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宣扬“堕落论”,可我们要谈谈家庭教育“丧偶论”!

文 / 小于儿育儿
2019-04-20 09:04

“一个国家的女性的水平,就代表了国家的水平。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

俞敏洪宣扬“堕落论”,可我们要谈谈家庭教育“丧偶论”!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俞敏洪给出的例子是:“女性素质高,母亲素质高,就能够教育出高素质的孩子。男性也被女性的价值观所引导,女性如果追求知性生活,男性一定会变得更智慧;女性如果眼里只有钱,男性就会拼命去挣钱,忽视了精神的修炼。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

俞敏洪这段话引起争议不在于他的结论,而恰恰在于他的论据。他的论证中隐含了一项预设:女性价值完全在于私领域内的表现,也就是教育孩子和引导老公了。换言之,他的话看似是对女性的吹捧,实则是对女性价值的禁锢。所以难怪大部分女性网友都不买账,反而犀利评论:“合着是丧偶教育吗,爸爸去哪儿了?”点出了他发言背后的预设。

也就是说,俞敏洪的言论再次固化了“男人在外打拼、女人在家照顾育儿照顾家庭”的传统性别秩序,进而暴露了他不够“与时俱进”的性别观念。

与其说俞敏洪厌女,不如说他是“旧礼教的牺牲品”

俞敏洪宣扬“堕落论”,可我们要谈谈家庭教育“丧偶论”!



今天我们要来说说家庭教育“丧偶论”!

一九七二年,美国人类学家玛杰里·沃尔夫曾提出“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的概念,并向女性在中国社会中仅仅是受害者的看法提出挑战。基于对中国台湾乡村家庭长期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她解释了为什么女性在男权的制度里面也能得到好处,以及一个男权制度能够维持的原因。

沃尔夫指出,一个女子出嫁后,她在婆家的地位随着生育儿子而产生变化。由于中国家庭中男孩的早期教育多由母亲来承担,因此通过教育,母亲培养起儿子对自己的感情维系,待儿子成长后母亲即可通过儿子来扩大自己在男性统治的家庭中的影响和权力。

孝子的文化又配合这样一个机制在起作用,再加上女性的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张门才女》这个书里面就给了一个解释,因为男人要在外面奔波,得病得不到治疗,死亡概率高,而女人关在家里得传染病的概率小,等把儿子培养出来就有地位了,所以历史上有权有势的女人也不是没有。为了巩固自己通过儿子获得的家庭地位,母亲往往又需要以传统的忠孝观来教育儿子,维护儿子在男性中心家庭里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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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这个以母亲为中心的“子宫家庭”在父权的家庭运作过程中,既巧妙地向父权提出了挑战,又巩固了男性统治的传统。这种对妇女在男性中心社会中所起的复杂作用的探讨对中国妇女研究者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在这个制度里面,如果一个女人她的子宫里面产生一个儿子,一切利益就有了,所以有妇女会愿意去维系和男权文化配套的各种习俗。

出生于1962年的俞敏洪也是成长于这样的中国传统家庭。在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为新东方撰写的传记中,他证实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俞敏洪当众向母亲下跪。在张明扬查阅了很多资料写成的《俞敏洪和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一文中,也讲述了俞敏洪对孝道的尊崇,以及他的母亲李八妹在新东方的“老太君”的地位。

也就是说,俞敏洪作为一个男性既是这个制度的得益者也是牺牲品。一方面,他的家庭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他享受了更多的资源,发展的可能性更大,同时把女性特别是妻子的社会价值更多的视作“女主内”和教育孩子;但另一方面,当他面对强悍的母亲时,又像传统伦理中的“孝子”,默认“母权”,默认母亲的大家长地位,欣赏甚至崇拜母亲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强悍角色。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俞敏洪,自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但又很难说他是厌女症。正如专栏作家张明扬评价的那样,他的部分思想停留在上一个时代,停留在儒家式的传统伦理中不能自拔,他本人是“旧礼教的牺牲品”。

这可能也是包括俞敏洪在内的那一代男性的典型问题,让他们反思自己所处的结构恐怕很难。批评者如果认为他们只是掌握了性别特权却没有付出“孝顺”的代价恐怕又对他们欠缺了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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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都知道,无论男性群体还是女性群体都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产物,归咎于女性群体,而不去看是什么样的社会机构造就了这样的女性,则未免失于浅薄。一些知名心理学家,例如玛丽·皮弗(Mary Pipher),就在她的作品《复活奥菲利亚》(Reviving Ophelia)中曾指出青春期的女孩出现的行为偏差不能单纯归结到个人身上,而是一个包含了教育、文化、社会结构等多方面的原因。对于青春期的女孩而言,她们面临的压力和变化要比同龄的男孩更多。她们不仅会面临自身的变化,同时还要面对外界对她们要求的变化。不仅如此,此时的女性开始意识到了社会性别结构的权利失衡的问题。

无论是要褒还是要贬义,俞敏洪在发言中把女性“特殊化”即已违背男女平等的精神了。在他的例子里,女性没有职业角色,没要独立的形象,女性的价值体现为家庭和教育的坐标系里,这会让听者觉得,俞敏洪老师完全没有关注过现代女性,以及她们对独立自主、职业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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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国知名学者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Christina Hoff Sommers)所说,新一代男青年从媒体、家庭、左右各派政治势力、政府甚至教育系统中,接收到了各种矛盾的信息。这会导致整整一代毫无榜样指引的男人。我们不希望看到,我们的社会对年轻男性怀有怀疑态度和恐惧心理,导致他们无法培育出正常的自尊心,要么畏缩不前,要么不胜挫折而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