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一位发热门诊护士的压抑、无力、努力和坚持
“那时让人崩溃的往往不是工作带来的劳累,而是我作为医护人员面对病人束手无策。”
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护士廖莹岚没法忘记2月初的那个傍晚:一位31岁的男子,用担架车推着他的母亲,一路哭喊着冲进湖北武汉市中心医院发热门诊。
“医生快来救救我妈,我妈快不行了。”
担架上,老人安静地平躺着,没有任何动静。
在发热门诊支援的廖莹岚赶紧帮男子把老人推进抢救室,上了仪器后发现,老人早已没有了心跳和呼吸。
抢救室外,老人的儿子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拍着玻璃墙喊“我妈是为了照顾我才感染的,我好了,她感染了”。
那天下班后,廖莹岚一个人坐在更衣室里哭了很久。
在1月下旬至2月中旬的发热门诊,让人悲痛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廖莹岚脑感觉自己陷入了压抑、无力、无助、内疚之中,一度濒临崩溃。
这种情绪几乎要拖垮廖莹岚的身体,为在岗位上坚持下去,她只能逼自己“麻木”,借以反思工作得失和经验,做好工作,救更多的人。
廖莹岚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口述】
第一周,最大的感受是压抑
这些天在发热门诊受到如此多冲击,体验到太多脆弱无助的时刻。
我是1月28日被领导从甲状腺乳腺外科病房派来支援发热门诊的,领导派我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胜任不了这里的工作。但既然来了,就要做好这份工作。
我负责导诊分诊、给病人输液吸氧、查CT等工作。人手不够,一个人当几个人用。
来到这里的第一周,最大的感受就是压抑。
七八十平方米的门诊大厅,只有二三十个座椅,每天接诊的病人有七八百人,人挨人站着、挤着,有经验的病人会搬个小板凳过来排队,每天排队的人都排出大厅数十米远。
病人来到之后先取号,基本要等上四到六个小时才能看诊,看诊后要等同样长的时间去输液。很多病人凌晨来排队,看诊开药后,去排队输液,基本上到晚上才能离开。有时候第二天来上班,发现前一天的号还有几十个没看完。
1月底2月初的发热门诊病人,排队排出门诊大厅外数十米
病人拥挤加上我带着护目镜和面屏,有病人跟我说话,要贴着、靠得很近才能听见。
来这里的病人,基本都是新冠肺炎确诊病人,他们普遍非常焦躁、恐慌、担忧。很多病人来了之后会抱怨“为什么这么大的医院只有四位医生看诊,门诊地方这么小,那么多人挤在这里,你这医院怎么开的?像过家家一样。”
我们只能向他们一遍一遍解释,不是门诊小,而是病人太多,不是不安排医生坐诊,而是医护人员已经病倒了很多,能来一线的都来了。病人增加得太快,改造门诊的速度,跟不上病人增加的速度。
医护人员基本都没见过这么多的病人,都已忙到快崩溃。“非典”那年,我还在读书,当时想,如果我已经参加工作了,一定要报名去一线,还是学生时,斗志昂扬。
但当我亲身经历,这种场景会一下子让人很有挫败感。
在无力中做最大的努力
让人崩溃的往往不是工作带来的劳累,而是我作为医护人员面对病人束手无策。
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被送来的病人呼吸困难、心慌、气喘,这个时候,我只要能给他们一口氧气吸,就能不那么难受,但是我给不了,没有了。
病房床位总是处于饱和状态,收不进任何一个新病人,只能等着病房里有人离世或出院,才能进新病人。对于病情实在严重的病人,只能让他坐在输液室里先吸氧,看到那些奄奄一息的病人吸上氧气后,表情慢慢舒展,身体变得舒服、放松,开始有劲说话,感觉他们又活过来了。
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输液室和发热门诊里只有二十个吸氧接口。更多的病人,即使已经奄奄一息、生命濒危,我也没办法给他一口氧气吸,我给不出。
也许有人会问,那些身体已经好转的病人暂时停一会,先给其他人吸,但现实情况是,不到“吸氧时间到”的那一刻,是不会有人愿意把氧气让给其他病人的。
医院的医疗资源太有限,面对这类病人,我能做的太有限,真的没办法了。
我至今也还记得,有一位被两个女儿架着胳膊来的老太太,有六七十岁,身体乏力、胸闷,病情挺重,但是医生检查生命体征后判断不是新冠肺炎,大概率是心梗,然而我们是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无法收治其他病人,只能劝离。
一方面,如果他们在发热门诊继续待着,感染的风险会非常大,而且老太太身体虚弱,一旦感染,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希望耽误他们去其他医院的救治时间。
听到让老人去别的医院,家属很生气,无法接受,坐在地上和我们耗时间。经过苦口婆心的劝导,家属还是带老人离开了。
每次来的病人,出于医护人员的本能,都是要抓紧时间救人,但是特殊时期,我只能按规定开展工作,这是在那个当下我所能做的最大努力。
大哭一场,
必须哭出来
有的病人是在发热门诊离世,有的病人还没送到医院就已经没有呼吸了。
2月初的一天傍晚六点多,一位31岁的男子推着救护担架车冲进发热门诊,哭喊着“医生快来救救我妈,我妈快不行了”。
担架车上,老太太安静地平躺着,没有任何动静。那个场景的冲击力很大,当时我就哭了。
其实,根据老人的面部特征,我当时判断老人离世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还是协助把老人推进了抢救室,上了仪器之后,发现没有心跳、没有脉搏,确实已经走了。
在抢救室外,老人的儿子跪在地上,一边拍着抢救室的玻璃墙,一边声嘶力竭的哭喊着“一定要救救我妈,她是为了照顾才感染的,我好了,她却感染了”。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幕。
听到母亲离世的消息时,老人的儿子已经哭不出来了,拿着那张“死亡证明”沉默着。安慰都显得太无力,我们给了他一把椅子,他就一直坐在抢救室外,没有任何言语、安静地呆坐着。
其实,老人在当天早上就需要救护车送来抢救的,但儿子预约一天120救护车,到了傍晚才有一辆去接。
老人的儿子在送母亲来的路上,应该就能判断出母亲已经走了,只不过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不敢相信而已。
之前是儿子感染了新冠肺炎,老母亲把他照顾好了,自己却感染了,年迈病重,没挺过来。这位儿子受到自责、内疚,可能长期煎熬。
我今年36岁,和这个中年男子算是同龄人,我母亲和他母亲差不多年龄。我想到了自己,如果换作是我,面对这种情况,该是一种怎样的无助。
无法想象,也不敢想下去。
那天下班,我脑海中一直回放着这位儿子为母亲求助的场景,我走进更衣室,刚坐下来,眼泪就涌了出来。一个人默默地哭,一直哭、一直哭,我无法明确在伤心什么,但就是非常想哭,必须要哭出来。
也许是觉得沮丧,连抢救都没抢救,病人就离世了;也许是害怕,这个病毒太致命,每天工作在充满病毒的环境中,说不害怕肯定是假的;也许是担心家人,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六七十岁,儿子才八岁,他们感染了可怎么办,如果我感染了,他们怎么办?
从那之后,每天结束工作后,我都会在更衣室里安静地坐一坐,平复心情,试图消化掉当天的情绪,也反思一天的工作是否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有时会觉得病人的离世,就像是上天在翻牌子,翻到谁就是谁。有一次,一个社区养老院里有人感染新冠肺炎,其他老人要送来检查。6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送来的途中就走了一个。离世前,都没人知道他是不是感染了。
把情绪藏起来,压下去
我也时常会感到内疚,被这种情绪煎熬着。
深夜,闭上眼睛眼前就会出现白天没被抢救过来的病人的脸,这让我睡不着觉,失眠到一点、两点、三点、四点。迷迷糊糊睡一会后,第二天又接着上班。
知道这种情绪会慢慢侵蚀我的身体,直到把我拖垮,但抗疫是个持久战,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去找过医院专为医护人员排解情绪的心理医生,也许是我太不会表达,也许是心理医生的那一套对我不管用;面对心理医生时,怎么也说不出自己此前所经历的种种脆弱。
自来到一线,我一个人在医院附近租房住。
平时同事们的工作已经非常辛苦,他们的情绪也很压抑,不能再向同事传递这些负面情绪,更不敢和家人说。丈夫春节前去广州出差,因“封城”至今都回不来,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我说了他们会更担心。
情绪没有释放的出口,为了完成好岗位上的工作,只能逼自己变得“麻木”。
让自己不去想这些,更不和别人提起这些,每天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把那些情绪都藏起来,压下去。
必须这样,要不然我就干不下去了,就彻底崩溃了。
这么多天在发热门诊的经历,颠覆了我对生死的观念,受到这些冲击后,觉得自己变坚强了,也必须要变得坚强。
读书时,是父亲选的护理专业,起初我并不是很满意,直到临床实践,护理的病人转危为安时,我才真正感受到这个职业的高尚,从此爱上这份工作。工作十多年了,一直保持“零投诉”,这就是病人对我最大的肯定。
从2月中旬开始,火神山、雷神山和各家方舱医院陆续开放,很多病人都有了床位,有医护人员照顾,很大程度上分流了在定点医院的病人量。病人逐渐减少,我们的工作也相对轻松一些。
排班也从前段时间变成上班一天休息一天。领导看我们这一批医护人员辛苦,说要把我们换下来休息,我倒觉得我身体和情绪还行,可以继续坚持。
如今,回想这段时间,虽然经历这些让人心碎的时刻,但对我来说也蛮好,算是职业生涯中经验的积累吧。
这里的病人和我以前在病房照顾的病人不一样。以前病房里的病人你可以持续性地观察病情,但这里的病人需要你快速观察后一两分钟就要做判断,要么让病人平躺、要么吸氧,要么做心肺复苏。这是一个成熟的护士必备的技能,以前在普通病房工作,是没办法锻炼自己这方面能力的。
这段时间,虽然苦,也从来没想过不干了。去支援一线,就像是消防员去救火,没有把火灾晾在一边,自己逃走的道理。在这个岗位上,就要完成好这份工作。支援一线前期确实非常痛苦,但好在我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情绪,克制它,激发出后来正面、积极的情绪。
我不知道疫情结束后,彻底放松下来,那些负面情绪会不会又找上来,但至少现在这个阶段我情绪管理得还好。
这段时间,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些话,今天说了这么多,倒也是一种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