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曾经嫌弃我是医生的前婆婆，求我给她孙子做手术

很多人都知道，医院急诊室的突发状况多，医护人员所面临的职业暴露风险也高，殊不知，儿科同样也潜藏着未知的危险……

1

我叫周曦，80后，家中独女，2011年硕士毕业于南昌大学儿科专业。父母担心我远嫁，劝我回家乡赣州的一家三甲医院工作。

工作的第2年，通过相亲，我结识了林浩，他是一名上市公司职员，2013年，我结婚了。

婚后，我们做了孕前检查，结果显示一切都不错，但我却一直没怀上。林浩降低了应酬的频率，而我也尽量调整作息，公婆甚至从乡下搬到了市里，帮我们做饭、搞卫生。

2015年底，我顶住家人的压力，担任了住院总医师。这意味着我要在一年的时间里，每周6-7天工作，每天24小时在病区或在附近，以便随时到岗。

没想到，当住院总不久后，一次“意外”，竟扭转了我的人生……

“医生，医生，快点来救救我家孩子。”那天，一对父母抱着个小婴儿，焦急地冲进了我的办公室。

“孩子什么情况？”我一边问，一边打开包被，给孩子查体。

那是一名6个月大的男婴，面色苍白，呼吸很弱，手脚冰凉，满肺的湿性啰音，我使劲压眼眶，他都没什么反应。

我初步判断，孩子是重症肺炎，而且休克了，我赶紧将其抱进抢救室，组织同事抢救。

这是我当住院总的第2周，组织、参与抢救是我的日常工作。

同事们在有序地给孩子扩容抗休克，而我需要问孩子大概的病史，方便进一步治疗。

跟孩子的父母了解起病、治疗的情况时，我习惯地问了句：“孩子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家里有没什么传染病、遗传病？”

孩子妈快速摇头，连声说了3次没有。然后，两口子看了对方一眼，孩子爸刚要开口说什么，孩子妈扯了一下他的衣服。

他们只是哭求，一定要救救孩子。我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但不及细想，这时，抢救室的同事叫我赶紧进去，我跑步到了孩子跟前。

孩子休克纠正，血氧饱和度却一直上不去，得上呼吸机。可他的喉头水肿得厉害，同事们试了，却没人能顺利插进导管。按照指征，孩子已有了直接切开气管的必要。

但是，一旦患者的气管被切开，后续伤口愈合慢，就算人救回来了，脖子上也会留一道永久的疤。如果我们力所能及，最好争取做创伤最小的治疗。

我有过给喉咙水肿的婴儿插管成功的经验，所以，对同事们说，让我最后试一下。

2

我让护士拿个面屏过来，“周医生，今天一个上午，你已经用了2个面屏，你看，还在桶里泡着消毒呢，只剩这个我们自制的备用了。”护士提醒。

从实习开始，老师们就会在我们耳边反复强调，凡是要进行有创伤的操作，一定不要嫌麻烦，确保做好自我防护。

但同事们都是老油条了，大家都想着，反正戴了眼镜，就算有喷溅，眼镜可以挡一下。所以，实际上，除非患者明确有传染病，他们才会戴面屏、护目镜操作。

科室备的面屏不多，而我是全科唯一不戴眼镜的医生。抢救时间紧急，我没顾及那么多，护士较矮，她踮着脚把面屏绑在我头上。

我戴好手套，接过喉镜，顺利把导管插进气管里了。在我准备拔导丝的时候，由于面屏的绳结没扎紧，我一低头，面屏垂下来了，气管内分泌物喷溅，直接溅到我眼睛里了！

我迅速固定好导管，完成一系列操作，才退下来冲洗眼睛。回想起我亲自问过孩子传染病史，就没太担心，便按照固定流程上报了我职业暴露的事情。

孩子，抢救回来了。可检验科打电话来说，孩子的血检呈HIV阳性，让科里抽血送疾控中心复检。

我蒙了，赶到病房，特意支开其他人，又问了一遍孩子父母：“你们确定孩子没有传染病？比如艾滋病？”

孩子父母支支吾吾，“这跟孩子得肺炎有关系吗？”

我气愤地吼道：“孩子HIV阳性，说实话，你们是不是早知道？”

“知道啊，这不是怕说了，你们怕传染，不救我家孩子吗？”孩子母亲居然说得理直气壮。

我忘记自己怎么从病房出来的了，趁理智还在，赶紧联系感染科帮忙借阻断药，同时通知刚刚接触过的抢救用品要全部集中消毒。

安排完这些，我躺在值班室，大脑一片空白，哭不出声音，眼泪却刷地流下来了。

我见过艾滋病人并发各种感染痛苦死去的；我也见过艾滋病患者如何家破人亡的；我更见过同事阻断失败的……

我浑身发抖，蜷缩着，紧紧抱着自己。拿出手机，我拨通了老公林浩的电话，但是铃声响了一下，我又挂了。

3

我犹豫，是因为，想起了我们结婚时候的一件事。

林浩的老家在一个县里的小山村，据说，他考上大学的时候，全村人又是拉横幅，又是放鞭炮。

后来，大家得知他又娶了个市里当医生的媳妇，还是个研究生，别提多羡慕。

我们回老家办喜酒那天，全村的人都来凑热闹，林浩的家人在四处发糖时，有几个邻居把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吼出门外了，有个人说：“你脏，赶紧回家，别给人家添晦气。”

我好奇地问这人是谁，林浩解释，那是林二牛家的儿子小军，二牛早年出去打工，染了艾滋病回来，传给了媳妇，后来，两口子都病死了，小军只能跟着爷爷生活。

村子里的人，虽然对艾滋病了解甚少，却都是极谨慎的。从此以后，没人会主动搭理小军爷孙，大家都离他远远的，可他争气，次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我心里过意不去，拿了2个糖果包，小跑出去追上小军，笑着递给他。没料到，他眼眶一下子红了，噙着眼泪说：“我想考医学院，我也要像你一样去市里当医生！”

天知道这孩子都经历了什么，父母双亡、他人的蔑视、唾弃，他过得很难、很难，但目光却那么坚定、笃定。

我鼻子也酸了，说：“好，我相信你，我等你的好消息。”

婆婆赶紧把我拉回来，她一脸担忧地说：“那孩子家有脏病，会传染，离他远点！”

我宽慰她：“日常的接触，艾滋病是不会传染的。”婆婆却把洗手盆都端到我面前了，还把肥皂也塞过来，催我赶紧洗，多次洗。无奈，我只好配合，我洗完手，婆婆还特地拿开水把盆烫了一遍。

那会儿，我笑他们不懂科学，还跟林浩普及过艾滋病的常识，可是他丝毫听不进去，只说，别碰就行，我们别去招惹就行。艾滋病的“脏”，在他们意识中根深蒂固。

我不知道，如果林浩知道我可能感染了，会是什么反应，但我只是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再次打给了他，我希望他能宽慰我几句。

“老公，跟你说个事，我抢救了一个有艾滋病的孩子，他的痰喷到我眼睛里了……”我小心翼翼地说。

他没有说一句话，沉默了整整十几秒。我的心越跳越快，忽然，我听到了电话挂断的声音。

我再打过去，他却一直是在通话中的状态。

那一刻，我好难过。

4

我在科室里僵坐着，同事们轮番来关心，有人问我要不要喝水，还有人问我饿不饿，还有人想拉起我，陪我出去走走。

阻断药也以最快的速度送来了，就连感染科的主任也特地来安慰我：“仅仅是粘膜沾染分泌物，你在第一时间清洗了伤口，在2小时内吃上了阻断药，你平时身体又还好，一级暴露而已，不用担心，一般不会感染的。”这句话像个定心丸，我心情缓过来了。

同事的热情跟林浩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反而更难受。

医院批了假，让我回家休息一下，调整下心情。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林浩为什么会挂我的电话，他后来和谁在联系，都说了些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不理我？

回家不过20分钟的路，我却走了1个小时。

刚走到门口，我迎头碰上公公婆婆提着大包小包正带上门要走，他们看见我，先是迅速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婆婆还下意识侧开身体，刻意和我隔开微妙的距离：“那个，林浩的爷爷病了，我们要回去照顾他一段时间。”

我下意识追问了一句：“要紧吗？”

“要紧！”“不要紧！”两个人的答案“打架”了，但很快统一口径——不管怎么样，他们需要回去照顾老人，而且什么时候回来不好说。

他们又支支吾吾说要赶车，匆匆忙忙走了。

我想笑，却觉得鼻子很呛，呛得我想哭。

进屋，这个家根本不像是我的家，厨房、客厅的一些物件，都用塑料袋套起来了，好像是不准人用的样子。我正发呆，婆婆拧开门，补了一句：“别碰我家浩仔哈，别传染给他！”

我心里堵得慌，重重坐在沙发上，我再次打电话给林浩，他终于接了，却很抱歉地说：“我今天加班，得很晚回，你先睡。哦，对了，你医院会给你做检查吧，大概什么时候出结果？”

他的话，如一盆冰水，把我从头到脚浇了个遍。

我冷笑一声，说，“这都没得病呢，你们一个个就都这样，我要是确诊了，你们准备怎么搞，是不是要把我赶出家门？还把我用过的东西都烧掉？”

不等他说什么，我就挂了电话。我知道他说不出什么来，那些空话、套话、借口、解释，都比不过此时此刻一个温暖的拥抱。

但我面对的，只有冷冰冰的，塑料袋满屋的家。

我窝在沙发上，不知哭了多久，拿出手机给妈妈打了一个简短的电话。他们几乎是飞驰着赶来，妈妈见我第一眼，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抚着我的背，哽咽着说：“不怕哈，爸妈在。”

爸爸也把我们俩环抱在他更大的怀抱里，他说：“嗨，别哭，等结果出来，咱们肯定会笑这会儿咱们傻！”过了一会儿，他进厨房给我弄好吃的了。

那天晚上，是我长大以后，妈妈第一次陪我睡觉。黑暗中，我们牵着手，她的手掌比我的大一点，厚一点，皮肤有些松弛，但柔软又温暖。

妈妈轻轻地对我说：“不管怎么样，爸爸妈妈永远都在。”我听着，心里很安稳，慢慢坠入梦里。

在梦里，我的肚子越来越疼，越来越疼，直到我迷迷糊糊地起来上厕所，看到裤子上有很多血，看样子，也不像是月经啊，掐指算算，我有种不好的感觉……

5

爸妈陪着我赶去了医院，就诊前，我跟医生说起，自己昨天有HIV的职业暴露，我在吃阻断药，要他们做检查的时候注意防护。

结果出来了，HCG值高，彩超显示子宫内可见胚胎，孕8周，却没有心管搏动。我一下子激动了，有些人胎心来得晚，我想等等。

可医生说，初步判断我已胚胎停育，且我在吃的阻断药，还有致畸作用，他建议我不必等，尽快做人流手术。

我傻了。做住院总第一天，我拿早孕试纸测了，是阴性，怎么会……

妇科医生说，我平时月经不规则，再加上做住院总，作息不规律，月经推迟1周，可能是胚胎着床晚，所以没测出来。

为了我的安全着想，他们还是建议我当天就做人流，我同意了。由于我有职业暴露，而且还在观察期，医护人员全程防护，手套都戴了2层。

回到家，我拿着那张薄薄的彩超单，恍惚至极，曾经，我多么盼望这个孩子的到来，可如今，他来得很突然，走得也很突然。

我关在卧室里，放声大哭。

妈妈更难受，她打电话给林浩说了发生的一切，没有指责，只有恳求，她希望他能回来看看我。

听到妈妈那几乎卑微的语气，我的心都碎了。妈妈性子比较彪悍，在外头从不会让我吃亏，要换做以往，她肯定会把林浩骂得狗血淋头，但她知道，这样只会让我们夫妻关系更差，我更受伤。

没过一会，婆婆的电话打来了，她对我劈头盖脸一顿骂：“我们上辈子造什么孽了，娶了你这么个媳妇，染了脏病，还害死了我们的孙哟！林浩还说要回来看你，我和他说了，只要敢去，以后他就没有我这个妈！”

我任她在电话那头咆哮，头，快炸裂了。

挂了电话，我拿着那张彩超单，盯着那个胚胎图看，我想象着他出现心管搏动，然后，头部分化，发育出手手脚脚，一点点变大，最后呱呱坠地。

我想象着孩子眼睛像我，嘴巴像林浩，想着想着，我笑了，眼泪却铺满我的脸。

林浩，仿佛消失了一样，他没有出现。

我在家一直熬到暴露后的第4周，第一次检查，结果为阴性，终于松了一口气。我打算跟林浩见面聊聊，总是逃避也不是办法。

我去了他的公司，还拿了盖公章的化验单给他看！他却没有一点高兴，沉默了一会说：“我们离婚吧。”

这样的决定，突然，却也不意外。

这一个月，我反思了我们的婚姻，我俩本就是相亲认识的，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婚后也是搭伙过日子，我俩之间其实有很大的鸿沟，彼此之间不太沟通，更无法相互理解。日子这样过下去，确实再没什么意思。

办完离婚手续，他立马发了个朋友圈，晒了离婚证，似乎在昭告天下，他们一家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6

第4周，第8周，第12周，半年，一年。连续五次的检查结果都显示，我HIV是阴性的，这彻底让人放心了。

离婚后，我寄情于工作，真的把医院当家了，我不仅完成了住院总时长，还发表了论文，评上了优秀带教。我的业务精进了，棱角也磨平了。生离死别，谁能逃过，好好活着，就是最好的。

林浩离婚仅半年就另娶了，后来，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听说这些，我的心情没有一点点起伏。

2017年上半年，我顺利晋升了主治医师，因为工作比较拼，在市儿科领域也小有名气，找我看病的患者挺多的。

一天，新来的实习医生下科室，一个小伙子走进来，冲我喊：“周医生，我是小军，我考上医学院啦，现在分在你们医院实习！”

见当年的那个小伙长大，还学有所成，我笑了。他也笑了。

转眼到了2019年的一天，外院转来一个发热7天的小男孩，起初诊断为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可抗感染治疗了1周了，也没有明显效果。而且，孩子脖子也肿了，肚子大了，精神特别差。

外院查不出病因，介绍说，让他们家属找我们院重症科的周医生。孩子母亲拿着一摞的化验单找到我，特别客气地拜托我一定救救孩子。

诊断后，我跟孩子母亲交代，初步考虑孩子是“亲吻病”，染病的孩子会反复高烧不退，肝脾肿大，有的甚至出现嗜血综合征表现，有生命危险，甚至迅速死亡。

那母亲一下子接受不了，吼道：“就一个扁桃体发炎，怎么还生命危险？”她痛哭不止，孩子的父亲赶来后，我俩都愣了愣。

是前夫林浩。孩子奶奶很快也赶来了，一见到是我，而我身后还跟着小军，她说：“这里的医生都有脏病，快走。”

孩子母亲有点不情愿，可当她婆婆将她拉到一边说了些什么后，她一改之前客气的表情，冲到我面前，提高音调问：“你是不是想报复林浩，故意夸大病情，你想害死我儿子，对吗？”

我淡淡地回复：“你们有选择医院和医生的权利，但，孩子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你们别耽误了病情。如果要转院，在病历上签‘自行要求转院，后果自负’。”

孩子的妈妈多方打听后，都没有建议转院的，即使要转，也建议直接转广州。林浩就坚持，让孩子在我们医院住下，但要求换一个主治医师。

科室同事们都了解我的事，刘医生主动接管了这个病人。

尽管如此，在科里，有病例，尤其是危重病例，我们都会认真地反复交流、讨论。

我建议，尽早完善骨髓穿刺检查，如果嗜血情况严重，要尽早化疗。可孩子奶奶坚决不同意，我们只能让他们涂了外周血图片。

我们医院检验科此前没接触过嗜血细胞，于是，我自己泡在实验室，在显微镜下，对着图谱，一点点地找。找到确认后，不出所料，孩子感染了EB病毒。

我跟主任、刘医生三人反复讨论多次，拟定了初步的治疗方案。我们决定在抗EB病毒的同时，先用丙种球蛋白把孩子的免疫力调节过来，希望能抑制住他的病情进展。

7

当刘医生告诉他们一家人这个情况时，他们都很受打击，刘医生还告诉他们，需要早期使用丙种球蛋白。

丙种球蛋白是血液制品，一小瓶相当于从几百甚至几千个人血液里面提取出来的免疫球蛋白，不仅价格贵，而且跟输血一样，由于疾病有窗口期，有感染艾滋病、梅毒、肝炎等风险，但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低的。

作为医院，我们有义务告知风险，并且需要家属签订知情同意书。孩子一家人一听到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说什么也不肯用。

看着孩子病情危重，没办法，我们只能试着用方案二，糖皮质冲击激素，早期使用大剂量甲强龙（一种糖皮质激素）免疫覆盖也许能缓解病情，但不能保证一定有效。

万一控制不住，免疫系统崩盘了，患者会加速死亡，遇上个难缠的家属闹，医生就倒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会轻易去冒这个风险。

主任亲自跟林浩一家交代，建议他们使用甲强龙，最终，他们同意了。

用药后，上半夜，孩子一直高烧不退，我们只能对其做反复的物理降温，心电监护仪上的心率一直在报警，机器响一下，孩子就惊跳一下。

在孩子体温降了一些后，孩子的奶奶嫌监护仪太吵，竟直接关掉了。凌晨2点，孩子体温又升上来了，高热引起了抽搐，可是孩子奶奶跟妈妈都睡沉了，无人发现。

正巧，小军值夜班，巡视病房时候，他发现孩子抽搐，赶紧呼叫老师跟护士过来抢救。

吸氧、止痉，折腾了好一会，孩子才退热。

若非小军及时发现，否则孩子持续抽搐，不仅会造成脑损伤，万一窒息，他怕是连命都没了。

抢救过后，孩子奶奶没有说一句“谢谢”，反而拿来毛巾，把刚刚小军碰过的地方都擦了一遍。

隔日，林浩孩子的体温下来了，精神与食欲也相对好转。我在叮嘱刘医师治疗的同时，补充钙剂，护胃，尽量减轻甲强龙的剂量和疗程所带来的副作用。

林浩见过我深夜还在医生办公室翻阅他孩子病历，也见过我和主任、刘医生认真讨论孩子的治疗方案，甚至，他在楼梯口也碰到过我打电话给导师，请教有关他孩子的后续治疗方案。几次他都想开口说什么，我都刻意避开了。

由于治疗及时，孩子救回来了，出院那天，孩子母亲跟奶奶终于没给我摆臭脸了，她们小声说了句“谢谢”。

林浩特意留到了最后才走，走前，他特别认真地跟我说：“对不起，谢谢你。”

我笑了：“这就是我工作的价值。”

从那以后，林浩一家，对我改变了态度，孩子凡是有个感冒发热的，他们都会带来找我看。

后来，我遇到了现在的老公，他体贴、善解人意。总结第一段婚姻的失败经验教训后，我学会了体谅，学会了沟通，我们相处得很愉快。

我的婆婆也很好，她从不干预我们的生活，总是默默在背后帮我们。心里的空缺，终于被细细密密填补上了，而我也顺其自然地孕育了自己的宝贝。

最近，小军考取了医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终于都跟过去握手言和，各自幸福地生活着。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