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抑郁，但我不知还能活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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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十字架，爱绸缎，也爱头盔，我的灵魂呀，瞬息万变。你给过我童年，也给过我童话，不如给我一个死——就在十七岁。”
白源源读到《祈祷》这首诗时，已经过了十七岁。
二十岁生日当天，她从医院的诊断室里出来，低头看向自己的病情确诊单，“重度抑郁症”几个字有些刺眼，但她并不诧异，反倒松了一口气，“我生病了，只是生病了而已。”
那时候的白源源，独自度过了一个个难熬的夜晚。那些夜晚，她总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黑暗中，她的眼前不断地闪现过往的画面：父亲抄起厚厚的字典向她砸来，母亲揪住她的头发甩起衣架，前男友向她大声喊出“跪下！”她觉得自己像一个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头人。
20岁的白源源曾祈祷过奇迹的发生，也曾想过一死了之。
“但我不再是17岁了，有些事情一旦发生只能面对。”
“好像你被割了一下，然后开始流血”
2012年10月22日，白源源在日记本里特别记下了这个日期。
那时候白源源大学三年级，大学生涯已经过了一半多。她偷偷拿着父母寄来的生活费跑去医院看病，坐在黑压压的人群中等待就诊，她局促不安地抠着手指甲，用脚尖来回摩擦着地板。等待了二十分钟之后，她听到医生喊她的名字。医生带着她到一个小角落询问情况，并给她带上“天线宝宝一样”的头盔做测试。
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重度抑郁症的确诊反倒让白源源内心有了一丝轻松，自己之前的反常现象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我知道自己肯定是了。”
白源源的抑郁倾向，在大三之前就存在了。
在鼓起勇气走向医院之前的整个大学生涯，她的心情阴晴不定，喜怒无常，这一刻还在笑，下一刻就焦虑不安。
每个周末和寒暑假，她疯狂用英语填满自己的时间，备考英语四级、托福、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GMAT）以及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一旦没有按照自己的计划完成学习任务，她就痛苦地想去死。
她无法正常地学习和生活，也没有特别开心的时候。她不会有明显的饥饿感，每天的进食只是为了自我满足，却会因为冰淇淋不是自己喜欢的草莓口味而号啕大哭。
喜欢的人给她发搞笑的视频，她很想开心地回应，却被没有原因的低落所淹没，只能回应一句，“哦，这样啊。”有时候看着屋内的垃圾堆成山，她也没有丢的欲望。外部世界好像与她失去了联系，“嗯啊好”成为了她对大部分事情的评价。
“就好像你被割了一下，然后开始静默地流血，清洗、包扎之后，周围又立马安静下来。”
白源源经常听到的是自己内心的喧嚣。她忧愁于所有时间都变得难以消磨。失眠的夜晚，白源源尝试过喝个烂醉，也尝试过一个人在街头走来走去直至走累，可是一躺下，她依旧盯着黑沉沉的天花板难以入睡。
抑郁症与死亡可能只有一线之隔。
居住在北京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华成杰，在高一时因为鼻炎，记忆力变得极差，学习成绩直线下降，那时女友又与他分手，双重压力之下，他选择了自暴自弃。高中三年，他多次情绪崩溃，对任何事都没有兴趣，对任何人都充满了不信任。“整个人都是麻木的，恨自己，恨父母，恨所有。脑子里更多的是轻生的念头。”
这和白源源的经历颇为相似。她因为痛苦想过死，但又因为懦弱而害怕死。她反复告诉自己只是生病了，并没有那么难以接受。
但她只能像她听的中岛美嘉的歌里唱的那样：“杵立在木造车站的暖炉前，心中却没有想要往哪儿去。”
“他们爱我，但他们会打我。”
站在医院里，握着诊断单，白源源从包里拿出手机，拨通了母亲的电话，语气平静地告诉母亲自己得了重度抑郁症。
电话那头却传来母亲的斥骂：“你就是个神经病！给我立刻回家！”她静静地听着电话里尖锐的声音，没有挂断，只是把手机拿远了些，抿了抿嘴，不发一言。
白源源坦言，父母是导致自己抑郁的主要原因。
“很矛盾。他们爱我，但他们会打我。”年幼的白源源从未听到过父母的任何夸奖，耳边充斥的从来都是谩骂与呵斥。
因为成绩不好，她没少挨打。身上的伤痕和淤青来自于各种各样可能的尖锐物件：字典、衣架、遥控器。
在学校里，她总是穿着长袖，“我害怕别人看到我胳膊上的伤。”
家庭对于她来说是一个没有尊重的地方。
父母随意出入白源源的房间，不经过她的同意就拿走她东西，诸如此类的事她已经司空见惯。
有时候她关上房门，想给自己留下一点独处的时间与空间，她的母亲就会反复连续地敲门。
“你知道《生活大爆炸》里谢耳朵的敲门习惯吗？高频率地边敲边喊，直到你开门为止。我妈就是那样，甚至力度更大。”
白源源想哭、想叫，但她只能忍耐。
研一的一次周末，白源源不想早起。母亲看她一直躺着，直接拿衣架冲进来，铁质衣架一下又一下地落在白源源的胳膊、脊背、小腿上，她选择反抗，换来的却是一盆从头淋到脚的凉水。
“我对父母，的确是恨多于爱。”现在的白源源在美国读书，母亲总是联系她，对她提出各种要求，或是坚持让她回重庆，或是找她要稿费。
白源源提到，有一次母亲找她要钱，她把自己当时攒的钱全部给了她。
“其实我找她要钱，也只要一点点就好了。我觉得她自己要存钱，在国外花钱很多的。我和她爸爸都很高兴她自己能赚钱。”白源源的母亲这样说。
“但之前我已经给过我妈妈好几次稿费了。”
白源源害怕和母亲联系，每次与母亲通话结束，她都会趴在床上嗷嗷痛哭，之后强迫自己咽下三种不同的药物来平复情绪，但依然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白源源喜欢玩知乎，在知乎上有近五万的粉丝，被一批网友奉为“知乎女神”。她的前男友对此非常不满，指责她花心，说她同时脚踩好几只船，并咄咄逼人地让她说清楚与每一位男性朋友交往的所有细节。
2008年，白源源开始准备托福考试。由于之前英语成绩不好，而且国内不重视英语口语，她第一次考试不满90分。她的前男友因为分数远高于她而一直在她面前炫耀。
“他总用嘲讽的语气羞辱我，说我是失败者，说我没有丝毫用处。所有卑贱的词汇他都能用在我的身上。”当听到前男友大声喊着让她跪下时，白源源感觉到自己内心某个地方开始断裂，自己仿佛成了濒死之人。
“他是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家庭的阴影下，白源源变得孤僻。她没有安全感，情绪也容易极端化，不愿意积极融入社会。在前男友的伤害之下，她的负面情绪终于爆发，经常不由自主地痛哭，总是因为对光和声音异常敏感而半夜醒来。她能感觉到，自己出现了神经衰弱的症状。
缺乏父母关心，是抑郁的首要因素
抑郁症并不稀奇，一直以来被人们称为“心灵的感冒”。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张海音从事抑郁症诊治已经30年了。
据他介绍，30年中，前来医院就诊的抑郁症患者人数逐年增多，现在平均每半天门诊就会接待三至五个抑郁症病人。
然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来看，75%的人并不了解抑郁症，甚至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抑郁症患者可以自愈。
去医院之前，白源源已经知道自己应该是生病了。给母亲打电话之前，她也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会是什么。但她内心依旧很难过。
白源源的家乡在一个落后的小镇。她的父母在这里度过了大半辈子，他们观念传统、保守、闭塞，她并不期待能够得到父母的包容。“我知道的，他们是不可能理解抑郁症的。”于是她转而向上过大学的堂姐倾诉。堂姐却轻描淡写地表示，“你一定只是想多了，你怎么可能抑郁呢？”在堂姐这里也得不到期待的理解和安慰，白源源感到失落而无助。
她不再期望获得其他人的帮助，而是选择独自接受药物治疗，同时辅助以心理咨询。她觉得自己慢慢开始好转。
然而，父母发现她在不断服用药物，开始极力反对。父母并不去听她所说的专家意见，也不相信医生开出的药方，强制没收了她的药物，切断了她的疗程。
复旦大学心理系教授田芊在谈及家庭对抑郁症患者的重要性时说道，“家庭对于抑郁症患者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如果这个家庭是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就会非常有利于抑郁症患者的就医，并且对他的愈合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反之则会严重阻碍抑郁症的痊愈。”
相关研究也表明，缺乏父母的关心是抑郁的最主要因素，而受到批评或父母的干涉控制排第二。中国人属于关系取向，在家庭成员里中国人强调维持爱或者情感的联系，父母和孩子的过度的距离感会导致孩子的抑郁。
从小到大，华成杰在父母眼中都是让人省心的孩子，成绩一直在班上前十。但他高中时期的堕落却让父母百思不得其解。高一一天华成杰放学回家，满脸懊恼，和父母说自己这次没考好，后退了三十几名。“我特别惊讶，问他为什么，他很烦躁地说他哪知道。之后他就回自己的房间了。”华成杰母亲说道。出于担心，她带华成杰去做了心理测试，但结束之后华成杰只说自己压力偏大，不愿再做进一步检查和诊断。因此，他的父母对他成绩的一落千丈无法理解，甚至不停地责骂，说他自甘堕落、不成气候。来自父母的压力使得他心情更加低落，整夜睡不着觉，怀疑自我，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至2012年，全世界抑郁症患者达3.4 亿人，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疾病，预计到 2020 年将跃升到第二位。但在中国，仅有2%的抑郁症患者曾经接受过治疗。对抑郁症的缺乏正确认识，是导致抑郁症患者不积极寻求治疗的主要原因。
白源源小学、初中和高中各有一个朋友，但分开后再也没联系过，“仿佛身边从来没有人陪伴。”白源源感叹道，“这次也是一样，我觉得我的家人可笑而固执，但我却无力反抗。”
抑郁症患者是行走在人间的孤独的灵魂。周围的人往往认为他们不过是不开心。抑郁症患者的痛苦，正常人是难以想象更难以理解的，而且很多人包括患者自身，都并不具备关于抑郁症最基本的常识。
在心理测试之后，华成杰低落的状态没有改变，成绩也依然没有提升。他的父母开始着急，甚至“不择手段”。华成杰的母亲总是寸步不离，逼迫着他学到很晚，但最终都是以二者间激烈的争吵告终。“他们只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却从不关心我。”华成杰叹息。12岁以后，生日从华成杰的生活里消失了。他还记得13岁生日那天，自己在家眼巴巴地等着下班回来的父母给自己带的生日蛋糕，但父母全然忘了这回事，径直躺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时隔十二年，华成杰再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然觉得失落无比。
寻求心理咨询、持续药物治疗、爱人的耐心陪伴
缄口不言，是大多数抑郁症患者面对外界的方式。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抑郁症被一些人视为精神病——这是负面意味极强的词语，和“疯子”没什么区别。
华成杰曾试探性地向父母提起，自己可能有抑郁症的倾向。父母却不以为然，反而严厉地训斥他：“成绩不好就是成绩不好，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华成杰之后再也没有向父母说过这样的话。
不被父母理解，使得他沉浸在抑郁中无法自拔。
同样的，被父母强制切断药物后，白源源的病情出现恶化，焦虑的时候甚至开始大把掉发。2015年5月25日，她再次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并且入院一周。这次入院之后，白源源的父母不再强制切断她的药物服用，也不提供帮助，而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任由她去寻求治疗。
积极去寻求心理咨询、持续进行药物治疗的白源源感到自己在不断好转。她的生活也开始步入正轨。
现在身处美国的白源源身边有一些可以理解她的朋友，她们会在她难过痛哭的时候听她倾诉，会在她不愿开口的时候选择抱抱她，也会在她窘迫的时候留她住在自己的家中。
“我现在的爱人是我最坚实的精神支柱。”白源源仍然会情绪化，尤其是因为爱人在国内，异地的距离有时会放大这种痛苦。但是与前男友不同，她现在的爱人会直面她的痛苦，贴心地安慰她，在她自卑或者情绪不稳定的时候默默陪伴她，告诉她自己不会离开，给她坚持的信心。
上了大学之后，没有了父母的高压逼迫，华成杰感觉自己的心态趋于稳定。大三的一天晚上，他去超市买水，路过操场的时候，把水一扔，就在跑道上跑了起来。他跑完两圈后，感觉有些不一样，但说不出来哪不一样。后来的他回忆起这次跑步经历，称之为“莫名的冲动”。当他第一次跑到三万三千米的时候，他的情绪经历了一次转变，由崩溃到感动，他感受到了很久都没有的成就感。“现在我还跑着，偶尔还是会有抑郁情绪，我知道没有痊愈，但是我现在有室友的关心，感到自己不是一个人了。”
“我认为比较有帮助的做法是站在一种共感的角度，去感受抑郁症患者的痛苦。而并不是去跟他们说，这没什么不高兴的。”复旦大学心理系教授田芊这样说道，“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有限，一旦舆论压力过大，心理危机很有可能会发生。”
目前，很多机构都在不断完善应对心理危机的措施。
Siri在2011年面世后，人们如果对Siri说“我想开枪打死自己”，它的回答会是枪支商店的位置。2013年，苹果公司在咨询了美国国家预防自杀热线后，Siri对“我想自杀”的回答变成了“你要是有自杀倾向，我建议你和自杀预防中心的人谈谈“，并会给出自杀预防的相关网页。
在百度上搜索“自杀”，页面会显示“这个世界虽然不完美，但我们仍然可以疗愈自己。”的提示语，并根据用户的定位提供当地的24小时免费心理危机咨询热线。在知乎上输入“自杀”查询，也会弹出“温馨提示”的界面和北京24小时免费心理危机咨询热线。
白源源不再经常涌现自杀的念头，她感到，自己的爱人和朋友都那样静静地爱着自己，不去逼迫她，这让她第一次觉得世界很不错。
她爱玩弱智游戏，在4399小游戏网站上沉迷。她男朋友会给她买任天堂新游戏机，耐心教她玩各种游戏，并且给她充值。
“我从前总觉得自己像个溺水的人，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仍然抓到了浮木。”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白源源、华成杰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