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49中事件尘埃落定，更多伤痕被深埋在他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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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49中的学生坠亡事件，已经有了调查结果。
从监控等证据来看，这个年轻的生命的确是死于自杀。
青少年自杀，是个沉重的议题。这样的悲剧，近年来频频发生。年轻的生命身体健康、前途大好，却自己选择戛然而止，让人觉得难以理解。
这种难以理解，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周围的人因为不理解，所以难以预见，难以防备，难以阻止。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没有发现那个年轻生命的痛苦。
另一方面，遥远的人因为不理解，所以会用更苛刻的态度来指责与悲剧相关的每一个人。
现在的研究共识是，自杀的原因非常复杂，背后作用的因素有很多——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周围家庭、小环境、大社会、族群文化……
光在个人的层面上，风险因素就包括本人的基因易感性（家庭有近亲自杀过）、精神疾病（比如原本就患有抑郁症、躁郁症、精神分裂等）、身体疾病（哮喘、癫痫、慢性疼痛等自杀风险特别高）、较为冲动、曾被欺凌、童年经历逆境和创伤比如曾被虐待等等……
很多自杀者有精神疾病——自杀身亡者60%的患有抑郁症，患有躁郁症的青少年里20%有自杀企图，患有厌食症和贪食症等饮食失调症的女孩的自杀行为风险明显增加……
自杀是悲剧，许多自杀是疾病所致。它不应被美化，也不应被污名化。它应该被视为一个全社会需要共同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不同族群的年轻人里的自杀行为》（Suicide Among Diverse Youth）这本书里，讲了一个叫J的男孩的故事。
J是个15岁的华裔男孩，他的父母是越南华人，家里既说中文也说越南语。父母后来移民到美国加州，生了J和比J小两岁的妹妹，兄妹俩感情不错。
J在学校所有科目的成绩都很好，没有精神病史，没有酗酒吸毒，生长发育过程里也没啥明显问题。唯一的问题是，父母觉得J最近太沉迷一款叫《部落冲突》的网游了，于是开始禁止他用手机和打游戏。
有一天，从学校回来的路上，J和父亲因为J的手机使用问题吵了起来。回到家里，J又因为想用妹妹的平板电脑而和妹妹发生争执。吵架后，J在愤怒中冲出了家门，在附近走了一圈，最后去了火车站，打算在下一班火车来时跳轨自杀。
青少年自杀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并不罕见。
很多人觉得，青少年人生刚开始，青春健康前途无量，遇到的挫折也是些小事，怎么会去寻死呢？
事实上，全球15~29岁的年轻人，死因排第二位的就是自杀。
我国情况也类似，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的数据，自杀在10岁之前还比较少，但在此后就风险迅速上升。10~25岁之间的青少年非疾病死因里，自杀可以排到前三，另外两个分别是交通事故和溺死。
有自杀念头的青少年，差不多7个人里就有一个。他们沉默无声，但就在你我身边。
2007年有一篇文章调查了2416个从五年级到高二的上海中小学生，发现认真考虑过自杀的人占15.23%，有自杀计划的人占5.84%，有过自杀行为的1.74%。
2012年有一篇文章调查了杭州市的7335个初中生到大学生，其中有14.3%的人认真地考虑过自杀，6.9%的人已经定过自杀计划，2.1%的人有过自杀行为，1%的人反复尝试过自杀。
接受调查的都是还活着的人，但也可以据此估算死亡——自杀未遂和自杀身亡的比例，一般是在10:1左右。
接着讲J的故事。
J没死。
火车来了，但速度很慢，J担心死不成还留下终身残疾。犹豫再三，火车开走了，J在车站又呆了几分钟，然后回家了。
在家里，J和妹妹聊起了自己去火车站打算自杀的事，并要求妹妹绝不把这事告诉父母。妹妹非常不安，第二天，她在学校和自己的朋友谈了这件事，继而惊动了学校。学校紧急联系了J的父母，正式建议他们带J去看医生。
通过和J以及J父母对话，医生发现了两件事——
①父母觉得自己和J的关系很正常。而J则把“和父母交谈”列为会令他恐惧的事情之一，因为长久以来，父母不断批评J懒惰、很少帮忙家事。
②父母觉得J的问题在于沉迷游戏，不在现实里交朋友。他们认为，没收手机后，J就会转向与人交往了。
而J则表示，自己并不是“沉迷游戏”，只是觉得无聊或者感觉难受时才玩，另外，他害怕和父母交谈，因此呆在自己房间里打游戏是一种躲避父母的办法。他跟妹妹或者堂表亲在一起玩时就不需要玩游戏，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时，他可以舒适地做自己，而不必担心被评头论足。
至于交朋友，J说自己本来就内向，而且特别害怕被评判、被羞辱、被社交拒绝，他恐惧和人互动，恐惧在班级里发言，因为那一刻他会成为全班人盯着看。他初中时曾有过很好的朋友，但后来朋友搬家了失去了联络。从此，J的朋友就剩下了13岁的妹妹，以及在网游里交到的网友。
然而，父母开始注意到J花在游戏里时间越来越多，于是J和父母之间不断爆发冲突。当父母没收了J的手机，J和游戏网友完全失去了联络，也失去了减压的方式和空间。在又一次争吵后，有了J的火车站尝试自杀之行。
青少年自杀的第二个特点，导火索常常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于是有人据此得出结论——“现在的青少年实在是心理脆弱，一点打击都承受不了”。实际上，青少年自杀，往往是“最近的直接诱因”再加上“久远的危险因素”——后者虽然发生在过去，却还在影响青少年的心理。
最近的直接诱因，可能是一个耳光，一句斥骂，一场争吵，一个处分，一个拒绝，一次失恋，一个低分……总之，都是小事。
而久远的危险因素，也许是五岁时受到的虐待，近六年来的孤独与无助，两年前开始的校园欺凌……问题在于，假如当事人逝去，就很难再弄清“久远因素”为何了。
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17.2%，重度抑郁为7.4%。
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抑郁和重度抑郁也呈上升趋势。
小学阶段，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在1.9%~3.3%。
初中阶段，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在7.6%~8.6%。
高中阶段，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在10.9%~12.5%。
每十个高中生里，就有一人已经到了重度抑郁！
作家刘亮程说，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我们只看见最后的那一记打击，更多的伤痕被沉默地埋在了他们心中。
孩子有自杀念头，但很多父母并不知道
有项研究调查了自杀未遂后被送到急诊室的青少年患者，发现85%没告诉任何人自己有自杀念头；90%的自杀尝试，是父母不知道的；近70%从考虑自杀到开始行动，间隔不到30分钟。
这意味着许多青少年死去后，父母都是惊痛茫然的——怎会如此？我们亲子关系很好啊？我事先一点都没察觉……
J在尝试自杀之前，已经情绪低落了六个月。他觉得孤单，抑郁，绝望。慢慢地，他开始相信没有人在乎他。
J的父母当然是爱他的，但论文里这样评价这对父母——
“他们能力有限，只会禁止J打游戏，而无法提供活动来帮J与同龄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父母禁止J打游戏是希望J去交友，但客观上的效果，是让J又失去了仅剩的一点同龄人社交联系。那栋小房子的支柱本就不多，父母提起斧子就又砍了一根——哪怕是“为你好”，结果也是增加了小房子倒塌的几率。
J的父母具体如何跟他对话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和J交流的方式，不是让J感到自己被理解被支持，而是让J感觉被批评被否定。慢慢地，J开始恐惧与父母交流。
父母越严厉，孩子越容易内疚
有研究发现，华裔父母常在孩子身上使用“负罪感策略”（ guilt-inducing strategy），具体操作如：
“我们这么努力工作来给你提供一切，你为什么还不开心/成绩不好？”
“我们这么辛苦，你就这样回报我们？”
“你什么时候才能每天高高兴兴/成绩变好，这样我们才能开心起来。”
负罪感策略很好用，比起欧美青年，华裔青年更努力地想考出好成绩取悦家长（但对考试的焦虑程度也更高）。
负罪感策略也有代价。当父母不断告诉青少年要为父母的情绪负责（我不开心都是因为你），青少年就会越来越内疚。当青少年感觉自己怎么做都达不到父母的期望，他们就会痛苦绝望。而且他们不愿求助或者就医，因为担心这样会给父母增加额外负担，也担心会给自己招来额外的责骂。
慢慢地，华裔青少年习惯了“报喜不报忧”，甚至就算去看心理医生，这种习惯都会延续下来。有些欧美的心理医生发现，亚裔青少年表达的“自己在好转”更可能是谎言，他们只是习惯性地在说心理医生想听到的话，就像他们习惯性地说家长想听到的话一样。
在华裔家庭里，父母越是采取严厉管教，青少年就越容易抑郁。在亲子冲突严重的家庭里，青少年的自杀风险提高了30倍。还有研究显示，感觉到“自己令家庭蒙羞”，会导致更多的自杀念头。
如何挽留年轻的生命？
J为什么能活下来？有偶然，也有必然。
偶然是因为火车恰好开得很慢，必然是因为，他有一个感情好、彼此信赖的妹妹。
最后拉J一把的人，其实是妹妹。如果没有妹妹这个倾诉出口，J的这次火车站之行将无人知晓。而他的下一次尝试，也许就导向死亡。
而心理医生的重点放在了两个方向上。
一是让J和父母一起进行家庭治疗，父母需要调整自己的交流方式，才能让J不那么恐惧和他们交谈。另外，父母也要意识到，在现在这个时代，网友也是一种有意义的友谊。
二是针对J的社交焦虑症去进行认知行为治疗。J意识到，网游确实帮他逃避痛苦，但也使他没法接受社交挑战因而难以成长。经过治疗，J找到了这样一个新朋友，既对同一款网游感兴趣，又能每周和J一起在户外打篮球。J后来报告说，他的焦虑在改善。
青少年自杀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预防青少年自杀，也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最需要关注的，可能是那些有过自杀念头或自杀经历的青少年。他们不是在“要挟吓唬人”。有个实验曾追踪了1018名自杀未遂者，在14年的随访研究中，6.7%死于自杀。
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在医院里可以得到照顾，但出院后又掉入缺乏支持的境地。有办法长期帮助这样的青少年吗？
2019年《美国医学会精神病学》上的一篇研究建议，组建一个“青少年提名的支持小组”（ Youth-Nominated Support Team，YST）。
除了教育青少年，这个策略也教育了青少年周围的成年人。研究者鼓励十几岁的青少年提名父母之外的、自己认识的、关心他们的成年人——可以是老师、其他亲戚、或者善良的邻居。
研究者会去劝说这些成年人，告诉他们，只要做一个有爱心的支持的人即可，不用为孩子做出的任何选择负责。然后，这些成年人会接受专门培训，学习如何与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交谈，青少年的具体心理问题是什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自杀警训，如何确保他们坚持治疗，如何主动去接触、去交谈、去帮助……在随后的3个月里，研究人员还会每周打电话给这些成年人，询问进展并给予指导。
最终的目的，是在青少年周围搭起一个长期存在的支持网络，也让青少年感觉到自己与他人有联系、被关心、被肯定、被理解。
11~14年后，采用普通干预的225个青少年里，有13人死亡。而在有支持小组的223个青少年里，只有2人死亡。
学校应该提供哪些帮助？
除了社区支持，学校也可以起到重要的干预作用。
一方面，学校可以反校园霸凌，开展生命教育课程，举办预防自杀讲座，宣传心理卫生知识，减少青少年的自杀念头。
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建立危机预警机制，重点关注那些学业困难、家庭困难或被霸凌的青少年，确保他们想求助时可以得到专业协助。
家庭该怎样帮助孩子？
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地方，是他们最初也是最后的避风港。家长应该提升教育子女的能力，与子女交流的能力，理解和支持子女的能力。
倾听青少年的声音，即使你觉得他们的烦恼“不值一提”。对成年人来说无关痛痒的小事，对青少年来说可能是天崩地裂的灾难。青少年对社会压力非常敏感。青少年的大脑前额叶皮质尚未发育成熟，容易冲动，过度敏感，在遇到事情时会应对错误，而让自己陷入更加糟糕的局面。
家庭不和、学业压力、交友受挫、经济困难……这些负面事件每个青少年都会遇到，但有了家庭的支持，他们就不至于完全失去勇气和信心。
同时，家长千万不要觉得“得了心理或精神疾病很羞耻”，疾病并不可耻，要及时带孩子寻求医疗帮助。
自杀，与其说是“个人性格问题”，不如说是“公共卫生问题”。正因如此，世卫组织才特地出了预防自杀的专刊，提到了三个层面上的预防措施：
①面向全人群的通用干预，要宣传心理健康知识，让更多人有机会接受心理医疗服务，让人们更难接触到自杀工具，最后，让媒体报道自杀时更负责任，比如“不要清楚描述方法，不要提供自杀地点的详细信息，不要使用未经剪辑的视频录像”……不要引发“自杀传染”。
②面向“脆弱的易感人群”的选择性干预，比如多宣传热线电话等求助渠道，比如培训专业人员识别高危人群。
③面向“更特定脆弱人群”的针对性干预，比如对于已经尝试自杀的个体，在医疗结束后要继续进行随访，提供社区支持等等。
我们永远无法确切知道谁会伤害自己，也不可能保护到每一个人。但所有的努力、培训、学习和干预，只要能留住一条宝贵的生命，就是值得的。
从社会，到学校，再到家庭，有许多可以做的事。我们可以增强方方面面的“保护性因素”，而不是把改变的责任全压在自杀者这个最弱的一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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