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 | 学医路上，难忘那些摸爬滚打的瞬间

作者2003年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宿舍

23年前，我高中毕业，父亲和我说：“你就报医学院吧，将来当了医生，好好干，越老越吃香。”18年前，我大学本科毕业，研究生保送到王俊老师名下。王老师告诉我：“不在临床上摸爬滚打个十年八年，成不了好大夫”。这些教导一直伴我走在学医路上。

苦中作乐的学医路

在北医的学校生活，印象最深的事就一件——背书。现在回想起来，北医的学风十分扎实。医科学业负担重、压力大，学生的确是苦学、狠学。当年和同学集体在通宵教室里背书的场景，现在仍历历在目。那时候大家常常学习到很晚才回宿舍。在平时我也算是学习认真的学生，但需要背诵的内容实在太多，自己又好胜心强，总想考得高一些，考前常常背书到后半夜。

除了背书，还有各种丰富的实验课，那是枯燥的学习生活中的一抹亮色。生化课上从茶叶中提取氨茶碱；生理课上通过电刺激观察蟾蜍的神经肌肉传导；微生物课上查看各种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的显微结构等，每一门实验都妙趣横生。

我比较看重实验报告。不管实验成功与否，我都会认真撰写报告。不单单因为那是要交的作业。我习惯把实验的每个细节都重温一遍，尤其喜欢写报告中的“讨论”部分，除了总结实验成功失败的原因外，还要对结果展开解读分析。一个“讨论”别人常常是写几行了事，我有时能写出一两页。现在回头看，这或许对我日后的科学思维和写作能力培养有很大帮助。

1997年，大学期间与中学老朋友在庆阳老家合影

初入临床的见闻感悟

1998年春天起，我开始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实习。

在医院学习的临床课，也有十几门之多，包括诊断学、化验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眼科学等。学习这些内容的时候，不同于基础医学课，我们一半学习知识、一半见识病例。同时，还要学习各种诊断和治疗的操作技能，从抽血、看显微镜化验，到穿脱手术衣、拿手术刀等。虽然课业内容繁多，负担也重，但比起在学校的基础课来讲，更接地气儿，要有意思很多。

我们一般是上午在教室里听大课，下午分成小组到病房见识病例。在老师的带领下看各种病症，比如肝硬化病人的“肝掌”“蜘蛛痣”，肺癌病人的“杵状指”，胸外伤病人的皮下“握雪感”与“捻发音”等。需要见识和理解的东西很多。

初进医院，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常能见识很多悲欢离合的患病故事，老师可能司空见惯，但对初入临床的医学生来讲，常常触目惊心，感慨万千。新鲜而又丰富的医院实习生活给我留下了很多鲜活的心灵印记。通过认识病、接触病人，也加深了我对医学、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

2000年，大学本科毕业，与同宿舍舍友合影

终生难忘的“非典”疫情

2003年2月春节过后，我开始担任胸外科病房的住院总医师，负责全科的手术安排和会诊。正当我筹划着发挥能耐，好好干一场的时候，北京迎来了“非典”疫情。

记得那是4月中旬的一天，我下手术后和同事在医院附近吃饭，急诊室打电话说有一个自发性气胸病人，让我去做个闭式引流手术。我放下筷子直接去了急诊。一进抢救室门，几乎所有人同时喊“快出去，你怎么这么就进来了？” 我这才注意到，所有人都穿着严密的防护衣帽，而我就穿了一件普通工作服，没有任何防护，于是退出去重新穿戴。

那时候很强调开窗通风，被认为是减少传染的重要措施。当我给那个八十多岁的气胸老人做胸腔引流手术时，抢救室里门窗对流，冷风呼呼，放在桌上的病历被风吹得散落，哗哗作响，情景凄冷，至今难以忘怀。

在那一场特殊的战斗中，我们有很多同事、同学冒着生命危险，异常艰苦地奋斗在第一线，与这个烈性传染病抗争，有的同志患病，有的留下了残疾，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

2005年，与同年同门师兄弟合影

病案室里的“挖宝”时光

肺癌是我们胸外科工作的主战场，也是研究的主方向。我在王俊老师的指导下，利用我们科胸腔镜微创手术的优势，从总结肺部小结节病例做起。

以前没有微创技术，很多人发现肺内结节后非常纠结，不切，怕是癌耽误了；切，又怕手术创伤。胸腔镜能够帮助病人和医生在很小的创伤下第一时间切除确诊。

2004年初，在确定博士毕业课题时，分给我的是“基于肺癌组织芯片（组织微阵列）的分子检测及预后研究”。所谓“组织芯片”是指将几十个不同病人的肿瘤组织从原始蜡块标本中，转移集成到同一个蜡块里，然后统一切片、制片，统一检测某些分子指标。这样既能实现高通量，又可以减少实验误差。但工作的前提是需要将这些病例的资料整理出来。

那时候还没有科室数据库这个概念，我就照着医院统计室给的患者名单，到病案室逐一翻阅，把从1992年以后所有在我科手术的肺癌病例的基本资料摘录整理出来，然后到病理科找他们的蜡块标本。

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天天抱着笔记本电脑到病案室上班。一些很老的病历存放在地下室病案库里最低、最深的角落，周围堆满了杂物，我从积满灰尘的架子上翻找出来，坐在角落里一页一页翻阅摘抄。最终，完成了一个包含几百份肺癌病例的大型电子表格。我们科室目前的肺癌数据库就是从这些资料开始打的基础。

2005年博士毕业在卫生部门前留影留念

我的手汗症职业人生

手汗症及交感神经手术能够成为我的研究生课题，以及目前的一个鲜明的标签，是偶然也是必然。

2001年12月，当时我还在读硕士研究生，在一个周末的长QT综合征治疗学习班上，王俊老师和台湾的林建智医生讲授胸腔镜交感神经切除手术。王老师见我来听课，就随口说：“你好好研究一下这个手术，尤其是在手汗症治疗方面，还有很多空白值得深究。”没想到，这划定了我一生的科研方向。

手汗症和交感神经手术是胸外科的一个偏门，一般的胸外科专家都很少懂。我当时更是一窍不通，于是就想从教科书看起，结果发现，没有一本中文专著上讲到过此病。没办法，我又上网查文献，到图书馆翻阅原文书，并复习相关的解剖、生理和病生理知识。人类采用交感神经手术的办法治疗手汗症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在手术方式上还似盲人摸象，全凭临床总结，而无任何生理或病生理结论做基础。我原本计划写一篇综述交差了事，结果越学习，发现的问题越多。

2005年我博士毕业，毕业课题原本要选肺癌方向。但在做了很多细碎的铺垫工作后发现，部分病例资料信息残缺不全，很难得出有说服力的结果。我这个人很不喜欢轻描淡写，似是而非的研究，自然想到之前做过的手汗症治疗研究。于是主动找王俊老师提出换题，王老师表示支持。

2005年博士答辩后与导师王俊教授合影

我注意到手汗症手术在应用解剖学方面的空白，于是就设计了一个专门研究。我来到北医，找到时任解剖教研室主任的于恩华老师请教。他看了我的方案后表示同意，派了教研室的石献忠老师协助我。我和石老师配合默契。好几次，夜里已经很晚了，整栋解剖楼都没有了人，我俩还在挑灯夜战，一个人牵拉显露，一个人解剖测量。半年之后，我和石老师的多篇文章先后发表在《中华胸心血管外科学杂志》和《中国临床应用解剖学杂志》。

有的研究生在上学期间做一个课题，发一篇文章，一旦毕业后就丢弃在一边，另起炉灶做别的了。我则一直专注至今，不断优化、细化诊疗技术。2009年，我们的研究成果获中华医学三等奖。2011年，我们的随机对照研究结果被国际上多个手汗症诊疗指南重点引用。正是科室领导和同仁的鼎力支持，加之自己的专注努力，很多国内外的手汗症病人都慕名而来，病例数逐年快速上升。2016年夏天，我到美国梅奥医学中心及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医院专门交流学习手汗症。2018年春天，还到意大利参加国际交感神经外科协会工作会议，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教授 刘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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