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西部儿科医生上的一堂课，可能关乎万千新生儿的命运

西部儿科的发展关乎最基本的生命平等。它让医疗相对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出生的孩子一样，尽可能拥有相同的平安降生、健康成长机会，不因为条件不足而离世或留下残障。

“没有呼吸，心率很弱，手脚瘫软。”李春莲说。

到现在她还记得2021年初，新生儿科科室接诊的一名31周早产儿。“家属都没抱什么希望了。”“肯定救不过来了。”当时医院给他打分只得了1分，满分10分。

抢救，全力抢救。李春莲和其他几个医生开始插管、上呼吸机。3天后，这个被“判了死刑”的孩子缓过来了。但是，他又开始发烧，妈妈胎膜早破3天后生下他，感染太重，引发了败血症。

医院治疗败血症不多，立马开启远程会诊。自2016年以来，贵州建立了全省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和国内目前最大的远程医疗专网。“专家说用美罗培南（抗生素，适用于特定细菌引起的感染），但是我们这里没有。”

远程会诊专家和医院都建议患儿转院，或者使用院里有的“头孢三代”外加其他药，但是会承担一定风险。最终，家属没有转院，在李春莲的科室呆了28天，顺利出院。后来，孩子又去上级医院复查，没发现大问题。

李春莲所在的单位是贵州省铜仁市的一家县城医院。县城只有不到40万人口，2019年摘帽脱贫。

大医院什么样子，面对新生儿问题是怎么做的？

今年4月，李春莲争取到一个名额，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接受了三个月的“院士⁺”西部儿科医师培训。这是一个专门面向西部儿科医师的培训班，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院士⁺博爱基金主办，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小荷健康共同资助，有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等培训基地。

“院士⁺”西部儿科医师培训班

在培训班上，李春莲遇到了20位同样来自西部地区的儿科医生。他们有些是市级医院的主治医师，有些和李春莲一样，是从业多年的基层儿科医生。还有多位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医生讲师们。

鸿沟上的一座桥

在培训班的三个月，最大的冲击是拉近到眼前的各种差距。“上海医院，病房里连上呼吸机都有专人负责”，李春莲说，而在她所在的县城医院，诊断、上呼吸机一系列操作都集中于一人身上。

在上海，只要发现孩子状况危急，立刻就能做手术。“不会浪费一分钟。”李春莲回忆在培训班的感受。

县城不一样，很多复杂或需要手术的疾病医院无法医治，转向其他医院要经过两三个小时。“错过手术机会了，也许就会留下遗憾。”与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相比，有太多儿童疾病在李春莲所在的西部小城医院治不了。转诊，繁琐地、一层一层地转诊，是他们经常做出的无奈选择。

以新生儿肠穿孔为例，这种疾病若及时医治，存活率较高，否则会迅速危及生命。在上海，孩子做手术，从新生儿科到小儿外科，往往只需换个楼层。因为大医院科室配套齐全，团队更强，问题能够一站式解决。在李春莲所在的县城，医院没有配置小儿外科，做手术要开车到省城，需要4-5小时。

新生儿转运被称作爱的接力。孙向阳说，其他医院患儿转诊到他所在的医院，近的需要半小时，远的需要4小时。医院患儿转到上级医院，最远需要6小时。

问题是普遍的，西部儿科的发展存在先天不足，不仅仅是硬件上的差距。2015年，贵州省儿科医师现状调查显示，全省拥有儿科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共1572人，每千名儿童只有0.32位儿科医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6年初为每千名儿童0.53位，2019年为0.63位）。相比东部医院，西部儿科医院缺人，缺完善的团队配置。

差距意味着，常见儿科病可能耽误成重症，重症可能丧失救治时机。来自毕节市一家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的张丽萍，参加了同期字节跳动医务基金资助的“院士⁺”西部儿科医师培训班。在这里，她见识了儿科重症的另一个世界。

她看到PICU（儿科重症监护室）常用的各种操作细节。在户籍人口近千万的毕节，血液肿瘤患儿偶有出现，但张丽萍极少能够治疗。医院会安排怀疑是血液肿瘤的患儿住进重症科，不过科室只能输血，无法进行针对儿童的穿刺、血透、移植手术。最终，确诊的患儿只能向上转诊。

而培训所在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则专长治疗儿童白血病，治愈率达到80%。

培训刚开始，张丽萍遇到的问题太多了，以至于很多地方没太听懂。随着培训的深入，她第一次见到之前从未见过的病种和专业技术，也逐渐了解诊疗这类疾病的规范流程，学习到先进的治疗方案，乃至填写护理文件、量表之类的细节。

培训班上有个“课代表”——来自六盘水市一家医院的孙向阳，张丽萍有不懂的问题会问他。他干了11年的新生儿科，当了主治医师，拿过不少国家级奖项。所在科室也是当地水平较高的之一。

从2014年起，他多次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等儿科知名医院进修，像蚂蚁搬家一样，把各类病种的先进经验一点点“搬”回六盘水。

孙向阳在治疗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比如，新生儿先心病是贵州乃至整个西部儿科医院的短板，术前需要精细化的循环管理。“从发现并发症、判断手术时机到具体操作”，孙向阳说，此前认知比较粗糙，会有很多盲区，自己在培训中建立了体系。再比如，新生儿肺病等，不会心脏超声、颅内B超，孙向阳就追着医生导师们问、学，然后再推广到自己的科室。

即便不断学习这么多知识和经验，孙向阳这次参加“院士⁺”西部儿科医师培训，还是时刻感受到东西部儿科水平的差距。

“当时就感觉我们新生儿科发展落后，比上海、北京落后10到15年的样子。”比如说，目前六盘水成功救治体重1千克以下的早产儿还是医生引以为豪的事迹，但上海10到15年前就能救治这类新生儿了。

弥合鸿沟，需要更多西部儿科医师培训这类项目的助力。

一扇窗和生命之门

进修和培训对不同医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收获。在多位参训医生口中，培训打开了一扇窗。窗外是，硬核的儿科重症治疗方案等等更高级的儿科医生理论与实践。

张丽萍知道，受发展程度所限，她亲眼见证、所感所学的方案与流程一时还难以迁移到毕节去，不过她更了解血液肿瘤了。未来遇到相关病例，她至少可以更快速地做出判断，指出出路。

李春莲说，上海之行，“见识了以前不知道的仪器和疾病，学到了规范操作，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差距”。她所在的科室一直在提升应对复杂疾病的能力，给孩子们省出转院的时间和金钱。这次培训回来，她深深感觉到，“在严重、紧急情况之下，一个强大的团队是多么重要。”

相比之下，孙向阳带了更明确的目的参加培训班。他追着主任医师咨询学习，也乐于给同期“同学”答疑解惑。医生导师太忙，他就自己倒饬，遇到不懂的再集中寻求帮助。这样，他吸收了更多对六盘水有意义的“上海经验”。

孙向阳正是在不断参加培训中摸索出一条“外地进修-内部改革”的路径。他所在的医院属于专科医院，多学科辅助科室配套不足，医院很长时间没有外科，需要手术的先天性心脏病、消化系统疾病等只能转院。现在，医院已经开始筹建自己的小儿外科。

有个问题是，孙向阳自己所在的医院在提升，“整个六盘水地区整体的危重患儿救治成活率还是低。”为什么呢？新生儿发生窒息，复苏不及时将导致脑和许多重要器官损伤。六盘水其他医院的复苏技术普遍不到位，即便转诊到他的科室，宝宝来院时状况也大多很差，成活率低。即使抢救成功，费用和致残率也会大幅上升。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孙向阳考取了省级新生儿复苏培训师资，又参加了国家级相关培训与考试、上海一家医院的模拟实训。回到六盘水，2018年他第一次募集医生，开展为期四个月的新生儿复苏模拟实训，整个地区的新生儿复苏成功率开始提高。

孙向阳在做新生儿复苏技术培训

西部儿科的发展关乎最基本的平等。“院士⁺”西部儿科医师培训这类项目，更大的作用是提升像孙向阳这类关键医生的水平后，进而带动整体地区同行水平的提升。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院士⁺”西部儿科医师培训项目已连续实施5年，累计开展18期培训班，先后将354名新疆、青海、贵州、宁夏、内蒙古、陕西等西部地区的儿科医师输送到东部地区的培训基地接受专业培训。该项目自今年起获得字节跳动医务基金的支持。字节跳动相关负责人称，公司将在未来3年，每年支持4期“院士⁺”西部儿科医师培训班，并尽量向更多相对欠发达地区倾斜。

对于这样的培训班，参加过多次的孙向阳评价说：“让相对欠发达地区出生的孩子，拥有更多平安降生、健康成长机会。”

项目介绍

“院士⁺”西部儿科医师培训计划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院士⁺博爱基金的首个落地项目，旨在通过专业培训，提升我国西部地区儿科医师诊疗水平，推进儿科分级诊疗实施，助力西部儿科振兴。

截至目前，“院士⁺”西部儿科医师培训计划累计已开展18期培训班，惠及新疆、贵州、青海、内蒙古、云南、宁夏、陕西、湖北等地共354名儿科医师。现拥有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五所培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