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谈如何让学生减负真正落地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合力
编者按：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不强，学前教育数量和质量都有弊端，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不高……针对教育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召开期间，委员们提出了解决方案。
制图／李晓军
法制网记者 蒲晓磊
当大家在谈论“减负”的时候，委员们在谈论什么？
一篇名为“牛蛙之殇”的文章曾经在去年火爆网络，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会副主委、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副主任胡卫把对这篇文章的思考写到了提案中：“客观分析下来，家长的焦虑，主要还是出在家庭教育本身。显然，问题的解决，最终靠的也是家庭教育本身。”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建议，促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有效衔接，在“减负”问题上形成合力。
民革中央把“增强义务教育‘减负’实效，切实推进素质教育发展”当作重要提案提交给全国政协，提案这样看待“减负”的重要意义：“增强‘减负’实效，办好人民满意的义务教育，关系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关系到建设教育强国历史使命的完成。”
……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召开期间，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推动热议多年的“减负”工作能够真正落地。
家庭教育出问题致“牛蛙之殇”
去年，“牛蛙之殇”一文火爆网络时，长期关注教育领域的胡卫很快就注意到了这篇文章。
“文章字里行间戳中了父母心中深层次的焦虑，育儿漫漫长路上的艰辛激起了广大读者的情感共鸣。”胡卫说。
胡卫认为，受各种因素影响，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认识：考不上好小学＝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人生失败。在这样一个狭隘而荒谬的逻辑链条中，家长们形成了经济焦虑、攀比焦虑、教育焦虑这样三重焦虑。
在胡卫看来，家长们各种焦虑的背后，原因并不复杂：一方面，出于对孩子成长成功的过度渴望，有一种“担心孩子输在人生起跑线上”的功利心理；另一方面，对孩子成长规律和个性特点缺乏理性认识，普遍存在从众心理和跟风意识。
“事实证明，用硬拼的方式，把孩子的所有时间用各种补习班填满，不仅会抹杀掉孩子学习的兴趣和后续的潜力，还会占用掉孩子童年的玩乐时光，是得不偿失的做法，最终并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胡卫说。
胡卫认为，面对《牛蛙之殇》所引发的热议和反思，应作出四个“转向”：从跟别人家的孩子比，转向关切自己家的孩子；从只关心孩子学业结果，转向重视高质量的陪伴；从只注重挑选好的学校，转向帮助孩子设计好的人生；从被动跟风盲从，转向理性思考抉择。
“无数事实表明，一个在健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一个得到父母理解关爱的孩子，即使不上名校，也可以是高贵的、从容的和充满好奇的，并且拥有独立的、快乐的美好人生。客观分析下来，家长的焦虑，主要还是出在家庭教育本身。显然，问题的解决，最终靠的也是家庭教育本身。”胡卫说。
谨防让“孩子伤在起跑线上”
王欢注意到，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高度重视“减负”工作，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刀切”的量化规定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地区、校际间的现实差距；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各类“辅导班”“培优班”让家长“爱恨交加”，教师、家长特别是学生的“减负”获得感还不强。
在王欢看来，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基础教育承载了很多“基础”之外的内容、教育综合改革还需进一步深入等多重原因的交织。
“孩子成长成才，当然应该勤奋努力，但凡事皆有度，一旦丧失了学习兴趣，让‘孩子伤在了起跑线上’，小苗再难成栋梁！”王欢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在王欢看来，要想让“减负”真正落地，教学这一环节必须得到重视：一方面，强化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更多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另一方面，着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实现教育主阵地的内涵式“减负”。
王欢同时建议，规范课程设置、深化评价改革，有针对性地做好“减负”“四则运算”：“加法”，就是把孩子的睡眠和运动时间加上去，把亲近自然和兴趣爱好加上去；“减法”，就是严控课内外作业的数量、种类、形式、难度，把不必要的负担减下来；“乘法”，就是把多元评价的激励机制成倍拓展；“除法”，就是将违规的校外补课、办班以及各种违反学生成长规律的比赛坚决去除。
更为重要的是，“减负”的真正落地，依赖于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三方合力。
王欢建议，大力宣传“基础教育为人生发展奠基”的价值取向，促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有效衔接。让家庭教育回归本源，培育亲情、传承家风、养成良好习惯；让社会教育规范有序，使孩子尚德明礼、关爱他人、多样发展；让学校教育回归本质，为学生的人生发展奠基。三方互为补充、良性互助，在“减负”问题上形成合力，让“减负”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严查教育系统内部寻租行为
“鸡汤喝得众人醉，错把忽悠当翡翠，这是不行的，不听忠告听忽悠，负担增加人人愁。”在3月16日的记者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回应“减负”问题时，说了这样的话。
民革中央在提案中直言，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打着“提优补差”的幌子，行应试教育之实，野蛮生长，人气火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已然形成，究其原因，在于监管力度不够强，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课外培训机构的监管不到位，所以导致教育行为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对此，民革中央建议，加大监管力度，严格规范教育行为。
民革中央在提案中建议，加强内部监管，严查教育系统内部寻租行为，特别是要严惩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乱办班乱补课现象。加强教学管理，规定授课知识要点、讲授程度等，明确要求课堂教学严格执行教学大纲，查禁教师弱化课堂实效、参与课后补习牟利行为。强化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探索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和联合监管机制，加强教育、工商等部门联合执法力度，取缔无证培训机构，严禁培训机构超范围经营。杜绝各类学校与培训机构合作择优、“占坑”录取等行为，坚决打破已经固化的“利益链”。
除此之外，民革中央还提出，为增强义务教育“减负”实效，切实推进素质教育发展，还应采取其他措施，包括加强宣传教育，倡导现代教育理念；强化制度落实，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畅通疏导渠道，满足学生发展需求；完善评价机制，推进考试领域改革。
职业教育观念仍难改变 专业匹配不够 委员呼吁
依法确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架构
通过修订职业教育法，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依法确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架构。
法制网记者 蒲晓磊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会主委、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注意到，我国的教育有一个怪圈。
“一边是行政命令一道接着一道，社会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学生‘减负’还是没有减到位；另一边是高校毕业生找工作难，而企业却找不到高级技工，毕业生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我们的成才观和教育理念出了问题，应该反思。”黄震直言。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广西区委会主委钱学明认为，我国的职业教育有喜有忧。
“虽然经过两轮‘职教攻坚’，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面临着专业匹配不够、职业技能不足、职业精神缺乏三大难题。”钱学明指出。
谈起职业教育，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湖南省委会主委张大方将目光聚焦在整个体系的建设上。
“由于体制机制尚未理顺等诸多原因，导致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现代产业发展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张大方说。
我国的职业教育应向何处去？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召开期间，多位全国政协委员围绕这一话题建言献策。
建议修订职业教育法
在黄震看来，从学历社会走向资格社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黄震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劳动技能水准尚无法形成有效竞争力。特别是我国正面临产业结构调整，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十分缺乏高级技能人才。
“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不强、发展理念相对落后、基本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依然存在，高素质的一线技术工人短缺，已成为阻碍我国产业发展、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瓶颈。”黄震说。
黄震认为，除了要在全社会转变成才观念、转变教育观念以外，还要从制度上作出改变，“德国制造之所以享誉全球，关键是从制度设计上，德国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大量投入和全社会对技工的尊重，造就了一大批技术精湛的‘工匠’”。
黄震建议，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和社会评价体系上，要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高技能人才培养和各行各业人才成长的环境和土壤。例如，提高一线劳动者地位待遇，鼓励用人单位建立高技能人才特殊岗位津贴制度。
不仅如此，还要加快修订完善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
黄震认为，通过修订职业教育法，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依法确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架构，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规范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主体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各级政府应将职业教育纳入产业和经济发展规划，加强职业教育布局结构、基本建设、专业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规划，超前布局培养新兴产业的高技能人才，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多元、社会分工合理、发展和谐的现代社会，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教育困境，使我国的教育健康发展，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黄震说。
需求侧管理亟待加强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钱学明认为，加快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走上中高端，需要通过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培养一支高技能人才队伍，打造发展新优势，形成发展新动力。
但当下职业教育还无法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钱学明直言，我国的职业教育面临着专业匹配不够、职业技能不足、职业精神缺乏三大难题。
“如果说教育部门是职业教育的供给方，那么，掌握全社会总体就业状况、行业产业人才需求的人社部门就应该是职业教育的需求方。职业教育存在的上述三大难题，表面上看是供给侧出了问题，实质上是需求侧管理没有跟上，供需双方没有形成相互制约机制，也就无法实现供需平衡。”钱学明说。
对此，钱学明建议，发挥人社部门作用，形成合理供需关系，促进供需平衡。
“在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中，人社部门应当做好需求侧管理。一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制定行业人才需求规划，提出职业教育的招生方向、数量和技能要求。二是评估学生技能是否满足社会需求，考核学校教学质量是否达标，提出改进和调整要求。为此，要改革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赋予人社部门需求管理职能，形成供需双方的制约和平衡机制。”钱学明说。
建立起现代职教体系
“职业教育是与产业经济发展关联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有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特别是德国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为其现代产业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张大方说。
对于职业教育的作用，政府专门出台过许多政策文件，如国务院于2017年底发布了《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教育部印发了《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等。
“这些政策发布的目的就是要求职业院校转变办学模式，与企业开展深度融合合作，让企业能逐步承担起参与办学的使命，从而建立起支撑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张大方说。
但让张大方感到忧虑的是，由于体制机制尚未理顺、产业支撑能力尚薄弱、现有政策有所偏颇等原因，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与现代产业发展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为此，张大方建议，采取多种措施，推动职业教育与重点产业领域深度对接：
重点选取产业基础较好、市场急需的领域来推动突破，并起到示范作用，如航空航天、大数据、高铁、地方菜系、戏剧等。
举办校企合作座谈会、对接会，促进形成订单培养、协同创新；出台政策，对合作成功的示范项目、平台给予示范命名认定和奖励支持。
对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还可实施设立“产教融合”的大师工作室、建设协同创新研发平台、建立行业人才培养基地等重点建设项目，由企业和职业院校共同申报和实施。
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苏华委员呼吁
深化供给侧改革推进立法建立运行保障机制
法制网记者 蒲晓磊
“大力发展高质量的普惠性幼儿园，体现新时代学前教育公正、公平和公益的价值追求，让幼儿园更安全、更温暖，真正成为孩子们的童年乐园，让亿万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优质教育，对个人、家庭、国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四川国弘现代教育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苏华这样描述自己的理想。
但他也认识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十分突出。”苏华直言。
苏华得出这样的结论，建立在相关的数据上：2016年，我国幼儿园共23．98万所，在园幼儿4413．86万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77．4％；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共249．88万人。师生比达到1∶17．7，远低于1∶5至1∶7的全园教职工与幼儿比的教育部规定标准。
苏华发现，一些地方的优质公办园收费低廉但数量不足，无法满足公众需求，造成“稀缺化”，侧面助推了民办园收费“贵族化”，致使大量低收入群体家庭的幼儿被迫流入无证园。
这让苏华意识到，在这样的状况下，要实现到2020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5％的发展目标，在园儿童至少将增加1000万人。与此同时，教师和幼儿园数量也存在较大缺口，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除了数量上的不足，质量不高的弊端同样让苏华感到忧虑，“幼儿园师资在数量、质量上双重不足、供需失衡，导致保教质量不高、安全管理矛盾突出、侵犯儿童权益事件频发”。
苏华认为，只有着力解决“入园难、入园贵、质不优”的现实问题，积极回应老百姓“有园上、园好上、上好园”的需求，深化学前教育供给侧改革，做到“加量加质不加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幼儿园存在的问题。
在苏华看来，数量和质量上的弊端，也要从这两方面加以解决。
一方面，增加普惠园供给数量。鼓励社会力量举办普惠性幼儿园，改扩建薄弱幼儿园，新建小区、旧城改造按需配套普惠性幼儿园。避免走入新建普惠性公办园规模过大、设施豪华、收费偏高的误区。围绕农村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加大普惠性幼儿园建设力度，力争建成“一村一幼”。
另一方面，提高师资培养能力。健全待遇保障机制，让幼儿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扩大高校本科、研究生学前教育专业招生计划，大幅提升高校学前专业专升本招生计划；制定鼓励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到农村和贫困地区幼儿园顶岗支教的政策文件。对存量普惠性幼儿园扩容、提质，鼓励地方事业单位调剂和新增编制向农村幼儿园倾斜。开展好幼儿教师、园长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特别是推进农村贫困地区幼儿教师、园长的寒暑假定期脱产培训，切实提高培训质量。实施“名教师工作室”“名园长工作室”工程。
与此同时，增强政府职责和监管力度，对于学前教育质量的提升也至关重要。
苏华建议，推进学前教育立法，明确各级政府职责，建立投入与运行保障机制。省级政府层面建立学前教育联席会议制度，统筹解决学前教育中的各种“衔接”问题。鼓励示范性幼儿园办分园并与薄弱幼儿园结对共建。在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设立专门的学前教育管理机构或科室，配备数量充足的学前教育专职干部。建立健全幼儿园安全制度、人防、技防及物防等相关安全标准，定期开展幼儿园安全隐患排查和办园行为检查，消除大班额、取缔无证园，抓好师德师风建设，杜绝“问题校车”“问题食品”“问题教师”。
戴立益委员:
统筹协调推进家庭教育快速发展
要形成有效的跨部门统筹协调、顶层规划机制，打破部门分工藩篱，协力推进家庭教育，探索形成全新的家庭教育治理体系。
法制网记者 蒲晓磊
“今天是终身教育时代。”在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会副主委、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兼开放教育学院院长戴立益看来，这句话恰如其分地道出了终身教育的重要性。
戴立益介绍，所谓终身教育，是指个体一生所受各级各类教育的总和，其中不仅仅包含学校教育，如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也包含学校以外人们在家庭、工作场所和整个社会所接受的各种教育活动——后者统称为社会教育。
其中，家庭教育的意义非同一般。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研究表明，家庭教育的优劣，对孩子一生的成长影响深远。而家风的好坏，不仅影响着个体成长，也影响着家庭和睦及社会的风气清正。为此，无论对个体、家庭还是社会，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戴立益说。
戴立益指出，我国历来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推动下，家庭教育在全国各地也迅速升温。
戴立益同时认为，目前我国家庭教育的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家长普遍缺乏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手段，亟须提升自身的家庭教育能力。尽管家长们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但由于普遍缺乏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和多样化的家庭教育手段，导致家庭教育具有较大的盲目性甚至危害性，不少家庭出现了重智轻德、重分轻能、过分宠爱、过高要求等现象。
全社会缺乏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者，亟须建立家庭教育专业指导体系。家长自身教育能力的改善，需要家长的自我教育，但更需要全社会建立家庭教育专业指导体系。然而，目前我国大学普遍没有建立家庭教育专业，还没有形成一支专门的家庭教育专业队伍用于开展家庭教育的理论研究与专门人才培养，严重影响了家庭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一些敏锐的市场机构捕捉到了这一重大社会需求，其所提供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或专业认证课程受到市场追捧，而有些鱼龙混杂的机构则趁机捞钱。
政府尚未建立充分整合全社会资源的机制，亟须多部门协力推进家庭教育的繁荣。重视家庭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及各级政府都越来越重视家庭教育，也开发、投入了巨大的社会和公共资源，用于发展家庭教育。但应该看到，由部门分工原因造成的藩篱，导致家庭教育资源各自为阵，使有限的资金和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难以发挥针对性、有效性，导致家庭教育效率低下、效果不彰。
戴立益提到，大力推动家庭教育发展，就必须发挥高校、地方政府、全社会三方的作用，对症下药解决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大力发挥高校的专业作用，探索在有条件的大学设立家庭教育相关专业。
戴立益认为，家庭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需要整合全社会资源发展家庭教育，教育学和社会学是家庭教育两大最重要的基础学科。建议在若干教育学、社会学基础较好的师范大学或综合性大学，试点设立家庭教育相关专业，开展家庭教育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探索发现家庭教育的基本规律，形成积淀有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培养一大批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专业化的家庭教育指导人员，使他们能够科学把握家庭教育核心内容，创新家庭教育人才培养和指导服务模式，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专业性、科学性和实效性。
大力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探索建立家、校、社联动的立体化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戴立益指出，家庭是社区的细胞，地方政府在整合全社会资源、建立和完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方面应承担相应的职能。建议通过颁发地方立法、投入专项资金、建立家庭教育发展协作机制等多种方式，为家庭教育发展提供多重保障。切实发挥地方政府在引导和推进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建立社区内家、校、社联动的立体化家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发挥各类学校、社区教育机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开展家庭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做实家庭教育的公益性、公共性，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家庭教育基本需要。
大力发挥全社会的作用，建立全新的家庭教育治理体系。
在戴立益看来，家庭教育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关心和投入的事业。地方政府要形成有效的跨部门统筹协调、顶层规划机制，打破部门分工藩篱，协力推进家庭教育，探索形成全新的家庭教育治理体系，以提高政府资源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破解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和管理各自为阵的难题。建议研制出台政府购买专业家庭教育服务的具体办法，吸引和鼓励有条件的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民间力量等全社会优质家庭教育资源提供有品质的家庭教育服务，合力推进我国家庭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体现家庭教育的社会性，满足家庭教育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责任编辑：李欧
文章转自法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