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病房里,我们失去了乳房和爱
我今年45岁,是一个16岁孩子的母亲。
2016年我查出身患乳腺癌,2017年7月,癌细胞转移到肺部。时至今日,3个年头过去了,我仍在医院一次次化疗,一次次与癌细胞做斗争。从确诊的那天起,我的生活、我的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乳腺癌的治疗非常痛苦,脱发、呕吐、无法正常饮食,手脚麻木、指甲脱落、全身无力,还有失忆,这一切都把人折磨得面目全非。更重要的是,作为女人,乳房的切除,让我失去了女性的象征,更为我带来了心理上和两性关系上巨大的压力与阴影。
看着自己失去一边的乳房和变形的躯体,无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我也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但我又实在不忍心年迈父母没了女儿,年幼的孩子没了娘。到头来,也只能擦干眼泪,接着治疗。
3年来,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病友,有的康复回家了,有的已离开人世间,有的还跟我一样,继续跟癌症抗争。癌症病房里的爱情、亲情、友情,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想把她们记录下来,希望这些挣扎在病痛与生死间的故事,能够让我们珍爱健康、家人与幸福。
有时候,放过了别人,就是放过了自己
我是在2016年8月22日见到那位叫梅的女人的。
在此之前,我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管,刚过42岁,家庭和睦幸福。而彼时,我刚从外科做完右乳全切手术,转入肿瘤科进行乳腺癌的综合治疗。
先生带我办完各种入院手续后,已经是十二点过,医生说,你可以先回去,明天空腹来检查。
我们刚走出大楼门口,就见一位50岁左右的女人蹲在花坛边啃鸡腿。她上身穿着短袖衫,下身黑色紧腿弹力裤,脚上趿着拖鞋,头发乱糟糟的,看见我和先生经过,乜了一眼,又继续啃。
我对先生说:“唉,其实大家都不容易,病人住院,家属也过得辛苦。大热天,只能蹲在这里吃点东西。”
先生也很是同情地点点头。
第二天检查完,我开始化疗,每隔20天去趟医院,医生随机安排病室,每次去都会遇到不同的病人,但总能听到医生和病友们提到梅的名字。
偶尔会听到病人说:“梅说是因为她老公出轨,她的病才气复发了。”偶尔也听到医生说:“梅得将心放开,对病情才有好处。”
直到我第8次化疗时,和梅在一间病房,我16床,她17床,才发现原来她就是花坛边啃鸡腿的那个女人。
我说:“梅姐,你跟我小学同学的名字一样,一开始我以为是我同学呢,没想到,同名不同人啊。”
梅斜了我一眼:“同名同姓的人多了。”一句话将我堵在那,我尴尬地笑笑,不再说话。
这次化疗,先生因为有事,实在抽不开时间,我只能自己一人到医院,不敢再如以前一样,化疗睡觉。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看着点滴,听着梅和旁边一位40岁左右的女病友聊得热火朝天。
“有几次他不给我看手机,我就趁他不注意,拿了看,看到那个不要脸的女人给他发的短信,我发过去骂她。”梅说。
18床附和:“对对,就要这样骂。骂还不行,下次直接找上门去,打死她。”
梅便咬牙切齿地接了一句:“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心里正在疑惑,就见梅转过头来问我:“哎,你一人来的?”
我答:“嗯,先生有事来不了,反正也熟了,自己一人也可以。”
就见她撇了撇了嘴说:“有事?那是借口,不愿意来而己。”
“不是,前几次一直陪我,这次有事抽不开身。”我赶忙解释,转而问她,“你是一人来的么?”
“不是,我儿子不愿意来,我将他拖来了,必须有人来,他爸不来,他来。”她答完我,然后转头和18床的女人说:“又是一个男的不管的。”
我很是气愤,但想想都是病人,争执也无用,大不了不理便是,只好开始假睡,她再问话,我便不再理睬。
梅一边打针,一边吃东西,大约是水果吃完了,她就掏出手机对着电话那头的人说:“你进来,给我洗点葡萄。”
十几分钟后,就见一个胖子走进来,拿着手机边走边说:“不是才给你洗过么,吃这么快。”这话音刚落,梅便将手里刚吃完的一个苹果核朝胖子扔过去:“叫你洗点水果你都不干,跟你那个爹一样,是不是都想盼着我早死。”
“神经病,天天这样说,有意思吗?”胖子回了一句,拿着葡萄出去洗了。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可能是我的表情过于夸张,梅转头对我说:“我们女人多苦,得个病吧,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老公孩子都嫌弃,以前我也是漂亮的,不信你看。”
然后,也不管我乐不乐意,她就翻开手机递到我手里,我看了看,照片里是一个烫着时髦卷发,笑得很开心的女人。而面前的她,几根稀疏的头发贴在惨白的头皮上,穿着不太合身的睡衣,袖子上还剪了个洞,PICC管露了出来——如果不是眉眼间有些相似,完全就是两个人。
“漂亮吧?”她问。漂亮谈不上,但也确实比现在好很多。
我点点头。
她又叹口气说:“女人漂亮时,男人当宝,一生病了就嫌弃了。你少了个乳房吧,别看你现在没事,等你老公外面有人了,就会抛弃你的。我这病就是让我老公气得复发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的话,我也曾见过一个患者因病情需要切除乳房,医生怎么做工作,她老公都不同意,结果夫妻俩在医院里大吵。
其实,当初手术要切除右乳,我自己也是顾虑重重,毕竟乳房可是女性的象征与骄傲,还是先生在手术同意书上签的字,并且一直安慰我。他不在意这些,自我生病后,他也一直是在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但是看看梅,再看看现在的自己,就算我心里坚信先生不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但作为女人,梅的话多多少少也搁在了我心里。
那天化疗完回家,先生正在做晚饭。
我生病后,他的压力非常大,头发白了不少,但也更加成熟稳重了,颜值倒也不赖。
再看看自己,失去了一个乳房,伤口上还缠着厚厚的纱布;头上虽然戴着时髦的假发,但假的毕竟是假的,每晚睡觉取下后,就露出了光秃秃的脑袋;脸上一块又一块的黑斑,已不再是往昔白晰的模样;四肢的皮肤一层层地掉;而化疗对身体的折磨,让我变得敏感、脾气暴躁,一言不和就要发火,先生和13岁的儿子常常被我气得跳脚,因我是病人才说不跟我计较。
“我现在这样了,你会不会变心?”我回到家第一句话便问道。
“这是怎么了,平时都好好的。”
我却不放过他:“你看我现在又老又丑,脾气又不好,现在外面的美女那么多,说不定有人巴巴望着呢。”
正炒菜的先生转过头来,一字一句地说:“瞎想啥?我们都老夫老妻,我是啥人你不知道么?不管你什么样,你都是我老婆,是孩子的妈。”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按着治疗方案一步步在进行,状态也一直很好,先生很是高兴,眼看胜利在望,没想到我却因为子虚乌有的事情开始找茬了,先生也很是委屈:“今天这是怎么了,我一次没跟去,你回来像变了个人,无理取闹。”
我只好实话实说,告诉他临床的病友说她本来就好了,但因老公出轨,又给她气得乳腺癌复发了,“她还说你们男人都是一样,你今天没去,她笑话我了。”
先生很生气:“别人说啥,你都往进听,然后就开始瞎想。以后别和她一起了,知不知道,情绪对疾病影响最大?我今天确实有事去不成,都给你说了,下次我一定跟你一起去。”
再往后,我开始每天去医院放疗,以及打靶向药“赫赛汀”,每次都会刻意避免跟梅接触,有时迎面遇见实在躲不过,就也只是点点头。
不过,我还是会听到她的事情。有病人说,她到武汉的大医院看病了,但是不知为什么又回襄阳来治了。还有人说,她看到手机上她老公信息比较暧昧,就开始怀疑她老公出轨,天天疑神疑鬼,是她老公受不了,才跑到外地做工程的。
日子就在医院里一天天过去了,我因化疗掉光的头发也慢慢开始生长。2017年5月,全部治疗终于结束了,我满心欢喜地以为可以正常生活了。然而,两个月后,我的肺上也发现了癌细胞,曾经抽掉的PICC管重新再置上,换了化疗方案,漫长的诊疗之路又开始了。
我一时不能接受,将自己整个封闭起来,不愿意说话,也不愿意跟他人交流。加上化疗药物反应重,呕吐、无力、失忆、贫血,每天就是昏睡,连书也不看了。
先生怕我想不开,不敢离开我,但是又不得不去上班——因为我高昂的药费还要他来支付——能够救命的抗癌药非常昂贵,大部分都还没有纳入医保范围,而之前自认身体好,我也没买额外的大病医疗保险——于是他每天会偷偷跑回来看看我,要不就是打个电话回来问问我想吃什么,儿子每天放学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我跟前,问妈妈你今天怎么样,有没有好点。
由于化疗反应太严重,我一点油烟味都闻不了,家里无法开火,先生和儿子只好到外面吃,吃完回来先生还要想着给我做点营养餐。
转移后我的化疗从之前的21天一期,改为10天一期、一期10天,如此高密度的化疗,使我的白细胞下降到0.6(正常白细胞应在5以上),免疫力也下降很厉害。别人一个喷嚏,我就被传染了感冒。
转移后的第4期化疗结束没几天,我就因高烧不退再次入院,被安置在隔离室抢救,先生彻夜无眠。6天6夜的高烧过后,我睁开眼见到的先生已是满头白发,眼睛里布满血丝,胡子拉碴、衣冠不整。
等度过危险期后,我被允许可以出病房转一转,但不允许出病区。我在走廊里散步,刚好遇到主治医生来查房,医生告诉我:“你胆可真大,你知不知道癌症病人最怕高烧,高烧会引起其他器官衰竭,很容易丢命的。”
我答:“我当时知道情况不好,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因为一个感冒丢命。”
“你倒是心大,你老公急的快哭了,每天好几遍问我们情况怎么样,你姐和你弟要换着看一看,你老公都不肯。你老公对你真好,你生病,他压力比你还大……”医生感慨道。我连忙点头认同。
在先生的照顾下,我一点点地好起来,虽然癌细胞仍没有控制住,但我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我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生龙活虎,心里也安定踏实了下来。
然而这样的好状态没持续太久,2018年6月,CT检查显示,我肺上的癌细胞还在慢慢长大,并且还有耐药反应,要改化疗方案,重新更改化疗药。医生怕我担心,安慰我说:“心情放轻松,你看那个梅,她也有变化,但我们换药后控制得还不错,你可以去问问她。”
没想到我一出医生办公室,迎面就遇上梅,问她现在的情况,她张口就说:“好啥呀?!我觉医生太不负责了,我要去找他们主任去。”
第二天我就听病友说,梅找到科室主任,说医生们都不给她好好治疗,非要主任将所有的医生都叫来,对她的病情进行会诊,不来她就在办公室吵。
主任无奈,只好把相关的医生都叫来,让她当面说哪个医生怠慢了她。医生们都劝她好好配合治疗,不要胡思乱想,这样很影响病情。她儿子也劝她,让她不要没事找事,她不听,在科室和护士站吵了好久。
这次之后,护士小姑娘每次去给她打针的时候都心惊胆颤,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被她骂。
一次我化疗去晚了,病人很多,已没有床位了,我便跟病友李姐挤在她23床,她旁边的22床就是梅。我也终于见到她口中出轨的老公——高高大大,花白的头发,脸上写满了愁容。他说前段时间工程在外地,没办法回来照顾。梅闹得太厉害,天天打电话,不接不行,接了就是骂,工程还没结束就只能提前回来了。
大家同在一个病室打化疗针,只有梅不停地指挥着她儿子,一会儿洗个水果,一会儿倒杯水,然后又开始唠叨儿子这么大了还不结婚,让她操心。结果没说两句,她儿子就甩下一句:“管好自己就行了”,径直出门就走了。她老公坐在她旁边,给她看着点滴,给她倒水喝。
有次她点滴快要打完了,她老公不在,同病室的病友说去帮忙叫护士。梅说不用,等她老公回来去喊护士。她老公很快就回来了,梅立刻骂道:“死哪去了,这么不耐烦照顾?”
“你刚不是说要吃苹果吗,我到楼下买去了。”她老公回答,又慌忙去叫护士拔针,然后又忙着洗苹果,忙得脚不沾地,而梅的责骂声依旧一直没有停下来。
一位和她相熟的病友实在看不下去,趁她老公不在,劝她说:“生病了还这么大的火呀,对你老公好点,你现在能吃能喝能动,有这个折腾劲还不如好好养身体。人家也不容易,一直没闲着。”
梅说:“我就是要折磨他,哪叫他花心。”
那个病友说:“你这是何苦,你又没有抓到实证,退一万步说,你折腾你自己,你要是不在了,不更成全了他么。”
梅说:“我就是气不过,我拖也要拖死他。”
见她老公回来了,病友无奈地摇摇头,再也没敢开口劝了。
两周后,我再次去化疗,22床仍是梅,但这次见她,我竟完全没有认出来——虽然相隔没多久,她整个人却已经完全变了样,瘦得脱型了,头上包着头巾,左胳膊用绳子吊着挂在脖子上,左手无力地下垂着,右手及胳膊贴在身上,半边脸已经斜了,脸上惨白惨白,衣服套在身上——这哪里是人,分明就是一具移动的骷髅。
我以为她的胳膊骨折了才会吊着,结果听其他病友说,她是疼得抬不起来了,也吃不进去饭,全靠输营养液。她要求用最好的药,赫赛汀、拉帕替尼这样的靶向药,医生根据情况说有些可以不用,她不依。
医院暂缺拉帕替尼,她就让她儿子到外面去买。但就算是这样,只要恢复点力气,她开口就会骂她老公,各种污秽的语言都出来,她老公忍不住了就会还嘴。病房里天天都能听到她的骂声,医生和病人们都被折腾得够戗。
医生后来对我们说:“其实一开始她的病并不严重,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已好转了,结果她心结打不开,我们治不了有心病的人。”
2018年9月,我肺上的癌细胞又在长,耐药了,先生心急如焚,陪着我来到医院去咨询医生。见到梅老公找医生开止痛药,问他,梅姐如何,他答:“起不来床了。”他走后,听医生说:"他们后来要求出院回家打针,她老公就每隔两天来开一次药。”
我又开始了再一轮的化疗,偶尔还会见到梅的老公。直到2018年10月,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在医院见到梅的老公,更没有见过梅了。
“人啊,有时候难得糊涂,放过了别人,也就放过了自己。明明她病得比我们俩轻,结果反倒比我们先走了。”大家都这么说。
年纪轻轻得了这个病,能不能走到头真还要两说呢
我很久都没有见过小黄夫妻了。
第一次见他们是在2016年、我第3次化疗时,那天我躺在9床,看见一个矮敦敦的男青年扶着一个瘦瘦的年轻姑娘进来,走向8床。
姑娘脸色苍白,长发凌乱地贴着脸上,穿着睡衣,左手贴在胸前,右手上拎着一个流置袋,腰佝偻着,低着头。进病房后,下意识地摸了摸脸。小伙子将床上的被子拉开,扶着姑娘上床,又很仔细地将被子给她盖上,还掖了掖被角。
襄阳的10月,温度高,医院的被子又厚,7床病人说:“小伙子,天热,你别给她盖厚了,捂着伤口不好。”
小伙子一听,赶忙猛地一扯被子,结果将姑娘的头发也扯着了,姑娘“哎哟”了一声,小伙子又慌得一下将手拿开。好不容易安顿好,小伙子头上的汗都滴下来了。
7床又问:“姑娘,你啥时候做的手术,左边还是右边。”
8床姑娘一声不啃,7床很是尴尬地看了看我。
小伙子见姑娘不说话,赶紧接话说:“阿姨,我们是9月中旬做的手术,右边切了。阿姨,你们都是这病?”
“到这儿来的,不都是癌症么,你们年纪轻轻的,怎么也得了。”
“我们也没想到呀。”小伙子长叹了口气,然后又问到,“阿姨,刚医生建议我们用赫赛汀,你们都用赫赛汀吗?”
“这是看每个人病理情况的,这个要根据你们病情来,我不需要打,”7床病友又指指我,“她需要打。”
我那时正假睡,就听先生答:“嗯,好贵,一只2万多,我媳妇指标不好,医生建议要打。”说话间,就听到嘤嘤的哭泣声,先生和7床的病友赶忙停止了说话。
我悄悄睁开眼睛,就见蒙着被子的姑娘在被窝里抽泣,被角一揪一揪的。小伙也停止了谈话,转身将床头柜上的茶水瓶拿出去打水去了。除了哭泣声,病室里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到。
小伙子进来后,我还在迷迷糊糊中,听到先生在给小伙子讲注意事项,很快,我就在化疗药物中假睡成真。
先生后来告诉我,小伙子姓黄,说是从甘肃来襄阳上的大学,姑娘是陕西人,是小黄的同学,两人今年都是28岁。
毕业后,两人都选择留在了襄阳,一个找了份写字楼的工作,一个在建筑工地上当技术员,憧憬着先攒点钱在襄阳买个房,再要个小孩。今年五一两人刚结的婚,在两边老家都办了婚礼。
一开始,姑娘左边乳房有个小疙瘩,因忙着结婚,也就没当回事,后来持续发烧感冒,吃了好多药都不见好,还以为是结婚两边奔波,累着了。
很快,乳房上硬块越来越大,背也越来越疼,才赶紧到医院检查。检查完医生就说要切除,姑娘和小黄这才傻了眼,不明白为什么一下子得这么重的病。
往后,姑娘天天哭,小黄也是一筹莫展,小两口收入都不高,好不容易有点积蓄,还要救济两边的弟妹,患了重病,双方家里都不敢告诉。
小黄借遍了同学,才勉强把手术做了,可后续的化疗以及医生建议用的赫赛汀,他全都难以负担了。更重要的是,小黄家里只有他一个男孩,他还在担心,不知道往后姑娘还能不能生孩子。
“你不知道,小黄跟我和7床的家属说的时候,那绝望的表情。”先生私下和我说起时,直摇头,转而又说,“他的感受我特别能懂,生命真的很脆弱,穷人真的病不起啊,你要快快好起来。”
第二天早上,医生查房的时候,小伙告诉医生说,昨天姑娘说伤口有些疼,医生仔细看了看姑娘的手术伤口,说伤口有些发黑,流置管有些堵了,还要再去外科让外科的大夫看一看。外科在市内,如果去还要坐1个小时的公交。
7床家属主动说,可以开车送他们过去。先生帮着照看一下7床打针就好。
他们走后,7床病友对我说:“你说,年纪轻轻咋会得这个病呢?你看咱们都是4、50岁了,孩子也都大了,乳房没了也就没了,他们年轻,最起码现在不能要孩子了吧,还有身上的疤……老公能不嫌弃么,能不能走到头都还两说呢唉……”
除了叹气和惋惜,我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7床家属回来后,7床赶紧问情况怎么样,她家属说:“主要是天热,伤口有些感染,每天要处理,要将炎症消下去,才能化疗。”
那几天,姑娘一直输的是消炎针剂。一天我化疗结束后,去开水房接水,在走廊里,小黄拦住了我:“大姐,你帮我劝劝我媳妇吧,她天天心里不好受,想不开,她难受我也难受。她做手术时,我请的假,现在假期要到了,我要去上班,没人照顾,你可以帮我照看点吗?”
我点头答应了,再劝姑娘时,我将我得病的经历给她讲了,姑娘边听边哭,只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那么高的医疗费,我这一病,工作也没了,全部指望他,他工资又不高。我能不能活都还是两说……”
“再难,只要两人齐心,终会有办法的。”我也只能安慰她。
那时,我还不知道乳腺癌也会转移,也不知道我自己会一直挣扎在医院里。小黄第二天就上班去了,不管多晚,他每天都会来医院,晚上就住在医院里,白天,我和先生就帮着姑娘打饭,叫医生。
眼看我一期化疗结束要出院,先生给小黄说:“你这样不是办法,一个人又上班,还要来照顾媳妇,她现在手术伤口没长好,行动不方便,你还是要叫你家人来一个照顾她。”
小黄想了想说:“我也确实扛不住了……”
等我和7床出院回家时,将我们所有的零食、水果都送给了他们。
我在第4次化疗时,又遇见了他们小夫妻。
第一眼见到姑娘,我没认出来。还是小黄很热情地跟先生打了声招呼,转身问我,“大姐,你吃抗过敏的药有啥反应没,你看我媳妇吃了发胖。”
我看了看,姑娘胖得双下巴都出来了,腰身明显粗了很多,腹部就如同怀孕四个月的肚子一般。
我答:“我除了贪睡,没有长胖,每个人反应不一样,别担心,多问问医生,你们第几个疗程了。”
小黄说:“第一个疗程今天结束了,我刚办完出院。”
说完便扶着姑娘走了。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小黄夫妻,问其他病友,不少病友都说完全没有印象。还是医生告诉的我,说他们回老家去了,“最起码有人搭把手帮个忙,小伙子实在忙不过来了”。
直到我的病反反复复、自己都已经成医院的“老油条”了,也没有再听到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
年至黄昏,我们最终成了彼此唯一的依靠
惠是在查出我的乳腺癌肺转移时,医生怕我想不开、特意安排和我住在一起的病友。医生说,她癌转移的地方更多,我们可以多交流。
刚进病房,我就听到两个病友聊起惠,其中一个正四处张望着问:“哪个啊?”
“就是那个穿得还干净的,50多岁了,还在老公面前撒娇,跟别人说话是一个味,跟她老公说话是另一个调调。听说她老公都80多了,也不知道咋看上的。”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但因为我自己每次打针睡觉,很少跟其他病人交流,过了好一阵,我才见到她们口中说那“爱撒娇的老女人”。
陪在惠身边的“老人”,我倒是有些眼熟,之前有几次在电梯口碰见,头发花白,个子不高,背有些驼,走路颤颤巍巍的。当时,我还和老公说,这么大年纪,身边也没人照顾,摔个跤别人都不敢扶。先生很是赞同,说现在好多老人子女不在身边的,看个病不都是自己挣扎着来。
没想到,这位老人便是惠80多岁的丈夫。从相貌上看,两人差异确实不小,如果不是提前知道,肯定以为是她父亲了。
我没心情说话,静静地听先生和惠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她是2006年查出乳腺癌的,当时病症很轻,便做了保乳手术。没想到第二年,另一侧也发现了肿块,无奈之下,只好把双乳切除了,因为发现得较早,手术做完后,恢复得也挺好。
后来,她在外地打工,10年都过去了,原本以为没有事了,结果因为腿疼到医院检查,才发现癌细胞转移到骨头。
她一边跟先生说着话,一边对我说:“大妹子,你看,我不也转移了么,比你还严重些,不过我不太相信医院,光治治不好,我还找了祖传秘方再吃,效果还不错,腿比以前疼得要轻一些了,要不你试试?”
我不以为然,当时我用的是2.5万一支的靶向药赫赛汀,这都没有控制住癌细胞的转移,中药能跑得过癌细胞吗?但先生那时的心态是,只要听到哪有能治癌症的,都要试一试,忙问她要了电话。
惠老公坐在旁边,一直也没参与聊天,很是安静。
中午吃饭时,先生问需不需要一起帮忙买上来,惠答:“不用,不用,让他下去买,也好活动活动。”然后转头贴着她老公的耳朵,轻声说了想吃什么。
她老公认真地看着她的脸,一边点头一边听。惠老公出门后,惠指着背影说:“他啊,耳朵听不清,眼睛也花了。”过了好一阵,惠老公捧着饭盒一步一挪地走进来了,真是看得人心惊胆颤,生怕下一秒他不小心跌倒,饭盒就会摔出去。
先生实在看不过眼,问:“惠姐,大哥这么大年纪了,您还让他来,也不怕他有个意外。”
她说:“那有啥办法呢,家里没有人,我腿疼又走不动,女儿在外地,自己都顾不过来。也只有他来,他大我35岁,年轻时觉得他长得好,单位又好,工资拿得也高,还是单位的领导,我那时家里穷,下面弟妹又多,一般人家找不了,想着找到他是个依靠,他还带着三个儿子呢,我都没嫌,现在他老了,我却也病了。”
她老公用一双昏花的眼睛看看我们,再看看她,显然没有听清她在说什么。
惠跟先生说完,然后转头又轻言细语地贴着她老公的耳朵讲话,边讲边笑,那模样,哪是一位50多的女人,分明是一个娇羞的小姑娘,我突然就明白了当初那两位病友之间的谈话了。
先生给我买了惠推荐的祖传秘方中药,药挺贵,150元一付,里面有蝎子之类的毒虫,还有一种粉状的、不知是什么的东西,非常苦,我也只能抱着万一中药有效果的想法,坚持喝下去。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癌细胞不仅没能控制住,我的各项指标却与之前差异巨大。医生得知我是在喝所谓的“祖传秘方”药,大惊,让我就是要喝中药,也要去找正规中医院开。“再说,她自己的癌症指标也居高不下啊。”医生这句话,让我有些疑惑,旋即又去问惠,她喝了怎么样,她就支支吾吾说还行。
直到一次,我们无意中再次谈起中药,她终于说漏了嘴:“那个祖传秘方的骗我,说好给我介绍费也没给,反正我也没有给他药钱。”
先生气得不行,要找她说理,我劝先生还是算了,“说到底,是我们主动上当,病急乱投医。”
后来,惠肝上也发现了癌细胞,她也不再相信那个祖传秘方了。医生建议她用赫赛汀,她执意不用,说太贵。
2017年9月,赫赛汀纳入医保,由原来个人需交纳2.5万元一支降到个人只需交纳3000元一支,但因为我对赫赛汀耐药,也不适合再打了。
降价后,医生又建议她用赫赛汀,惠还是不用,只说:“现在的医药费都是用老头子的钱,总要留点钱给老头子养老。”医生也很无奈。
那时候,她和我一样,每隔2周去医院化疗,一期10天,我跟她屡屡在医院碰面,每次问她情况如何,都是不乐观。
2018年6月,我到医院进行第33次化疗,医生让我做CT检查时,加上了头部CT,说惠这次因头疼做检查,发现癌细胞转移到头上了。我吓了一大跳,也怕自己癌细胞到处乱跑。
检查完我又遇见惠,她看起来很沮丧,说自己也没有想到。医生再次建议她使用赫赛汀,这次她同意了,但是赫赛汀却很紧张了。
过了一个月,她找我借保管“赫赛汀”的保温箱——因为“赫赛汀”打开后,要在28天内用完,且必须保存在0-8度以内。
我问她:“你决定打啦”。
她说:“不打不行了,脑上也有癌细胞了,先保命再说。”我将保温箱借给了她
她使用赫赛汀的效果很好,肝上的癌细胞消失,脑部的肿块也小了许多。
直到那时候,她的身边总是跟着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看着她老公年迈的样子,我们都替他提心吊胆。
每次她打点滴的时候,她老公就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着她。我想,不管她年轻时对老公的选择是出于无奈还是其他,但年至黄昏,两人也最终成为彼此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