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疗错误发生时，只有我被「强制道歉」

医生在临床工作中，不管怎样小心翼翼，有些错误仍是在所难免。

当错误发生的时候，你和你的医院会怎么做？英国神经外科医生马什在新书《一个医生的自白》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因为医院多个管理环节的失误，导致了一位患者的死亡。马什非常愧疚，但最终只有他一个人承担责任，并向家属道歉。

马什并不是一个逃避责任的医生，甚至曾鼓励下级医生坦诚面对自己的错误。但为什么这次道歉让他如此痛苦？为什么获得了家属原谅之后仍久久不能释怀？

错误就这样发生了

这是一位患糖尿病的亚洲女士，五十多岁，英语水平很有限，跟我交流很困难。

两周前，家人带她来看门诊，家人说，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她的行为越来越古怪，现在，又变得非常地嗜睡了。

影像显示，她的大脑前部有一个小的良性脑膜瘤，肿瘤导致大脑内出现了大量的肿胀——也就是脑水肿，正是脑水肿导致她出现种种临床症状。

手术肯定可以治愈她的病症。脑瘤手术关键在于处理大脑肿胀，为了减轻肿胀，通常让病人在手术前服用类固醇。

我给她的全科医师写信，请他开药，并且提醒他，类固醇药物会加重糖尿病的病情。

手术前一天晚上， 10 点钟，我来到她的病房，发现她已经睡着了。带着些许歉意，我轻轻地摇了摇她。她很快就醒了过来，困惑地看着我。

「我是马什，」我说，「一切都还好吗？」

「还是很瞌睡。」她说，然后朝里面翻了个身子，又睡着了。

值班的住院医师就站在我身后，我转身面向他。

「两周前我见过她，脑肿胀让她总是昏昏欲睡。」我说，耸了耸肩。「现在已经是深夜，我们最好不要去打搅她。她的家人应该也能够理解。」

第二天，我走进手术室，病人已经在手术台上。麻醉师看着我，表情复杂，那是一种既想控诉又想道歉的表情。

麻醉师手里拿着血气分析化验单：「你知道她的血糖指数是 40 吗？而且她的血钾浓度为 7 ，血液酸碱度为 7.2 。她严重脱水，糖尿病完全失控了！」

「肯定是服用类固醇引起的，昨天晚上，她入院时的血糖是多少？」

「夜班人员没有给她做检查。三天前的入院门诊记录显示，她的血糖只超标了一点点。」

「不管怎样，昨天晚上应该检查一下的，不是吗？我们都知道她是糖尿病患者。」

「是的，是应该检查。早上见到她时，她的反应似乎就有些迟缓。」麻醉师继续说，「但我以为那是肿瘤导致的，我现在才意识到，那是糖尿病性昏迷的征兆……」

「我昨夜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难过地说，「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想必我们要取消手术了？」

「恐怕如此。我们要把她转到重症监护室，妥善治疗她的糖尿病，这可能需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她需要补水，现在做手术极其危险。」

「这是典型的错误用药导致的问题，」手术台另一边的麻醉师评论道，「太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同时发生了，导致出现了严重的后果……如果她的英语能再好一些，如果她没有因为肿瘤而有些迷糊，那么我们肯定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了。那样的话，是否在做手术前检查血糖也就无关紧要了……如果几天前她只是登记了一下，而没有去入院前门诊，那么在入院时，我们就会像过去一样给她做血液检查……」

没有任何存活的希望

晚上十一点钟，正当我准备睡觉时，我的手机铃声响了，那时我正在楼上刷牙，手机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充电。

在慌乱之中，我不顾赤身裸体，跌跌撞撞地就从楼上跑了下来。在一天的手术结束之后，神经外科医生最不喜欢的就是在晚上听到电话铃响，因为这通常意味着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故。

「脑膜瘤导致两个瞳孔放大，扫描显示，大脑肿胀非常严重。」是值班的住院医生弗拉德的声音。

那一刻，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可能是糖尿病的原因，也可能是脱水后的复水致使脑肿胀更加严重了。」弗拉德说，「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光着身子坐在厨房的椅子上，一时间手足无措。

「她的机体指标还不错，麻醉师已经检查过了。」弗拉德补充道。

「她也许会幸运地挺过来，」过了一会儿我说，「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为了给肿胀腾出空间，我们可以给她做骨瓣减压术，虽然那样做能她能活下来，但也会让她落下残疾。如果我们不给她做手术，她也有可能会挺过来，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晚些日子再给她做手术了。这难以选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茫然地注视着厨房的墙壁，弗拉德也默不做声。

「这种情况真是百年不遇，」我说，「这真是碰运气的事儿，只有掷钱币才能做出决定。」

我想到了那些手里拿着锤子的人，在他们眼中，所有的东西都像是钉子。

「我们是外科医生，」我继续说，「总是倾向于用手术的方法来解决所有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手术就是正确的选择。」

弗拉德再次沉默了，他在等我做出决定。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希望潜意识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做。这样的问题异乎寻常，推理与科学都无法给出解决的方法，而现实却需要我即刻做出决定。

弗拉德的经验丰富，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成为了一名顾问医师，手术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可以上床睡觉了。」我在心里告诉自己。

「把她带去手术室，打开前颅骨，移除肿瘤。如果肿胀极其严重，就不要把骨瓣放回去了。」

「好！」弗拉德说。他很满意我最终做出了决定，也很高兴自己可以做手术了。

我凝视着厨房的墙壁，在椅子上坐了很久。我并不是非去医院不可，但想到手术过程，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于是我迅速穿好衣服，沿着黑漆漆的、空无一人的街道开车赶回医院。

我很快就到了医院，我从楼梯跑到二楼的手术室，但让我恼火的是，病人没有在那里，所以我又绕回到重症监护室。病人正躺在病床上，戴着呼吸机昏迷不醒，周围站着医生和护士。

「不要冷血地站在这里，不要等那些搬运工了，」我狂暴地说，「把她带去手术室。」

一切又像往常一样忙碌喧闹起来，病人身上连着各种各样的机器设备——注射器、监测仪、导尿管、静脉注射器、动脉导管和呼吸机，这些设备都不能拔掉或者是需要连接到可移动的装置上。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就出发了。医生和护士们或推床或搬设备，我们都弯着腰，缓缓行走在通往手术室的长廊上。

一到手术室，在几分钟之内，我就迅速地打开了这位可怜女士的颅骨。我戴着手套去触摸她的大脑。

「非常地松弛。」我咕哝道。

「可能是输氧和用药的结果，」弗拉德说，「看，大脑的搏动。她不会有事儿的。」

「那只是你的看法，」我说，「根据我的经验，瞳孔放大说明，她已经遭受了毁灭性的脑梗死，导致她大部分的大脑已经死亡了，这就是她的大脑目前不再肿胀的原因。但等到明天，它就会再次肿胀，直至大脑全部死亡。」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她正在康复……」我又补充道，心里仍抱一线希望。

我拿起解剖器和吸管，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把那个导致所有问题的肿瘤切除了，简单得有些可笑。

我们迅速完成了手术。在这样的紧急手术结束时，最关键的一刻就是拨开昏迷病人的眼睑时，我们要观察病人的瞳孔能否对光做出反应。如果瞳孔收缩，那么病人就能够存活下来。

病人的右眼隐藏在头部的绷带下，那是在完成颅骨缝合后，我缠在病人头上的。「左侧瞳孔有反应。」凝视着病人空洞的黑色瞳孔，麻醉师高兴地说。

我仔细观察，脸几乎就要贴在那个女人的脸上，由于来时过于匆忙，我忘记了带上眼镜。

「我不这样认为，」我答道，「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

我做了一个简短的手术记录，并且告诉弗拉德，病人一出手术室，就给她的家人打电话。之后我就开车回家了。

我睡得非常不好，不停地从梦中醒来。就像被拒绝的求爱者一样，我内心始终抱有一线希望——希望弗拉德在黎明时分打来电话，告诉我病人有了好转的迹象，但是电话铃声始终没有响起。

道歉真的有用吗？

病人家属在重症监护室外等候，我走过去，告诉他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病人仍有一线希望，可能会活下来，也可能会死去。

「在做手术前，她可能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中风。但这只是我的猜测，目前还没有定论。」

我继续向他们解释，「病人是否有严重的中风，只能从第二天的扫描来判断。晚些时候我们会给她做一次扫描。」

当天晚上，我来到 X 光检查室，在电脑上看到了这个病人的大脑扫描。

扫描上斑驳的黑色区域表明，病人的大脑受到了严重地损伤。很明显，在治疗她的糖尿病昏迷时，严重地脑肿胀导致了一次灾难性的中风。手术太迟了。

我走回重症监护室，病人家属都在会客室里等我，他们的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到我的身上。

我告诉他们，病人没有任何存活的希望了，由于入院时没有给她做血糖检测，她的死亡已无法挽回。我承诺会对此展开调查，也会及时地向他们反馈调查结果。

在说这些话时，我好想大声地告诉他们：「这不是我的错。」

没有人给她做适当的检查，我们匆忙地就让她入院，没有一个初级医生给她做血糖检测，麻醉师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想到了医院的经营者和在高高在上的政客，他们的责任并不比我的少，他们几乎没有或极少与病人家属有过交谈。他们今晚能躺在床上，舒适地睡个觉，或许还会梦到他们的政治目标以及在乡村旅馆里放松的日子。

对于医院的经营我没有发言权，这样一个的混账医院，为什么我要为它承担责任，为什么我必须要道歉呢？是我导致了船沉吗？

但是，我只能把这些想法埋在心底，病人即将死去，我却不能挽救她的生命，我只能告诉他们自己有多么地抱歉。

他们静静地听我说话，努力抑制着眼泪，不让它流下来。

「谢谢您，医生。」最后，一个病人家属对我说。我离开那个小小的会客室，愈发地感到难过。

我告诉重症监护室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在第二天关闭病人的呼吸机。

我告诉病人家属可以去起诉医院，发生这样的事情，医院没有任何辩护的余地。但或许是因为我的道歉，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我希望管理医生的英国当局能够理解（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能够理解这一点），让医生道歉是多么地艰难。

事实上，我以前并不排斥给患者道歉。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儿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手术内容审核清单。

一位病人手臂上的神经受阻，我们要在他的颈部做手术。手术采用切口正中，我沿着病人脊柱的一侧向下剖开，直至受阻的神经。

几个小时后，当我站在手术室外的走廊时，我总感觉有什么纠缠着我，让我很不安。突然，我的心猛烈跳动起来，因为我意识到，我把手术部位弄反了。

掩盖错误十分地容易，因为手术切口位于后正中线，术后扫描不能清晰显示做手术的部位。并不是所有的疼痛都能在手术后缓解，我可以在几周之后让病人再做一次手术，而且不用告诉他为什么。

在类似的情况下，很多外科医生都会说谎，这样的事情我听说过不少。但我没有那样做，而是去病房见了那位病人。

我在他的床边坐了下来。

「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诧异地看着我。

「什么消息，马什先生？」

「非常抱歉，我在错误的一侧给您做了手术。」我说。

他看着我，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非常理解。」然后他说，「我的工作是安装橱柜。有一次我在安装橱柜时，把本来要安装在后面的东西放在了前面，很容易就会犯这样的错误。向我保证，尽快给我在正确的一侧做手术。」

所以当我指导初级医生时，我总会对他们说，如果犯下愚蠢的错误，你要认真地与病人交谈。

但医学总会最近发布了一个有关「诚实」的文件。如今，「诚实」也成了法定的职责。

他们命令医生：「无论何时犯下错误，都要如实告知病人，既要有口头的表示，又要有书面的告知。」

文件上写道：「不论谁人犯错，高级临床医生都要承担责任并向病人道歉。」他们还满怀希望地补充道：「真诚的道歉才是有意义的道歉。」

似乎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强制道歉」与「真诚道歉」之间的矛盾，文件中也没有提到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但其实，如果高级医生们能够被人信任，受人尊重，有一定的管理权，而且不会被迫去做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比如说让病人填写那些调查医生行为举止的问卷，那么这一矛盾自然就能解决。

如果能给予医生足够的资源，那么他们的工作将会更有效率。

医生当然需要被管理，但他们也应该被信任，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

正如奶酪效应，每一个医疗事故发生的时候，都是多个环节出了问题，而你是那个唯一被推到家属面前，承担后果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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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节选自亨利 · 马什行医手记《一个医生的自白》。书中，马什医生「以笔代刀」，叙述数十年行医生涯中自己的故事和感受，并对英国的医疗体制做出了反思。

本文由出版公司「中资海派」授权，责任编辑刘颖慧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