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治愈8.6万人后，那些康复出院的人们，如今过得怎么样？
01
长沙人来人往的街头，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男人拎着小桌，支起地摊，卖手工制作的擂茶。
他叫蔡益，今年34岁。
在这之前，他有稳定的工作、住所，喜欢健身和旅游，爱弹吉他。
直到8个月前，一次在武汉的短暂停留，改变了他的生活。
2月1日，从武汉回到长沙的蔡益，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在医院的日子，他失去了味觉，吃什么都没有味道。
整夜失眠，每天关注着死亡病例通报，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名字。
万幸，他好转得很快。
住院1个月后，5次核酸检测全阴的他，被专家组核准出院。
那时他还以为，生命中最难捱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在酒店定点隔离完14天，蔡益还要居家隔离14天。
可房东坚决不让他回租住的房子。
无奈，蔡益只能回到湖南益阳的农村老家。
那是个热闹的村子，蔡益家的房子又处于村子中心，乡亲们常聚在这里聊天、打麻将。
但从蔡益回家的那天起，热闹的人群，悄悄散开了。
人人都知道他得过新冠肺炎，路过他家门前，都要绕开走。
仿佛靠近一点，就会被传染。
蔡益想过解释，把出院证明、核酸检测结果拿给大家看，自己真的已经康复了。
可没有人愿意听这些。
只是抱怨着：“得了病，就不要回来了，不怕把大家连累了？”
出院半年多，蔡益回到老家，乡亲仍和他保持距离
图片来源：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
蔡益只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尽量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隔离一结束，他逃荒似的离开了老家。
可他没想到，曾经的公司，竟也回不去了。
有同事迎面而来，见到他，就会提前远远地绕路走开。
他进的电梯，明明很空，门外的人却不进来：“你先，我等下一趟。”
领导旁敲侧击，劝他继续休假，因为“生意太差”......
蔡益像一个人人躲避的瘟神，只能选择辞职。
“我在这行干了十多年，有履历有经验，换份工作应该不算难事。”辞职前，蔡益这样告慰自己。
但求职的路，远比他想象中的艰辛。
因为不想隐瞒，蔡益总是坦白自己新冠康复者的身份。
而一听到这个，面试的公司就没了下文。
有些公司明明写着“急招”，他也符合条件，但问过去对方便说：这个岗位不缺人了。
投了20多份简历，都这样石沉大海。
蔡益在练习视频面试
图片来源：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
生活的波浪还在不停朝他拍来。
9月，蔡益租住的房子合约到期，房东说什么也不愿续约。
还抱怨，就因为蔡益住在这里，让自己损失了好几万块钱。
蔡益只好默默搬家，临走前，他将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没有工作，还要支付新的房租，摆摊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每次摆摊，他一定会戴上口罩。
哪怕街头人流如梭，城市生活已经恢复了原貌，蔡益始终这样要求自己。
“如果有人因为我被感染，身体出现了状况，我会内疚一辈子。”
他知道，自己早已不是一个患者，病毒存在过的痕迹也已远去。
但来自世界的指责和歧视，将他冷冰冰地困在了原地。
图片来源：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
02
武汉姑娘向彦婷是在2月7日住进的方舱医院。
在那里，她意外地走红过。
那时，向彦婷坐在病床上，专心地摆弄着手里的魔方。
一位记者路过，拍下这一幕。
如同“读书哥”一样，在那样的时间和环境里，向彦婷也成了医院里的“一股清流”，被称为“魔方女孩”，走红网络。
很多人转发，说这个乐观冷静的女孩，鼓舞了当时人人沉重的心情。
很多人主动联系她。
朋友、网友、记者......关心她的病情，询问她的心情，还让她拍vlog，展示方舱医院里的环境。
那时的她以为，自己如此幸运，得到的全是来自世界的热情。
一个月后，经历了好几轮核酸检测，向彦婷出院了。
但作为痊愈者，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有次，她带着儿子下楼散步，远处有两个男人见到她，便低着声音指指点点：
“这就是那个（新冠患者）。”
懵懂的孩子在一旁开心玩耍，向彦婷却愣在了原地，“一下子不知道该往哪走了”。
疫情前，女儿在一家俱乐部学乒乓球。
7月初，俱乐部复工，女儿兴奋地准备“复学”，向彦婷却接到了教练的一条通知：
“凡是感染过新冠，或有家人感染过的，暂时不能接收。”
向彦婷气得想上门争论，“武汉都解封几个月了，我也有绿码，我女儿从未感染过，凭什么？”
可看着女儿失落的眼神，她只觉得欲哭无泪。
闺蜜来看她，她感激且兴奋。
可闺蜜戴着手套、护目镜、口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全副武装。
到了饭点，闺蜜宁愿饿肚子，也不愿摘下口罩。
因病出名的向彦婷，也因病，仿佛背上了众人皆知的“前科”。
好几个月过去，没有人记得“魔方女孩”，当初的“观众”都已散场。
可她还站在那个漩涡的中央，迟迟无法离开。
03
被困住的，又何止是蔡益、向彦婷。
9个多月来，新冠肺炎痊愈的患者，已经累计有8.6万多人。
他们曾处在这场风暴的中心，被时代的一粒灰砸中，与死神面对面地交手。
如今，生活渐趋平静。
可对这些劫后余生的人们来说，走出医院，从来都不意味着结束。
而是另一种煎熬的开始。
上海的严先生，治疗痊愈回家。
可未等他人先到，小区里就有人把他的一切信息全部公开在了微博上。
真实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电话......
还声称，这是“正义”，是“维权”。针对的，不是一人，而是他全家。
确诊当天，严先生的母亲其实就主动将他们的情况在业主群里告知，并且全家隔离。
可在小区，他们还是被视为“妖怪”，被要求立即离开。
微博上有个女孩，痊愈出院后，没想到自己的家变成了“地狱”。
楼下的邻居，自她回来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长达27天的噪音和辱骂攻击。
早上七八点，楼下就大声唱歌，用力开关门，反复推拉阳台窗户。
白天，在家弹钢琴；晚上，拍皮球直到十一二点。
女孩没能睡过一天好觉，精神恍惚，甚至害怕自己是不是“复阳”了。
她的母亲，哪怕是只在阳台清了清嗓子，就被邻居破口大骂，一骂就是十几分钟。
70岁的李爷爷，出院回家已经好几个月，每天都很谨慎。
他尽量一个人呆在卧室，在家也戴着口罩和手套，独自吃饭，摸过的门把手、上完的洗手间都会自己消毒。
他试着出过几次家门。
每一次，都被恶狠狠地赶回来。
第一次，想拔家门口的电瓶车插头。
刚迈出家门，原本关系很好的邻居仿佛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吓得手里的塑料袋掉在了地上，头也不回地跑远了。
第二次，是想询问小区工作人员怎么申请健康码。
年轻的小伙子，见到他连连摆手：“你别过来，站远点，站远点。”
第三次，是想在自家的阳台晒晒太阳。
他刚一去，就接到社区干部的反应：有邻居投诉了，希望你不要上阳台，那是户外空间。
李爷爷只能回到自己的卧室，将双脚放在窗台上。
那一丁点可怜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到他的脚上，他感到，这就是莫大的恩赐了。
知乎上有个问题：“新冠肺炎康复者们现在都怎么样了？”
下面的回答，全都是匿名，不透露任何关于自己的信息。
这就是新冠痊愈者们的现状：
他们很少发声，即便有，也害怕别人知道自己是谁。
他们战胜了病毒，却像病毒一样被排挤、隔离，无处可去。
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活成了一座孤岛，被迫宣告“社会性死亡”。
04
你很难想象那些从新冠中走过的人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有人会嗅觉消失，全身暴汗，腹胀，睡眠困难。
有人痊愈后，也会有肺部纤维化、头痛、急性脑血管疾病、肾损伤、心脏损伤等后遗症。
最难捱的，还是失去亲人的痛苦。
一位治愈患者夜夜做噩梦，睡觉时大喊大叫。
因为家人感染去世，又目睹病友去世，成了她无法忘记的梦魇。
导演常凯，一家4口12天内相继去世。
他眼睁睁看着这一切，最后在遗书中写道：
“我一生为子尽孝，为父尽责，为夫爱妻，为人尽诚！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一个女孩的父亲，因病情突然离世。
女孩在街上崩溃大哭：“我没有爸爸了......没有爸爸了......”
如果不是这一场意外，他们不也和我们一样，复工、复学，过着平平淡淡的小日子，最大的烦恼不过是房贷、车贷、孩子上学。
谁愿意染上病毒，失去亲人，生活被打得天翻地覆。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错。
只是比他们多了点幸运的我们，却在用自己的麻木和偏见，垒成一堵冰冷的高墙。
而偏见，真的可以杀人。
一位医生曾在微博中写道：
隔离病房的最后一天，接收了一位病人，浑身是血。手外伤，头部也有伤。
这些，都是病人自己造成的——他想自杀。
自从被确诊新冠肺炎后，身边所有人都歧视、排挤他。
无法承受压力，他只想一死了之。
还有人从开朗，变成了重度抑郁。
有人真的以为自己会随时“复阳”，一个月核酸检测10次。
他们躲过了病毒，却躲不过人心。
可就在前段时间，耳朵还看到有人在转发谣言：
凡是得过新冠的人，两年内是绝对不能接触的！
正是这类言之凿凿却毫无根据的谣言，正在让痊愈者们遭受第二次伤害。
李兰娟院士早就对新冠康复者的情况做过明确回答：
“康复的病人会产生一种抗体，有抗体就不会传染给别人。”
并且，半年多来，中国疫情防控支出已上千亿，全年复工复产经济扶持投入预计逾两万亿。
国家花了如此高的代价，才将疫情牢牢按下，让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恢复稳定。
可是谣言却像真正的瘟疫一样，摧毁着一个又一个痊愈者的人生，也摧毁着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
05
2013年，一位摄影师想给一个男孩拍张照片。
男孩十六七岁，10年前，他的父母因为感染非典双双去世。
在按下快门前，摄影师停了一下，掏出一只口罩给男孩：
“孩子，把口罩带上吧，社会太复杂了。
染上这病，有的人会同情，但有的人会害怕，会离你很远。”
图片来源：《非典十年·被遗忘的时光》
那时，非典早已过去了10年，可疫情对患者的影响，从未消失。
有人这么多年都不敢去附近的小卖部，因为老板不让他进。
不管走到哪儿，别人依旧都躲着。
有人生病前，经常有朋友来家里吃饭。
可这10年，谁都没敢去过她家。
凤凰卫视曾这样评论：
“对于那些从非典的黑洞中捡回一条性命的人来说，生活再也回不到从前。”
17年后，那些从新冠的暗夜中挣扎着活下来的人，竟也躲不过这样的命运。
经历了九死一生，却还要被逼至墙角。
可他们是同胞，不是敌人。
其实耳朵写这篇文章时，特意很“回避”。
我回避提到那些患者的真实姓名，除了蔡益、向彦婷是公开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我也回避露出他们的正脸，照片要么侧脸、不清晰，要么打上了码。
绝非因为得过新冠是难以示众的事情，而是因为，我们的偏见还没有结束。
但我也特意很“直接”。
直接写下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现状。
这些疫情最大的受害者，应当被看见。
我也期待着，有一天，能看见他们轻松地说起自己的故事，自由地行走在路上。
去所有想去的地方，见所有想见的人，再也没有任何人投来异样的眼光。
因为，唯有当新冠痊愈者的心理创伤得到恢复，这场疫情，才算真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