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分享：无药物治疗的精神分裂症康复

最近刚搬到东南亚，我觉得可以自由地与读者分享我的故事。我在20岁时就开始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例如言语紊乱、精神方面的问题、紧张症等。几个月后我住进了医院，开始了为期15年的精神分裂症治疗旅程。而现在，我被告知，自从2006年我最后一次住院治疗以来，我可能没有得过这种病，而且我不再有任何症状。

另一种看法是，这可能得益于我在这15年中采取的方式，包括健康生活方式的改变和非常非常小心地减少剂量——可能是一些人应该遵循的有效模式。我的经验与早期的研究结果相吻合，这些结果表明，在那些获得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很少的国家，精神分裂症的缓解程度更高。一项大型研究(来自37个国家的17000个参与者)，对这些结果提出异议，它显示低经济产出国的疾病结局不会更好，然而这项大型研究将美国患者排除在外，其中一些作者还是礼来公司的员工(Karagianis et al .,2009)。因此，似乎有理由认为欠发达国家的结果可能会更好，并考虑是否有遵循以Cochrane证据为基础的干预措施，如饮食改变，增加锻炼，或改变社会角色等。

后一种是我称之为“角色心理学”(role psychology)的过程，可通过以下过程进行练习：(1)首先要确定哪些技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有利的；(2)各种各样的角色和工作被认为，可能需要胜任该角色的人所需要的技能才能获得成功；(3)选择其中一个被考虑的角色。在成功地扮演这个角色时，我们被迫进入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关系促进了我们获得在第(1)步中确定的技能。

我还想先分享一下我减少精神病药物治疗的过程。它需要跟踪我每周用药的剂量，并且每个月或每两个月只做一次改变。我做的改动很小。例如，如果我的标准剂量是每天7.5mg的奥氮平，我每周会有一天服用稍微低一点的剂量，也就是5mg。每周的平均摄入量是50mg而不是52.5mg。如果我在这一剂量上稳定了一到两个月，我就会降低到新的每周平均剂量，也就是47.5mg，并且有两天的时间只服用5mg而不是7.5mg。

我认识到我早期存在复发的风险，我以前也曾偶尔在自愿禁食的情况下禁食，在这种情况下，有几天我碰巧停止口服任何东西，这将导致失代偿和住院。在新的计划中，我有责任自行服用高剂量的药物(例如15mg)一天或两天，然后高正常剂量(例如每天7.5mg)，持续两周。这与我在医院里接受药物治疗类似。可以把这种药物的减少看作类似于断奶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病人的生化反应越来越不依赖于令人兴奋的物质，并越来越趋向于健康、轻量的输入。

我目前的饮食包括生的纯素食物，已经有10年了。当我试图恢复健康时，我用三到四个鳄梨或四分之一公斤的干酪（脂质补充剂）来代替抗焦虑药物。镇静效果通常需要30分钟左右。我使用蛋白质补充来解决紧张症，首选的形式是蜂花粉、营养酵母或螺旋藻等粉末状物质。过多的蛋白质会对我的情绪产生影响，使我烦躁不安，但适量的蛋白质会给我提供能量。我的一些精神病症状与麸质的敏感性有关，当我把小麦从我的饮食中先剔除，然后在几个月后再添加一些时，结果是惊人的。在吃了大量的未煮的(干的) seitan之后，我的想法在短时间内变得很奇怪。第二天我再次尝试了大量的seitan后，出现了同样的模式。

需要明确的是，这些饮食干预都没有证据基础，大规模的，双盲随机的研究还没有完成。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脂质代谢异常、蛋白质代谢异常或食物敏感性可能导致精神分裂症的某些症状。就我个人而言，我从出生起就患有肾和肾上腺发育不全。我出生时只有一个肾和一个肾上腺，这可以通过超声检查来证明。

我的运动习惯有时包括极大量的身体活动量。我认为每周20小时的锻炼，有两天5到10个小时，其他时间可以稍少，这才是一个有用的量。例如，很少有马拉松运动员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当然，这只是一种暗示，并没有进行适当的研究。

我的康复尝试是在加利福尼亚进行的，由于没有耻辱感并有广泛的社交机会，使我能够在几个岗位上做志愿者，最终获得了成人教育的证书，并一边教书一边戒掉了精神病药物。亚洲社会也存在这种角色假设的机会，但这里的家庭生活结构与我成长的地方非常不同，我所享受的那种自主性可能很难产生。然而，每个病人的道路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理由抱有希望。亚洲显然有机会实现无药物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也有机会让医生研究这一过程。

我的分享，目的并不是要降低精神分裂症等重大精神疾病的严重性。这种疾病，尤其是前驱症状，可能是致命的，应该非常谨慎地治疗。正是在长期规划中，我所描述的这些策略才可能被采用，才可能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