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成功家庭教育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学者。他很好地体现了孟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价值主张。其渊博的学识和开明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缔造了满门才俊，一门三院士，而且其对子女的教育，至今仍可引导我们教育子女。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个个事业有成：
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
长子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
次子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
三子梁思忠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次女梁思庄为著名图书馆学家;
四子梁思达，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三女梁思懿，从事社会活动;
四女梁思宁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五子梁思礼前不久去世，是新中国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关注子女，赋予子女强烈的爱
直到现在，很多中国父亲都很难十分直白地对孩子表达爱。但梁启超经常会告诉孩子们，自己有多爱他们。他曾在给孩子们信中如此表白：
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不光是口头上说说，梁启超确实为子女的成长花费了极大的精力。
长女梁思顺同他一起流亡日本，由于找不到适合的学校，便由他亲自教授读书，有时甚至为女儿批改作文到凌晨。经济状况稍好之后，为了培养女儿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他还在家里辟出一座实验室——如果听到现在还有人鼓吹女生学不好数理化，梁启超一定是第一个嗤之以鼻的人。
九个儿女，各个性格不同，梁启超要确保他们都能感受到父爱，而且都觉得自己是父亲心中特殊的一个。他给大女儿思顺取爱称“大宝贝”“我最爱的孩子”，三女儿思懿被他取了个外号叫“司马懿”，小儿子思礼的代号则是“老白鼻”(老baby的谐音)。
对次女梁思庄，他在信中肉麻地写道：
“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很，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
二、正确而又清晰地人生观、价值观
如果梁启超生活在现在，他是绝不会去写《我的儿子读哈佛》之类的畅销书的——因为“读名校”“升官发财”之类，根本不是他对子女教育的目标。
那梁启超看重的是什么呢?在他给子女的家书中，大概能窥见一二：
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
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三、对各个学科、学问的包容
梁启超的子女中，大多学的不是所谓的“热门专业”，但凡是真心喜欢，且对社会有益，他必定全力支持。梁思成主修建筑史，梁启超深知这个专业找工作不易，但依然全力支持儿子的学业。次子梁思永立志投身考古，他便亲自联系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自掏腰包，让梁思永有机会参加实地考古工作。
他也会给子女提建议，但绝不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们。本来，他很希望次女梁思庄学生物，但思庄尝试之后，自觉兴趣不大，他便又忙写信道：
“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不必泥定爹爹的话。”
四、对子女一时并不成功的结果的包容
我们现在特别关注孩子做事所达到的结果，却不能体谅孩子一时的失败。而梁启超也对子女的学业非常关心，却并不在意一时的考试成绩。梁思庄在刚到加拿大时，一次考试在班上只得了第十六名，十分沮丧。梁启超得知后，立刻写信说：
“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三十七人中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
后来，思庄经过努力，成绩一跃成为班上前几名。梁启超高兴之余，特意写信嘱咐：“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功课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
五、中国传统教育是基础
梁启超让孩子们从小读《论语》《孟子》，教导他们“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道理。
即使在梁启超过世后，梁氏子女依旧牢记着他的这些教导。抗战期间，梁思成、梁思永全家踏上颠沛流离的流亡之路;长女梁思顺在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四个孩子，生活极为艰辛，但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三子梁思忠身为军官，在淞沪会战的战场上浴血奋战;小女儿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
梁氏兄弟姐妹九人中，有七人都曾经留学海外，而且都是哈佛、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名校。学成后，他们全部选择了回国。在梁家，“报效祖国”这四个字，从来不是一句说来好听的空话。
而这，或许正是我们为何如此尊敬梁氏一家的原因。在这个崇拜成功、膜拜金钱的时代，总该有人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精英。
六、和谐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是家庭的重心。梁启超对两位夫人的尊敬和爱戴确保了梁家的安宁、祥和。对李蕙仙，梁启超信任、体贴、关怀。他在给李蕙仙的信中曾得意地说：他们的结合是“美满姻缘，百年恩爱”。他在檀香山遇到何蕙珍的恋情，不仅如实告诉了李蕙仙，还将其所赠的两把精美小扇寄给李蕙仙保存。每次外出，梁启超总要为李夫人购买礼品。他曾对大女儿梁思顺讲：“汝母所欲得之物，总不外恰克图火锅，腌菜坛子，黄铜烟袋之类，吾与汝母相处二十年，宁不深知耶。”梁启超只要在家居住，就会和李蕙仙夜间长聊。他在给子女的信中透露：“每晚客散后，与汝母杂谈，动至夜分。”梁启超常炫耀自己的普通话是李夫人所教。毫无疑问，梁启超是将李蕙仙当作贤内助和知己。李蕙仙逝世后，梁启超概括他们的关系是：“我德有厥，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挟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燠便康；我老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这种文学体裁的描述难免有夸张之处，但梁启超与李蕙仙的心心相印、休戚与共是肯定无疑的。王桂荃由于出身卑贱、地位低下的原因，在梁启超的文字记述中很少，但他对王的爱恋和依赖决不比李蕙仙差，尤其在日常起居的生活方面，离不开王桂荃。梁启超出远门常带王桂荃前往。护国战争期间由于没有王桂荃在身边，梁启超几乎没吃过一顿可口的饭，几乎天天思念“王姨”。尤其到了晚年，梁身体不好，全靠王桂荃照料。
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是我国有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中妻子、妾侍加起来总有六位，为他生了十二个孩子，但真正长大成人的康有为的子女只有六个，真正教育成才的并不多，目前大多都在海外居住。在家庭教育方面，梁启超远远超过他的老师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