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艺术家们的拖延症，你也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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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闻说，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在接下业主埃德加·考夫曼（Edgar Kaufmann）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私宅项目后，并未马上开始设计。赖特在搁置项目九个月后，因为业主的一次突然到访才开始构思设计；当考夫曼来到赖特的事务所时，赖特当下立即画出了这座为他赢得赞誉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品“流水别墅”（Fallingwater, 1935），一座栖息在瀑布上的住宅。

对于赖特来说，拖延也许帮助了他在最后一刻迸发出灵感。安德鲁·桑泰拉（Andrew Santella）在近期发布了一本关于拖延症的书《马上就好：迟来的拖延症历史，从达芬奇到达尔文再到你和我》（Soon: An Overdue History of Procrastination, from Leonardo and Darwin to You and Me），这位自称有拖延症的作者在书中讲述了“流水别墅”的故事，也提到了达芬奇的拖延毛病（他在接到委托若干年后才完成作品）；另外，达尔文的《进化论》（Theory of Evolution）同样是延迟出版。

类似的轶事还有很多，但是在心理学家看来，关于拖延症是否有益于创造力的讨论还需要更确凿的证明。有些人相信，某些形式的拖延能促进健康的心态和创造力；但也有人认为那些在创意工作中故意拖延的行为，并不构成拖延症。

心理学家、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副教授蒂莫西·皮切尔博士（Dr. Timothy Pychyl）认为，拖延是延迟的一种形式。皮切尔博士解释道：“具体地说，拖延是在明明知道延迟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全盘考虑的情况下）时，仍对预期计划刻意地延迟”。所以，如果你，知道你或者你的工作会受到影响，却仍然等到最后一刻去执行项目或者把优先要完成的事情排到待办事项的末端，这才算拖延。这就是区分拖延症与时间管理困难的差异之处。

2016年，因为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拖延症与创造力存在交集的讨论成为了主流焦点。格兰特是组织心理学家、作者以及沃顿商学院的教授。在《我为什么教会自己要拖延》（Why I Taught Myself to Procrastinate）一文中，格兰特将拖延设想成一种“创造力的品质”，另外他还在文中分享了他的学生基哈尔·信（Jihae Shin）的调研成果，信目前是威斯康星大学的一名教授。

格兰特描述了基哈尔·信进行的一项实验，她规定参与者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交商业上的经营理念。实验中，第一小组被要求立即想出点子；第二小组被安排花五分钟的时间玩扫雷和纸牌，之后才开始脑轰想法；第三小组被延迟的时间则更长，他们有更少的时间去思考，所面临的压力也在增加。结果显示，第二组成员的创造力比其他小组的人高出28%。格兰特自认为是天生的“操之过急患者”（precrastinator）—— 这类人在心理学上定义为总是尽早开始、提早完成一项任务的人。在了解到基哈尔·信的实验结果之后，他决定尝试去效仿第二小组成员的行为，有意识地去拖延创造性的工作。

格兰特写道：“我发现，在任何创意项目中，总有一些环节需要进行横向思考，这些环节当然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我本能地想要提早完成任务，这使我不去思考那些能激发新灵感的复杂想法。我躲开发散性思维 —— 也同时错失了它所带来的价值”。（发散思维，即为解决一个问题而产生的各种新颖、适宜的解决方案，它被广泛视为创造力的源泉。）

格兰特探索的这种工作状态，被心理学家称为“积极拖延”（active procrastination）。“积极拖延”这个概念由研究者Angela Hsin Chun Chu 和 Jin Nam Choi 在2005年提出，当时的研究关注了三所加拿大高校本科生由拖延症产生的积极影响。

过去的研究总将拖延症与一些负面特性联系起来，比如不理想的学业表现、焦虑、抑郁和健康问题。Angela Hsin Chun Chu 和 Jin Nam Choi 则对前人的研究提出质疑。他们的研究推测出两种类型的拖延：“消极的”拖延者是过去理解的拖延症；这类人的问题是犹豫不决以及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相反，主动的拖延者属于“积极的”拖延类型；他们更倾向于在压力之下工作，他们是在“从容不迫”地主动拖延。

这项研究发现，“积极拖延者”比消极拖延的人表现得更好。他们有更高的GPA和自我效能（具备相信自己表现的能力）；他们与不拖沓的人一样，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时间与情绪。

最近，由刘文玲主导的一项研究于2017年12月公布结果，研究发现积极拖延、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的自我效能（CSE，被定义为“个人在创造力方面的自信程度”）之间存在积极的关联性。”在对中国八所高校853名本科生进行的关于 CSE 的调研中，研究者表示：“我们有理由推断，积极拖延者在解决创意相关的问题时具备足够的信心，这体现在他们选择在压力下工作，并且在项目截止日期前都能有良好的表现。关于积极拖延的讨论，有些过于咬文嚼字，或者总把注意力放在研究者如何定义“拖延”上。一些心理学家，比如皮切尔博士，认为积极拖延更应该被描述成“目的性延迟”（purposeful delay）。那些被认为是积极拖延者的人则有意将工作留到最后一刻，因为他们从始至终都相信自己能按时完成任务。

皮切尔博士解释道：“他们并不是故意要拖延，只是单纯地推迟工作进度，如果一定要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定义，那只能说他们有稳定的情绪去应对最后一刻完成任务的压力…延迟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但是拖延本身可以视为自甘挫败的延后，因为我们总往更糟糕的一面去想。”换言之，真正的拖延者从来不会抱有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能出色完成任务的心态去推迟工作。拖延会与自我挫败的意向相关，而“目的性拖延”并不是。

在作家阿兰·莱特曼（Alan Lightman）的新书《浪费时间的好处》（In Praise of Wasting Time）中，莱特曼讲述了不定期地给自己留出思考、玩耍或者孵化想法的时间的好处。他在书中引用历史上创意天才们的例子，比如作家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和电影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他们都在日常生活中为自己安排自由遐想的时间，成为一种习惯。斯坦会与她的伴侣爱丽丝·托克拉斯（Alice B.Toklas）在法国东部安省的乡间漫步，盯着奶牛来激发创作灵感；费里尼每天早上6点起床，出门前都会花时间在屋里闲晃。在旁人看来，这些都是拖延的举动，但在莱特曼眼里，这样的行为能够刺激创造力，是一种“冥想和思考的习惯”。

其实，我们很难得知赖特和达芬奇是否真的有拖延症，或者他们只是推迟工作进度（也许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抑或是特意留出一些时间让想法得以发展和改变。有关拖延的理论恰巧与相关的研究吻合，证明放松片刻与休息有益于创造力的提升。

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与前文提到的积极拖延能提高创造力不同，真正的拖延症会带来非常不良的影响与自我挫败，最后的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皮切尔博士指出，许多有拖延症的创意天才实际上可能真的存在拖沓的毛病。他说道：“就像人们常说的‘甲之熊掌，乙之砒霜’，我想‘拖延不一定是拖沓’也是成立的，因为从外人的角度，我们经常使用拖延这个词来贬低他人。”

皮切尔博士补充说，当我们拖延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思考这个行为会带来更大的创造力。他提到：“你可以与任何一位艺术家、音乐家或者作家交谈，他们会告诉你，你一定要‘露面’，而不是干等着缪斯的出现。”

（文章来源于Art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