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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科副主任医师 李忠武（系列报道6）

李忠武医生的日常

上午8点半，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科每天例行的会诊时间。

作为全国肿瘤专科排名前五的医院，病理科的会诊室其实就设在科内开放式的“大客厅”内。排成“口”字形的桌子占据了“客厅”的一多半面积，上面整整齐齐排列着能供10个人同时观察切片的显微镜。显微镜下的病理图像实时呈现在投影仪上，让会议室里的其他医生可以同步交流。

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由当天带班的年资较长的主任医师主持，科室多名医生会将前一天自己“拿不准”的疑难病理提交，在同事们的讨论以及帮助下，得出准确清晰的诊断思路和结论。对于有代表性的病例，主持会议的主任医师还会进行详细地讲解和分析。

当天的会诊结束后，病理科副主任医师李忠武，取来一板切片和对应的送检单，静静地坐下来，调整好显微镜，眼镜贴在目镜上，手指来回调了几下准焦螺旋……有一段时间，科里人手缺乏，每天最多有500多张切片等着他看，9年下来，他看过的片子已经有几十万张。

“终极诊断”不容出错

“每一个病理诊断报告书都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希望，医生1%的失误，在病人身上就是100%的错误。”李忠武说。

诊断出自责任心 未知激发热情

病理科实行三级分诊制，本院的常规病理、疑难病理、外院会诊病理以及术中冰冻切片分别由年资从低到高的顺序来安排医生。有一次，下级大夫提交给他一个本院的胃镜活检标本，临床除了提示胃部占位，并没有提供更多信息。下级大夫怀疑是低分化的腺癌（胃癌的一种）。他看完，感觉并不是太像，给患者做了免疫组化，首先把腺癌排除了。他又找到临床接诊的医生，进一步了解患者情况。临床医生说，当时他们查房时候，也感觉胃癌症状不是很典型。于是，他又用间质瘤的几个标记物重新为患者做了免疫组化，结果证实，阳性。

过程听起来似乎并不复杂，实际上虽然同是胃部肿瘤，但它们的治疗手段以及预后却是迥然不同：普通胃癌，一般就是直接手术，晚期胃癌，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胃肠道间质瘤则对靶向治疗十分敏感，手术一般不用清扫淋巴结，治疗效果也比胃癌要好很多。所以，这个诊断对患者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寻找适合我国人特点的治疗方案

他参与了季加孚院长，沈琳院长的关于“胃癌术后化疗疗效评估”的课题研究。像胃这样的空腔脏器，单从影像判断治疗后的效果，偏差会非常大，还要依赖于病理评估。但目前肿瘤退缩分级标准，各个国家都不太一样，更没有大样本的文章报道哪种评估方法更好，更有效。目前他和赖玉梅医生计划分析500多例标本，希望今年下半年能拿到初步结果。他希望能拿出自己的数据，找到符合中国人特点的分级标准，更好地指导患者的预后及治疗。

他和孙利医生协助结直肠外科和放疗科评估了300多例放疗后病人的治疗效果，有大约17%病人放疗后已经完全看不到肿瘤，将来这部分患者可能不用手术了，这对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更有意义。李忠武医生一直对科研情有独钟，所以他选择了做病理医生。因为这样，可以“搞清楚疾病背后的故事，享受越来越接近疾病本质的成就感”。

为更多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每一次诊断，都是给病人生的希望

去年，一位内蒙的男子瞒着妻子，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独自一人神情沮丧地带着妻子的切片来到病理科请求会诊。他妻子在当地医院被诊断为肝细胞肝癌，恶性程度非常高，家庭经济和精神负担都非常大。

李忠武看了病理切片，核分裂像并不是很多，感觉并不像典型的恶性肿瘤，考虑为偏良性的血管周上皮样细胞肿瘤。这种肿瘤在临床相对比较少见，为了进一步明确诊断，他请软组织肿瘤专家那加主任复阅了病例，又为患者做了免疫组化，结果发现，最初的推测是正确的，患者肝细胞肝癌标记都是阴性的，而且这种肿瘤切干净的话，虽然少见，但复发的几率非常小，定期做随诊就行了。如果真的按当地肝癌诊断，患者个人和家庭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精神负担，后期的化疗药物对身体的伤害也是巨大的。所以，当李忠武说出最终的诊断结果时，站在取报告窗口的男子激动得泪流满面。

“在我们病理科这种事情是家常便饭了，年资更长的前辈们遇到的更多，我们当‘法官’当习惯了。”李忠武笑着说。

的确，作为全国知名的肿瘤专科医院，这里承载了很多患者和家庭最后的希望，他和同事不知多少次“改判”了外地医院的诊断结果，也记不清让多少家庭获得了生的希望。

十年磨一剑，个中艰辛只有”病理”人懂

​不管检查仪器多精密、手段多先进，病理医生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国外曾有数据显示，对病理医生而言：“诊断1万例以上，可以提交初步病理报告；3万例以上，可以复查下级医生的报告；5万例以上，就可以解决疑难病理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病理科水平也代表了一个医院的整体诊治水平。

李忠武在美国进修的那家医院，病理科占了整整5层，这让他羡慕不已。长期以来，我国病理医生却处于高风险低回报的境遇中。且不说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花眼和白内障都成了病理医生的“标配”。按目前我国医疗机构实有床位数计算，需配置6万名临床病理医师，但目前全国仅有2万名，而且还出现年龄45-60岁间的断层，“青黄不接”现象十分普遍。培养一个合格的病理科医生很不容易，需要多年的知识培训，海量的切片磨砺，从毕业后到独当一面，至少得10年以上，用“十年磨一剑”形容，最恰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