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文化高潮

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文化高潮

围绕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高潮，早在上个世纪末学术界就有人进行过专题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1. 三次高潮说。持此观点的有景戎华、隋丽娟、盛蓉等学者。尽管这些学者都主张三次文化高潮， 但在具体划分高潮分期上却存在差异。景戎华主张中国文化的三次高潮分别是：第一次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第二次两宋时期的文化复兴，第三次是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而隋丽娟则主张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文化高潮分别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的‘‘五帝时代”奴隶社会的“西周王朝”封建社会 的“大唐帝国”。盛蓉提出中国文化三个高峰说，认为先秦、唐朝和五四时期是三个高峰。

2. 四次高潮说。赵永斌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周期论》一书中提出：“中国历史最辉煌的时间应属商、汉、唐、明四个朝代” 。并进而指出，第一次鼎盛时期出现了商朝的成汤之治和武丁中兴；第二次鼎盛时期出现了汉朝的文景之治和汉武强盛；第三次鼎盛时期出现了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第四次鼎盛时期出现了明朝的永乐之治。尽管赵永斌没有从文化高潮而是从中国历史上几个鼎盛辉煌时期的角度来进行历史分期的，但无疑其论证的落脚点是民族文化的融合（有时赵永斌先生也用‘‘文化整合” 一词）。因此，我们可以将赵永斌提出的四次历史辉煌鼎盛时期视为文化高潮期。

3. 三次危机说。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有的学者没有直接从文化高潮、文化高峰以及历史的辉煌鼎盛等角度来进行分期，但他们认为文化危机时，旧的传统文化系统具有焕发出“革命性变异的活力，通过漫长艰苦的文化整合过程，寻求到新的发展基点，升入进化链条的较高层次” 。基于危机的负面刺激催生文化高潮这一历史规律,我们可以将危机期之后的重新崛起视为文化高潮，从而将文化危机说视为对文化高潮论的补充。对于中国历史上文化危机问题，李元认为至少出现过三次文化危机：第一次发生在奴隶社会走向衰落时期的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一公元前453年），历时318年；第二次发生在前期封建社会向后期封建社会转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184年一581年），历时398年；第三次发生在近现代（1840年一 1949年），历时110年。按照李元的思维逻辑，在三次文化危机后都出现了相应的文化高潮。

对于中国历史上到底出现过几次文化高潮，具体都是哪几次，笔者也认同三次高潮说，只不过所划分的三次文化高潮与上述学者所主张的不尽相同。简言之：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大的文化高潮，第一次为西周一春秋战国一两汉时期；第二次为隋唐一两宋时期；第三次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至今。如前所述，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文化高潮都是伴随着民族文化的深度危机，是对危机的回应和超越，是在应对危机中焕发出的文化张力、内生动力和民族融合力。下面，笔者就三次文化高潮产生的时代背景、冲突形态、波峰波谷及其历史影响展开论述。

第一次文化高潮：西周一春秋战国一两汉时期

第一次文化高潮是华夏文明初成期多元文化的碰撞和整合，而这种碰撞和整合在西周时期就开始发生质的飞跃。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把中国古史传说时期到周秦两汉时期视为中国华夏文明 的初成时期。作为有着五千年之久的华夏文明，由于历史悠远，虽然有一些关于伏羲、炎黄以及尧舜禹时期的记载，但史料阙如，很多记载属于神话和传说性质，具体史迹尚待稽考。审慎起见，我们尚不宜将上古华夏文明归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潮的组成部分。这也是我们不同意隋丽娟将五帝时期视为第一次文化高潮、也不同意盛蓉笼统地将先秦时期作为第一次文化高峰的原因所在。此外，即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的夏代实际上在信史记载中也是寥如星辰、语焉不详的。目前，学界对夏代文明的来源和性质尚存争议，也不宜将夏代文明视为一次完整的文化高潮。更重要的是，从词义上界定，所谓高潮必然是两次波谷之间的峰巅。从现存史籍记载看，在夏商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缓慢，文化冲突不明显，因此所谓的文化高潮的特征也没有显现出来。综观华夏文明初成期的发展历史，应该说，第一次文 化高潮是在商周递嬗中到来的。这是因为：一是小邦周灭大邑商既是不同部族之间的争斗，也是华夏政权的变革。二是周朝建立前后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新的天命观。周人为了颠覆商政权，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通过改造殷商时期的天命观而确立了姬周代商的合法性。即通过提出“天命靡常”（《诗经•大 雅•文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的天命改易说而取代了殷商的“我生不有命在天” (《尚书•西伯戡黎》）的上天永远庇护殷商的天命不易观。据说‘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故事也带有周文王通过推演《周易》而构建周人天道体系和天命观念的色彩。三是在制度构建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周初通过分封制，确立了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以及分封诸侯‘‘以藩屏周”的国家治理架构。同时，周公通过制礼作乐，完成了礼乐制度建设，形成了华夏国家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道德文化体系。

西周的意识形态变革和制度体系构建都只是第一次文化高潮的序幕和先声，第一次文化高潮的巅峰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西周的封建制和礼乐制度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但西周后期的民族危机给周朝的稳定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按照传统的华夷之辨，中原政权乃华夏正统，而周边的少数民族则为夷狄。西周时期中原之外的四境为戎狄、蛮夷所环伺。周朝强大时，四夷来宾。周王也以‘‘蛮夷要服， 戎狄荒服”《国语•周语上》）来统摄天下。而一旦王朝衰落则四夷不朝，甚至入侵，春秋时期甚至出现了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严重民族危机。这种民族危机早在周厉王时就已经开始显现，到了西周末代周幽王时全面爆发。周幽王宠幸褒姒、废黜申后导致申侯引犬戎攻破镐京，西周灭亡。为了躲避戎狄锋芒，周平王东迁洛邑重建姬周政权，史称东周。尽管如此，中原华夏文明的危机也没有彻底解除，即便是强大的诸侯霸主齐桓公能帮助几乎被北狄灭亡的邢国和卫国复了国，但也不得不将他们从故地迁徙，以避狄人，史称齐桓公迁邢存卫。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核心战略就是尊王攘夷。也就是说抵御外患，壮大华夏民族是其重要战略目标和任务。西周、东周之际严重的民族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周王朝政权，更给西周以来的文明秩序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东周以降，周天子式微，王政下移。由“礼乐征 伐自天子出变而为‘‘自诸侯出”乃至‘‘自大夫出”最悲催的是到了春秋后期甚至出现了“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的悖逆极致。严重的文化危机激发了文化的内生修复动力，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智识之士开始自觉反思时代命运和天道规律,并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良方。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荀为 代表的儒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商鞅、申、韩为代表的法家，以及兵家、农家、 阴阳家、纵横家、杂家等纷纷登场，演绎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宴。这种文化大繁荣成为第一次文化高 潮的巅峰，也成为人类文明轴心期与西方文明交相辉映的东方文明杰出代表。应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成为中华文明的思想摇篮，举凡政治文明、人生智慧等，在诸子的思想中都有体现。诸子百家的智慧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养成提供了充分的养分和基础。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许多都是出自于诸子百家学说中，秦汉及其以后的很多历史人物的人生观也都深受诸子影响。如诸葛亮杂糅兵家、儒家、法家、道家等诸子智慧而成一代贤相。这样的例子史不绝书，不胜枚举。

第一次文化高潮虽然在秦专任法家一统天下乃至焚书坑儒后遭遇降温，但并没有就此终止。秦二世而亡，刘汉继秦而起。两汉时期成为第一次文化高潮的尾声，为中国历史第一次文化高潮画上了句号。西汉建立之初奉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但经文景之治后，国力恢复而边患再起。对此，汉武帝外征匈奴，内竖强权。在意识形态上一改黄老的无为而治，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 儒家定为一尊。而在实际统治中，则阳儒阴法，德刑兼施，儒法并用。到了东汉，国家意识形态更以《白虎通义》这样一个‘‘官方会议文件”形式而固定下来，从此改造过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官方认可的思想。 此后直至清末，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治理结构都没有突破两汉时确立的框架。因此，我们说，两 汉为第一次文化高潮画上了圆满句号。由周代商而确立的“天命无常’ ‘惟德是辅”的天命改易观、封建 宗法体制及礼乐制度到诸子时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再到两汉时期的统一思想、独尊儒术，中国历史上完成第一次文化高潮从序幕到高潮再到落幕的全过程。

综观第一次文化高潮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明显的“三浪结构”即西周时期是第一浪，其催生的因素是商周两个部族之间的政权斗争。在商周时期国家形态仍处于较为松散的状态。殷商部族是国家的主体，而姬周部落，包括黎、崇、孤竹等都是殷商统治下的部落方国，他们与商王之间是朝贡臣属的关系。殷商末年，商纣王的暴虐和姬周的逐步做大做强加剧了国家冲突的危机。正是这种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危机，催生了西周的文化革新。如前所述，天命改易说、文王演《周易》、周公制礼作乐、建立宗法制度、推行井田制等都是第一次文化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西周政权建立后，特别是在平定管蔡二叔和武庚之乱后，通过分割迁徙殷商遗民和二次大肆分封姬周子弟等措施，加强并巩固了统治，迎来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安定局面，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第一次高潮中的第一浪，这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 “第一个高峰阶段’。“其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周人通过无所不备的礼乐制度最后完成了华夏文化模式的整体构筑。”560第一个文化高峰的到来，使得危机暂时消除了，文化高潮的应激反应条件也就不存在了。 但西周中后期的周厉王、周幽王的昏庸暴虐再次激发了新的政治危机，而随着天下承平曰久，贵族们骄奢淫逸，社会矛盾加速激化。经济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井田制遭到严重破坏。政治上，由于宗法制的被破坏，层层分封的封建制也受到冲击，“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杀其宗”《春秋繁露•王道》）。社会上， 礼坏乐崩，伦常失序，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受到猛烈冲击。这种“王道衰，礼仪废，正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诗•关雎序》）的社会乱象迫使有识之士开始自觉反思。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竞相登场，纷纷提出各自的救世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局面，这第二浪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潮推向巅峰。但随着秦王朝一统天下，思想解放所带来的文化高潮再次遭遇困境。应该说，秦朝暴政暂时压抑了文化高潮的烈焰，但并没有从根本扑灭文化传承的火苗。秦亡汉兴，西汉统治者重视文化构建和学术传承，不仅一度大兴黄老之学，还积极振兴儒家学派，设立五经博士，继绝学、兴 道统，如经秦火浩劫后派晁错向伏生学习几近失传的传统经学等。两汉政府也极力改造先秦时期的传统儒学，使之成为有利于君主专制统治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些举措带来了第一次文化高潮的第三浪。尽管这一浪的高度明显要低于前两浪，但它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