虽然都经过两次核酸检测阴性,但是这里面依然存在假阴性的可能,也就意味着出院病人中还可能有病毒携带者,一旦交叉感染,前功尽弃;
2、大部分出院病人和我母亲年纪差不多,以中老年为主,这些中老年患者除了肺炎,还有很多基础性疾病,需要长期服药,在学生宿舍,医疗条件得不到保障。
当然,集中隔离确实也有它的必要性,防止出院患者和正常人群的交叉感染,是这一政策出台的重要考虑。我嘱咐母亲,随遇而安,也不要太过忧虑。
张金韧负责出院患者的转运协调,他亲自把母亲送出医院送上车,他担心母亲情绪不稳定,一路不停安慰母亲,还给母亲拍了两张照片。母亲跟我说她哭了,这次的眼泪再不是关乎生死,而是最真实的感动。
出院时,一位现场组织患者出院的军队工作人员看到母亲瘦弱的身躯,主动帮母亲拿行李,母亲感动异常,让病友帮忙拍下了这张“隔空拥抱”的珍贵照片
我和父亲在社区开了出行证明,赶到隔离点给母亲送一些生活用品。这是十几天以来我们和母亲第一次相见,她已经和正常人一样,似乎过去的十几天经历只是一场梦境,从未发生过。东西交到她手上,我们便回了。
原本以为母亲会对住学生宿舍不适应,没想到她竟十分满意。四人的学生宿舍被改造成了单间,有单独的卫生间、空调,也有工作人员照顾他们的起居生活。接下来的2周,她便要在这里度过。
2020.02.24 - 回家(未完结)
故事告一段落了。从大年初二母亲发病,到2月23日从火神山出院,历时整整28天。
这28天,我们经历了在死亡边缘的挣扎,我们也曾被幸运女神眷顾;
这28天,我们被迷茫、绝望、失落、彷徨、恐惧所纠缠;
这28天,似一生那么漫长;这28天,又似瞬间那么短暂。
回首这28天,无论在何时,我们都被人性的光芒所笼罩。张金韧、张越、杨莹莹、赵辉、王华......还有我们的家人、朋友,还有那些素未谋面向我们施以援手的人,在我眼前一个个闪过。
对于他们而言,帮助身处困境的一位老人,不因为任何原因,只是出于人的本性,向善的本性。此时此刻,疫情尚未结束,我的同学、朋友,还有无数身处一线的医护人员、工作人员,战斗在最危险的前线,而最终人性都将战胜所有困难。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我和母亲的故事告一段落了,还有很多和我们拥有相同遭遇的家庭,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一定还有无数令人动容的瞬间,留在这座城市中。当一切终归于平静之时,这些关于人性的记忆,会永远留存于历史之中,留存于我们心间。
注:为保护隐私,除笔者及部分在媒体报道过的医生和同事外,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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