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抑郁,但我不知还能活多久”

文 / 平安大药房
2017-08-24 10:33

“我爱十字架,爱绸缎,也爱头盔,我的灵魂呀,瞬息万变。你给过我童年,也给过我童话,不如给我一个死——就在十七岁。”

白源源读到《祈祷》这首诗时,已经过了十七岁。

二十岁生日当天,她从医院的诊断室里出来,低头看向自己的病情确诊单,“重度抑郁症”几个字有些刺眼,但她并不诧异,反倒松了一口气,“我生病了,只是生病了而已。”

那时候的白源源,独自度过了一个个难熬的夜晚。那些夜晚,她总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黑暗中,她的眼前不断地闪现过往的画面:父亲抄起厚厚的字典向她砸来,母亲揪住她的头发甩起衣架,前男友向她大声喊出“跪下!”她觉得自己像一个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头人。

20岁的白源源曾祈祷过奇迹的发生,也曾想过一死了之。

“但我不再是17岁了,有些事情一旦发生只能面对。”

“我抑郁,但我不知还能活多久”

抑郁症与死亡,可能只有一线之隔

“好像你被割了一下,然后开始流血”

2012年10月22日,白源源在日记本里特别记下了这个日期。

那时候白源源大学三年级,大学生涯已经过了一半多。她偷偷拿着父母寄来的生活费跑去医院看病,坐在黑压压的人群中等待就诊,她局促不安地抠着手指甲,用脚尖来回摩擦着地板。等待了二十分钟之后,她听到医生喊她的名字。医生带着她到一个小角落询问情况,并给她带上“天线宝宝一样”的头盔做测试。

很快,检查结果出来了。重度抑郁症的确诊反倒让白源源内心有了一丝轻松,自己之前的反常现象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我知道自己肯定是了。”

白源源的抑郁倾向,在大三之前就存在了。

在鼓起勇气走向医院之前的整个大学生涯,她的心情阴晴不定,喜怒无常,这一刻还在笑,下一刻就焦虑不安。

每个周末和寒暑假,她疯狂用英语填满自己的时间,备考英语四级、托福、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GMAT)以及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一旦没有按照自己的计划完成学习任务,她就痛苦地想去死。

她无法正常地学习和生活,也没有特别开心的时候。她不会有明显的饥饿感,每天的进食只是为了自我满足,却会因为冰淇淋不是自己喜欢的草莓口味而号啕大哭。

喜欢的人给她发搞笑的视频,她很想开心地回应,却被没有原因的低落所淹没,只能回应一句,“哦,这样啊。”有时候看着屋内的垃圾堆成山,她也没有丢的欲望。外部世界好像与她失去了联系,“嗯啊好”成为了她对大部分事情的评价。

“就好像你被割了一下,然后开始静默地流血,清洗、包扎之后,周围又立马安静下来。”

白源源经常听到的是自己内心的喧嚣。她忧愁于所有时间都变得难以消磨。失眠的夜晚,白源源尝试过喝个烂醉,也尝试过一个人在街头走来走去直至走累,可是一躺下,她依旧盯着黑沉沉的天花板难以入睡。

抑郁症与死亡可能只有一线之隔。

居住在北京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华成杰,在高一时因为鼻炎,记忆力变得极差,学习成绩直线下降,那时女友又与他分手,双重压力之下,他选择了自暴自弃。高中三年,他多次情绪崩溃,对任何事都没有兴趣,对任何人都充满了不信任。“整个人都是麻木的,恨自己,恨父母,恨所有。脑子里更多的是轻生的念头。”

这和白源源的经历颇为相似。她因为痛苦想过死,但又因为懦弱而害怕死。她反复告诉自己只是生病了,并没有那么难以接受。

但她只能像她听的中岛美嘉的歌里唱的那样:“杵立在木造车站的暖炉前,心中却没有想要往哪儿去。”

“我抑郁,但我不知还能活多久”

家是一个没有尊重的地方

“他们爱我,但他们会打我。”

站在医院里,握着诊断单,白源源从包里拿出手机,拨通了母亲的电话,语气平静地告诉母亲自己得了重度抑郁症。

电话那头却传来母亲的斥骂:“你就是个神经病!给我立刻回家!”她静静地听着电话里尖锐的声音,没有挂断,只是把手机拿远了些,抿了抿嘴,不发一言。

白源源坦言,父母是导致自己抑郁的主要原因。

“很矛盾。他们爱我,但他们会打我。”年幼的白源源从未听到过父母的任何夸奖,耳边充斥的从来都是谩骂与呵斥。

因为成绩不好,她没少挨打。身上的伤痕和淤青来自于各种各样可能的尖锐物件:字典、衣架、遥控器。

在学校里,她总是穿着长袖,“我害怕别人看到我胳膊上的伤。”

家庭对于她来说是一个没有尊重的地方。

父母随意出入白源源的房间,不经过她的同意就拿走她东西,诸如此类的事她已经司空见惯。

有时候她关上房门,想给自己留下一点独处的时间与空间,她的母亲就会反复连续地敲门。

“你知道《生活大爆炸》里谢耳朵的敲门习惯吗?高频率地边敲边喊,直到你开门为止。我妈就是那样,甚至力度更大。”

白源源想哭、想叫,但她只能忍耐。

研一的一次周末,白源源不想早起。母亲看她一直躺着,直接拿衣架冲进来,铁质衣架一下又一下地落在白源源的胳膊、脊背、小腿上,她选择反抗,换来的却是一盆从头淋到脚的凉水。

“我对父母,的确是恨多于爱。”现在的白源源在美国读书,母亲总是联系她,对她提出各种要求,或是坚持让她回重庆,或是找她要稿费。

白源源提到,有一次母亲找她要钱,她把自己当时攒的钱全部给了她。

“其实我找她要钱,也只要一点点就好了。我觉得她自己要存钱,在国外花钱很多的。我和她爸爸都很高兴她自己能赚钱。”白源源的母亲这样说。

“但之前我已经给过我妈妈好几次稿费了。”

白源源害怕和母亲联系,每次与母亲通话结束,她都会趴在床上嗷嗷痛哭,之后强迫自己咽下三种不同的药物来平复情绪,但依然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白源源喜欢玩知乎,在知乎上有近五万的粉丝,被一批网友奉为“知乎女神”。她的前男友对此非常不满,指责她花心,说她同时脚踩好几只船,并咄咄逼人地让她说清楚与每一位男性朋友交往的所有细节。

2008年,白源源开始准备托福考试。由于之前英语成绩不好,而且国内不重视英语口语,她第一次考试不满90分。她的前男友因为分数远高于她而一直在她面前炫耀。

“他总用嘲讽的语气羞辱我,说我是失败者,说我没有丝毫用处。所有卑贱的词汇他都能用在我的身上。”当听到前男友大声喊着让她跪下时,白源源感觉到自己内心某个地方开始断裂,自己仿佛成了濒死之人。

“他是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家庭的阴影下,白源源变得孤僻。她没有安全感,情绪也容易极端化,不愿意积极融入社会。在前男友的伤害之下,她的负面情绪终于爆发,经常不由自主地痛哭,总是因为对光和声音异常敏感而半夜醒来。她能感觉到,自己出现了神经衰弱的症状。

“我抑郁,但我不知还能活多久”

抑郁症是行走在人间的孤独灵魂

缺乏父母关心,是抑郁的首要因素

抑郁症并不稀奇,一直以来被人们称为“心灵的感冒”。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张海音从事抑郁症诊治已经30年了。

据他介绍,30年中,前来医院就诊的抑郁症患者人数逐年增多,现在平均每半天门诊就会接待三至五个抑郁症病人。

然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来看,75%的人并不了解抑郁症,甚至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抑郁症患者可以自愈。

去医院之前,白源源已经知道自己应该是生病了。给母亲打电话之前,她也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会是什么。但她内心依旧很难过。

白源源的家乡在一个落后的小镇。她的父母在这里度过了大半辈子,他们观念传统、保守、闭塞,她并不期待能够得到父母的包容。“我知道的,他们是不可能理解抑郁症的。”于是她转而向上过大学的堂姐倾诉。堂姐却轻描淡写地表示,“你一定只是想多了,你怎么可能抑郁呢?”在堂姐这里也得不到期待的理解和安慰,白源源感到失落而无助。

她不再期望获得其他人的帮助,而是选择独自接受药物治疗,同时辅助以心理咨询。她觉得自己慢慢开始好转。

然而,父母发现她在不断服用药物,开始极力反对。父母并不去听她所说的专家意见,也不相信医生开出的药方,强制没收了她的药物,切断了她的疗程。

复旦大学心理系教授田芊在谈及家庭对抑郁症患者的重要性时说道,“家庭对于抑郁症患者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如果这个家庭是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就会非常有利于抑郁症患者的就医,并且对他的愈合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反之则会严重阻碍抑郁症的痊愈。”

相关研究也表明,缺乏父母的关心是抑郁的最主要因素,而受到批评或父母的干涉控制排第二。中国人属于关系取向,在家庭成员里中国人强调维持爱或者情感的联系,父母和孩子的过度的距离感会导致孩子的抑郁。

从小到大,华成杰在父母眼中都是让人省心的孩子,成绩一直在班上前十。但他高中时期的堕落却让父母百思不得其解。高一一天华成杰放学回家,满脸懊恼,和父母说自己这次没考好,后退了三十几名。“我特别惊讶,问他为什么,他很烦躁地说他哪知道。之后他就回自己的房间了。”华成杰母亲说道。出于担心,她带华成杰去做了心理测试,但结束之后华成杰只说自己压力偏大,不愿再做进一步检查和诊断。因此,他的父母对他成绩的一落千丈无法理解,甚至不停地责骂,说他自甘堕落、不成气候。来自父母的压力使得他心情更加低落,整夜睡不着觉,怀疑自我,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至2012年,全世界抑郁症患者达3.4 亿人,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疾病,预计到 2020 年将跃升到第二位。但在中国,仅有2%的抑郁症患者曾经接受过治疗。对抑郁症的缺乏正确认识,是导致抑郁症患者不积极寻求治疗的主要原因。

白源源小学、初中和高中各有一个朋友,但分开后再也没联系过,“仿佛身边从来没有人陪伴。”白源源感叹道,“这次也是一样,我觉得我的家人可笑而固执,但我却无力反抗。”

抑郁症患者是行走在人间的孤独的灵魂。周围的人往往认为他们不过是不开心。抑郁症患者的痛苦,正常人是难以想象更难以理解的,而且很多人包括患者自身,都并不具备关于抑郁症最基本的常识。

在心理测试之后,华成杰低落的状态没有改变,成绩也依然没有提升。他的父母开始着急,甚至“不择手段”。华成杰的母亲总是寸步不离,逼迫着他学到很晚,但最终都是以二者间激烈的争吵告终。“他们只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却从不关心我。”华成杰叹息。12岁以后,生日从华成杰的生活里消失了。他还记得13岁生日那天,自己在家眼巴巴地等着下班回来的父母给自己带的生日蛋糕,但父母全然忘了这回事,径直躺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时隔十二年,华成杰再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然觉得失落无比。

“我抑郁,但我不知还能活多久”

“我是溺水之人,但庆幸抓到了浮木”

寻求心理咨询、持续药物治疗、爱人的耐心陪伴

缄口不言,是大多数抑郁症患者面对外界的方式。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抑郁症被一些人视为精神病——这是负面意味极强的词语,和“疯子”没什么区别。

华成杰曾试探性地向父母提起,自己可能有抑郁症的倾向。父母却不以为然,反而严厉地训斥他:“成绩不好就是成绩不好,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华成杰之后再也没有向父母说过这样的话。

不被父母理解,使得他沉浸在抑郁中无法自拔。

同样的,被父母强制切断药物后,白源源的病情出现恶化,焦虑的时候甚至开始大把掉发。2015年5月25日,她再次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并且入院一周。这次入院之后,白源源的父母不再强制切断她的药物服用,也不提供帮助,而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任由她去寻求治疗。

积极去寻求心理咨询、持续进行药物治疗的白源源感到自己在不断好转。她的生活也开始步入正轨。

现在身处美国的白源源身边有一些可以理解她的朋友,她们会在她难过痛哭的时候听她倾诉,会在她不愿开口的时候选择抱抱她,也会在她窘迫的时候留她住在自己的家中。

“我现在的爱人是我最坚实的精神支柱。”白源源仍然会情绪化,尤其是因为爱人在国内,异地的距离有时会放大这种痛苦。但是与前男友不同,她现在的爱人会直面她的痛苦,贴心地安慰她,在她自卑或者情绪不稳定的时候默默陪伴她,告诉她自己不会离开,给她坚持的信心。

上了大学之后,没有了父母的高压逼迫,华成杰感觉自己的心态趋于稳定。大三的一天晚上,他去超市买水,路过操场的时候,把水一扔,就在跑道上跑了起来。他跑完两圈后,感觉有些不一样,但说不出来哪不一样。后来的他回忆起这次跑步经历,称之为“莫名的冲动”。当他第一次跑到三万三千米的时候,他的情绪经历了一次转变,由崩溃到感动,他感受到了很久都没有的成就感。“现在我还跑着,偶尔还是会有抑郁情绪,我知道没有痊愈,但是我现在有室友的关心,感到自己不是一个人了。”

“我认为比较有帮助的做法是站在一种共感的角度,去感受抑郁症患者的痛苦。而并不是去跟他们说,这没什么不高兴的。”复旦大学心理系教授田芊这样说道,“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有限,一旦舆论压力过大,心理危机很有可能会发生。”

目前,很多机构都在不断完善应对心理危机的措施。

Siri在2011年面世后,人们如果对Siri说“我想开枪打死自己”,它的回答会是枪支商店的位置。2013年,苹果公司在咨询了美国国家预防自杀热线后,Siri对“我想自杀”的回答变成了“你要是有自杀倾向,我建议你和自杀预防中心的人谈谈“,并会给出自杀预防的相关网页。

在百度上搜索“自杀”,页面会显示“这个世界虽然不完美,但我们仍然可以疗愈自己。”的提示语,并根据用户的定位提供当地的24小时免费心理危机咨询热线。在知乎上输入“自杀”查询,也会弹出“温馨提示”的界面和北京24小时免费心理危机咨询热线。

白源源不再经常涌现自杀的念头,她感到,自己的爱人和朋友都那样静静地爱着自己,不去逼迫她,这让她第一次觉得世界很不错。

她爱玩弱智游戏,在4399小游戏网站上沉迷。她男朋友会给她买任天堂新游戏机,耐心教她玩各种游戏,并且给她充值。

“我从前总觉得自己像个溺水的人,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仍然抓到了浮木。”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白源源、华成杰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