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我们能否有幸像傅达仁先生一样从容不迫的死去？

台湾著名体育主播傅达仁在瑞士选择了安乐死，在儿子的怀中离开了人世。

这段视频影像让人唏嘘不已，在感叹生死无常之余，一个沉重的问题也放在了我们的面前：安乐死离我们有多远？

作为一名急诊医生，我总是能够常常见证生死。

其实，很多人都不明白，也没有去认真思考过：“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

尤其是那些癌症晚期的患者，在死亡之前他们会经历各种丧失尊严的痛苦。

几天前，我在抢救室里负责抢救了一位肺癌晚期的患者。

患者的病情已经无力回天，而且在弥留之际还要承受着极大的痛苦。

这种痛苦不止是癌痛那么简单，还夹杂着因为大量胸腔积液和肺部感染导致的胸闷气喘。

如果放弃任何治疗，虽然患者必定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心跳呼吸停止，但是却能结束常久的痛苦。

子女有着放弃任何治疗的打算，但却不忍心眼睁睁的看着还有清晰意识的患者慢慢死去。

如果积极治疗，比如气管插管等，虽然有可能解一时之危，但终究也会无济于事。

最重要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延缓一分钟的心跳呼吸，便意味着增加患者一分钟的痛苦。

子女们纠结不定，既不愿意让患者痛苦，又不忍坐下放弃的决定。

患者的老伴拉着我的白大褂，看着恶液质状态的患者，像我哀求道：“医生，你给他打一针，让他走了吧！”。

在抢救室里，这样的要求不止一次的出现在我的面前，也不止一次的被我拒绝。

因为现实的法律法规、现实的社会条件，不准许我们去这么做。

这个时候，作为医生，眼睁睁的看着患者承受着痛苦，对医者来说，同样是一种折磨。

最终，子女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如果患者出现了意识模糊或者心跳呼吸骤停，就心肺复苏、气管插管，但维持几分钟就放弃。

我能够理解家属的心情和意愿：他们既不愿意让患者忍受更多的痛苦、丧失更多的尊严，又不愿意果断的放手让患者离开。

但是，这种做做样子的抢救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做除了能够安慰生者的心理，对患者又有什么意义呢？

看见傅先生通过安乐死从容的离开之后，我在想：安乐死，会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吗？安乐死，会让我眼前的这些病人解除痛苦吗？安乐死，会不会是我们终将无法回避的一个社会问题？

其实从很多年前开始，我便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常常能遇见那些让人心痛的患者和忍不住眼角湿润的场景。

我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的本职工作，所以我应该竭尽全力去救治每一个病人。

但是，在现实工作中，我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一名医生。

我看见了许许多多人间悲剧，记住了许许多多危在旦夕的病人姓名。

这些悲剧有的来自我的亲人，有些来自我的病人。

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曾是这个世界上有血有肉有思想的独立个人。

面对这些我亲眼看着离开人世的人们，有八个字，我一直不忍说出，不是因为我觉得它们残酷，而是因为我无法让自己的内心平静。

这八个字就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大约半个月前，抢救室里来了一位80岁的老年女性患者。

患者因为严重的帕金森和脑梗塞后遗症，而四肢不停颤抖，肌张力增高，以至于影响行走、进食等等。

更致命的是：因为进食呛咳，而反复肺部感染。

对于这样的老年人来说：肺部感染往往是致命的首要原因。

让人觉得难过的并不是老人病情危重，毕竟人都有一死，而且老人已经80岁高龄。

让人觉得不忍心的是：患者还有着清晰的意识，只能瞪着眼睛看着这个世界，只能用不停抖动的四肢来表达意图，而根本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因为几个子女对治疗建议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老人被滞留在了急诊。

那个时候，我看着她，她看着我。

”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这八个字突然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它让我感到害怕。

我不是应该竭尽所能救治老人吗？怎么能够有希望老人早日去世的恐怖想法呢？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生活中极其常见，甚至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人的人生终末阶段都有可能如此。

而且，我们从来没有学会如何去正确面对死亡。

而且，我们决定不了自己的出生，甚至也决定不了自己的死亡。

但是，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我们虽然是哭着到来，却能够笑着离开，就像傅先生这样。

安乐死是一个考验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制度的问题，它也并不是如同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但是，我想：人类之所以能够主宰地球，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正是因为人类社会有着自己的规则和信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判定一个社会是否进步或文明的标准是什么？不仅是财富的数量和进步的科技，更重要的是智慧的文明和以人为本的动力。

我不敢说安乐死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准，我敢说的是安乐死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

希望某一天，安乐死能够真正切实可行的实施起来。

希望某一天，人类能够找到一种更好的开始新生命的途径。

希望某一天，我们能够像傅先生那样从容不迫的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