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得癌症之后

文 / 晓勇侃八卦
2022-04-05 12:56

我是扎扎实实有过青春叛逆期的,混蛋事迹还记得一二。

高三那年即便升学压力很大,仍会逃掉数学晚自习,和好朋友坐在操场上喝啤酒,后来被数学老师抓到,老师顾及我们考前情绪,温柔地问:是最近压力太大才不想上晚自习的吗?

我顶着一张看起来不怕世间万物的脸说:只是单纯不想上你的课咯。

最主要的矛盾发生在我和我妈之间。

高考前最后三十天,我压力大到吃不下饭,每天靠酸奶燕麦片过活,我妈为了保证营养,大包小包往家里买水果。有次她洗了一筐桃子,我看到那筐桃子第一眼就开始发脾气。说来可笑,我生气的原因是觉得那筐桃子长得不好看。

这件事后来被我归为典型的没事找事,蹬鼻子上脸。

高考完我才知道那天我妈被气得在家大哭,委屈到给姥姥打电话“说我买的水果不好看,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能去大棚里看着水果生根发芽吗!”

我妈绝不是温柔行事的母亲类型,忍了两星期后终于爆发,吃午饭时把碗筷重重放下,直呼我大名,“别以为你马上高考就是祖宗了,人家那么多孩子都要高考,也没见跟你一样任性胡闹,爱考就考,不考拉倒”,说完这番话,我妈拿起书包把书本全部抖在地板上。

上学的时候和父母吵架,本质心态是——不想输。于是我强忍泪水和呜咽的声音回击:一直叨叨着让我考个好大学的人是你,嫌弃我考大学的也是你,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反正我做什么你都不满意。

如果问我有没有恨过父母,我的回答是:有过。

上周末和小王看完电影《美国女孩》,他问了我这个问题,他有被我的回答惊到,瞪着圆溜溜地眼睛一直追问:为什么呀?怎么会恨呢?为什么啊到底?

我觉得这种被归类为“恨”的情感,大多发生于母亲和女儿之间,两个极其细腻的载体。

《美国女孩》讲的是个蛮简单的故事,发生在2003年非典前后。

梁宗辉和王莉莉在台湾勉强算中产,为什么要加个前缀“勉强”呢,因为梁宗辉在公司已经做到中高层,有属于自己的阔气办公室,每个月要经他同意才能给下属发工资。但王莉莉为了照顾两个女儿成为家庭主妇,之后又带着两个女儿去美国念书,生活重担压在梁宗辉一人身上。所以这家人在台湾的房子是租的,梁宗辉还需要经常飞到内地跑业务赚钱。

在电影一开始,是王莉莉带着两个女儿梁芳仪、梁芳安回台湾的镜头。王莉莉被查出患有乳腺癌,比起在人生地不熟的美国治疗,回台湾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这里科普一个基本常识,乳腺癌发现得早、治疗得早,痊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王莉莉就属于这类情况,发现得早、干预得早、回台湾做的手术也很成功。可王莉莉还是很害怕,她不是害怕自己得病,而是身为一个母亲,害怕自己万一发生意外,两个女儿该怎么办。

手术过后王莉莉和她的好友兼她的主治医生喝下午茶,讲起一件小事:你知道我住院那段日子喔,梁宗辉在家照顾两个孩子,竟然给芳安吃番茄酱,芳安从小就讨厌番茄酱……

说完两人一起笑起来,笑着笑着王莉莉又讲:所以我不能先死,我不能先死的……

然后王莉莉笑着笑着就哭了。

母亲都是很机敏的,她们会看到生活中任何不起眼的瞬间,也会把这些不起眼的瞬间进行估量。王莉莉看到丈夫完全不了解两个女儿的喜好,她下定决心要好好为两个女儿活下去,但同时又很紧张,如果自己先走了,两个女儿要怎么生活。

所以王莉莉大多数时间都过得很低沉,经常求丈夫,“答应我如果我死了,你要对两个女儿好……”

其实梁宗辉蛮爱王莉莉的,但他不懂得如何去处理王莉莉这种病后情绪,总是一把推开妻子,一边点烟一边讲:给你说了会没事的会没事的,你干嘛总是念叨死啊死的。

同时不买账的还有他们的大女儿,梁芳仪。

有一个细节是梁芳仪仅仅在美国待了几年,她的口语就非常native。我一开始也认为去到国外自然能说一口非常地道的外语,事实并非如此,很多留学生会和同国家的人抱团,大家在一起依旧是讲母语,他们的英文当然可以熟练对话,但少了一些非常本地化的调调。

梁芳仪在洛杉矶有要好的闺蜜,喜欢沐浴着洛杉矶的阳光骑马……这些都能表明她已经融入并习惯了美国生活。所以她跟着妈妈回台湾一百万个不愿意,特别是看到自己要在台湾念严苛管理的高中,需要剪掉长发、穿上土土的校服的时候,眼神中真的有一种怨念。

梁芳仪做梦都想回美国,她渴望那里的阳光、朋友、马和自由,但王莉莉的态度是——一家人要在一起的。

久而久之,梁芳仪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

这种情绪让梁芳仪和妈妈王莉莉发生了很多次争执。

她不喜欢听妈妈念叨生死之事,有一次对着王莉莉大吼:“你每天就知道讲死啊死!”

王莉莉那时候要担负化疗带来的排斥反应和巨大的心理压力,她控制不住自己回了一句:难道是我想要生病的吗?!

梁芳仪不喜欢和古板的老师、土里土气的同学打交道,也不喜欢回家面对一个总爱丢三落四的妹妹,她为了让经常忘带钥匙的妹妹长记性选择不开门,王莉莉说了她两句,母女俩再次吵起来。

已经忘记影片中到底有多少场吵架的戏,只记得母女之间的对抗性很强、非常强。因为彼此都在被现实绊住。

王莉莉,生病带给她难以消化的压力,她也很喜欢和洛杉矶有关的一切,但没办法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活命。在王莉莉的认知中,只有她活命,两个女儿才能“活命”;

梁芳仪,严重的水土不服,妹妹梁芳安可以很好地适应台湾生活,她不行,因为她处于青春期,是一个对环境和环境中的人过分敏感的年纪。但以她的心智和阅历,又无法处理解决这种敏感,于是以叛逆、闹脾气进行一种变相的逃避。

两个人在和现实对抗的过程中,其实也伤到了对方。

妈妈希望梁芳仪的成绩变好,巧的是梁芳仪得到演讲比赛的资格,当她想把这个喜讯告诉妈妈的时候,更巧的是妹妹梁芳安疑似非典肺炎入院隔离。

梁芳仪希望妈妈去看她演讲,可是妈妈此时一心担心妹妹有没有确诊非典。由此,母女俩产生了最激烈的争吵,梁芳仪气到离家出走。

双方看起来都很有自己的道理。

妈妈会觉得,妹妹疑似非典确诊,一个人在医院隔离,这在当下是最要紧的事情,身为家人应该将关心妹妹;

梁芳仪则认为,你平时总念叨我成绩,如今我真的有成绩了,你为什么可以如此轻易地带过?

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可是看到这一幕还是会有那么点心疼梁芳仪的。

我也是从这个阶段成长过来的所谓成年人,她渴望得到的关注和她没有得到的失落,看起来是那么不值得一提,但一个孩子的世界就这么大,成年人看起来的“不值得一提”,在他们的世界中可能是“全部”。

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残酷的一点是,里面的大人和孩子几乎是经过镜头、剧情美化之后的。

大人不是那么不讲理的大人。

梁芳仪每天生气大喊“我要回美国”,王莉莉虽然劝她要懂事,但她心里一直惦记着大女儿的夙愿。有一次她叮嘱丈夫时说:如果我有个万一,如果到时候芳仪还是很想待在美国,你无论如何要完成她这个心愿。

现实生活中,孩子的心声,大人大概率是不会听的。

以及王莉莉非常懂得为女儿讲话。

开家长会,另一个家长凑过来跟王莉莉讲,“请你女儿不要再跟我女儿玩了,我女儿最近总是晚回家,你女儿会带坏我家孩子的”。现实生活中,家长听到这句话意味着要回家暴打孩子,但影片中王莉莉站起来大声说:请问还有家长不希望我女儿和你们的孩子在一起玩吗?如果有,请现在讲出来。假如我女儿因为学习成绩好才配交到朋友,我宁愿她没有这种朋友。

真的会有家长这样为自己孩子讲话吗?我觉得很少很少了。

孩子也不是极度任性的孩子。

梁芳仪再怎么讨厌现状,也乖乖剪掉了长发,穿上了丑丑的校服;她再怎么和妈妈争吵,最后还是主动认错,然后哭着对妈妈说“我不想让你死去”。

现实中的叛逆孩子和被现实绊住的家长,很少这般大方得体。

所以才更刺痛。

他们已经足够“优雅”了,却仍旧避免不了亲情上的撞击。

我这个年纪看这部电影,其实有点上不上下不下的意思。我没办法完全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待,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体会到了成年人的不易;我也没办法完全站在父母的角度去看待,因为我还未生育,无法体会到父母对孩子的真实态度。

可以说我现阶段看有些上帝视角吧。

客观来说,我发现养育孩子的难点之一是,在某一个节点,孩子和父母都沉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不是有意为之,是现实就那样拽着他们,越沉便会越敏感。

亲情又是很玻璃面的一种情感,我们在每天的相处交流中,需要一次次拿自己的玻璃外壳去碰对方的玻璃外壳,很有可能发生剧烈撞击然后碎掉。

老一辈人的生活金句是没错的——养比生更难。

不是说生孩子很轻松,是养孩子大概要消耗掉人一辈子的精力。父母当然不是万能的,他们是有困境的;孩子不是时刻都懂事听话的,他们得经历很多才能长大,这个“经历”里面有怀疑、自我否定、排斥……

我不认为这部片子拍得好,却也不盖章这是部烂片。只是想说,如此美化过后的家庭关系仍旧雷点重重,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关系只会让人更加如履薄冰。

我们可以增加学历、阅历、生活智慧……却依旧没有办法在面对最亲的人的时候,保持一种“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