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疗错误发生时,只有我被「强制道歉」

文 / 丁香园
2018-09-05 18:17

医生在临床工作中,不管怎样小心翼翼,有些错误仍是在所难免。

当错误发生的时候,你和你的医院会怎么做?英国神经外科医生马什在新书《一个医生的自白》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因为医院多个管理环节的失误,导致了一位患者的死亡。马什非常愧疚,但最终只有他一个人承担责任,并向家属道歉。

马什并不是一个逃避责任的医生,甚至曾鼓励下级医生坦诚面对自己的错误。但为什么这次道歉让他如此痛苦?为什么获得了家属原谅之后仍久久不能释怀?

错误就这样发生了

这是一位患糖尿病的亚洲女士,五十多岁,英语水平很有限,跟我交流很困难。

两周前,家人带她来看门诊,家人说,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她的行为越来越古怪,现在,又变得非常地嗜睡了。

影像显示,她的大脑前部有一个小的良性脑膜瘤,肿瘤导致大脑内出现了大量的肿胀——也就是脑水肿,正是脑水肿导致她出现种种临床症状。

手术肯定可以治愈她的病症。脑瘤手术关键在于处理大脑肿胀,为了减轻肿胀,通常让病人在手术前服用类固醇。

我给她的全科医师写信,请他开药,并且提醒他,类固醇药物会加重糖尿病的病情。

手术前一天晚上, 10 点钟,我来到她的病房,发现她已经睡着了。带着些许歉意,我轻轻地摇了摇她。她很快就醒了过来,困惑地看着我。

「我是马什,」我说,「一切都还好吗?」

「还是很瞌睡。」她说,然后朝里面翻了个身子,又睡着了。

值班的住院医师就站在我身后,我转身面向他。

「两周前我见过她,脑肿胀让她总是昏昏欲睡。」我说,耸了耸肩。「现在已经是深夜,我们最好不要去打搅她。她的家人应该也能够理解。」

第二天,我走进手术室,病人已经在手术台上。麻醉师看着我,表情复杂,那是一种既想控诉又想道歉的表情。

麻醉师手里拿着血气分析化验单:「你知道她的血糖指数是 40 吗?而且她的血钾浓度为 7 ,血液酸碱度为 7.2 。她严重脱水,糖尿病完全失控了!」

「肯定是服用类固醇引起的,昨天晚上,她入院时的血糖是多少?」

「夜班人员没有给她做检查。三天前的入院门诊记录显示,她的血糖只超标了一点点。」

「不管怎样,昨天晚上应该检查一下的,不是吗?我们都知道她是糖尿病患者。」

「是的,是应该检查。早上见到她时,她的反应似乎就有些迟缓。」麻醉师继续说,「但我以为那是肿瘤导致的,我现在才意识到,那是糖尿病性昏迷的征兆……」

「我昨夜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难过地说,「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想必我们要取消手术了?」

「恐怕如此。我们要把她转到重症监护室,妥善治疗她的糖尿病,这可能需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她需要补水,现在做手术极其危险。」

「这是典型的错误用药导致的问题,」手术台另一边的麻醉师评论道,「太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同时发生了,导致出现了严重的后果……如果她的英语能再好一些,如果她没有因为肿瘤而有些迷糊,那么我们肯定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了。那样的话,是否在做手术前检查血糖也就无关紧要了……如果几天前她只是登记了一下,而没有去入院前门诊,那么在入院时,我们就会像过去一样给她做血液检查……」

没有任何存活的希望

晚上十一点钟,正当我准备睡觉时,我的手机铃声响了,那时我正在楼上刷牙,手机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充电。

在慌乱之中,我不顾赤身裸体,跌跌撞撞地就从楼上跑了下来。在一天的手术结束之后,神经外科医生最不喜欢的就是在晚上听到电话铃响,因为这通常意味着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故。

「脑膜瘤导致两个瞳孔放大,扫描显示,大脑肿胀非常严重。」是值班的住院医生弗拉德的声音。

那一刻,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可能是糖尿病的原因,也可能是脱水后的复水致使脑肿胀更加严重了。」弗拉德说,「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光着身子坐在厨房的椅子上,一时间手足无措。

「她的机体指标还不错,麻醉师已经检查过了。」弗拉德补充道。

「她也许会幸运地挺过来,」过了一会儿我说,「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为了给肿胀腾出空间,我们可以给她做骨瓣减压术,虽然那样做能她能活下来,但也会让她落下残疾。如果我们不给她做手术,她也有可能会挺过来,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晚些日子再给她做手术了。这难以选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茫然地注视着厨房的墙壁,弗拉德也默不做声。

「这种情况真是百年不遇,」我说,「这真是碰运气的事儿,只有掷钱币才能做出决定。」

我想到了那些手里拿着锤子的人,在他们眼中,所有的东西都像是钉子。

「我们是外科医生,」我继续说,「总是倾向于用手术的方法来解决所有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手术就是正确的选择。」

弗拉德再次沉默了,他在等我做出决定。我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希望潜意识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做。这样的问题异乎寻常,推理与科学都无法给出解决的方法,而现实却需要我即刻做出决定。

弗拉德的经验丰富,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成为了一名顾问医师,手术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可以上床睡觉了。」我在心里告诉自己。

「把她带去手术室,打开前颅骨,移除肿瘤。如果肿胀极其严重,就不要把骨瓣放回去了。」

「好!」弗拉德说。他很满意我最终做出了决定,也很高兴自己可以做手术了。

我凝视着厨房的墙壁,在椅子上坐了很久。我并不是非去医院不可,但想到手术过程,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于是我迅速穿好衣服,沿着黑漆漆的、空无一人的街道开车赶回医院。

我很快就到了医院,我从楼梯跑到二楼的手术室,但让我恼火的是,病人没有在那里,所以我又绕回到重症监护室。病人正躺在病床上,戴着呼吸机昏迷不醒,周围站着医生和护士。

「不要冷血地站在这里,不要等那些搬运工了,」我狂暴地说,「把她带去手术室。」

一切又像往常一样忙碌喧闹起来,病人身上连着各种各样的机器设备——注射器、监测仪、导尿管、静脉注射器、动脉导管和呼吸机,这些设备都不能拔掉或者是需要连接到可移动的装置上。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就出发了。医生和护士们或推床或搬设备,我们都弯着腰,缓缓行走在通往手术室的长廊上。

一到手术室,在几分钟之内,我就迅速地打开了这位可怜女士的颅骨。我戴着手套去触摸她的大脑。

「非常地松弛。」我咕哝道。

「可能是输氧和用药的结果,」弗拉德说,「看,大脑的搏动。她不会有事儿的。」

「那只是你的看法,」我说,「根据我的经验,瞳孔放大说明,她已经遭受了毁灭性的脑梗死,导致她大部分的大脑已经死亡了,这就是她的大脑目前不再肿胀的原因。但等到明天,它就会再次肿胀,直至大脑全部死亡。」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她正在康复……」我又补充道,心里仍抱一线希望。

我拿起解剖器和吸管,只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把那个导致所有问题的肿瘤切除了,简单得有些可笑。

我们迅速完成了手术。在这样的紧急手术结束时,最关键的一刻就是拨开昏迷病人的眼睑时,我们要观察病人的瞳孔能否对光做出反应。如果瞳孔收缩,那么病人就能够存活下来。

病人的右眼隐藏在头部的绷带下,那是在完成颅骨缝合后,我缠在病人头上的。「左侧瞳孔有反应。」凝视着病人空洞的黑色瞳孔,麻醉师高兴地说。

我仔细观察,脸几乎就要贴在那个女人的脸上,由于来时过于匆忙,我忘记了带上眼镜。

「我不这样认为,」我答道,「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

我做了一个简短的手术记录,并且告诉弗拉德,病人一出手术室,就给她的家人打电话。之后我就开车回家了。

我睡得非常不好,不停地从梦中醒来。就像被拒绝的求爱者一样,我内心始终抱有一线希望——希望弗拉德在黎明时分打来电话,告诉我病人有了好转的迹象,但是电话铃声始终没有响起。

道歉真的有用吗?

病人家属在重症监护室外等候,我走过去,告诉他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病人仍有一线希望,可能会活下来,也可能会死去。

「在做手术前,她可能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中风。但这只是我的猜测,目前还没有定论。」

我继续向他们解释,「病人是否有严重的中风,只能从第二天的扫描来判断。晚些时候我们会给她做一次扫描。」

当天晚上,我来到 X 光检查室,在电脑上看到了这个病人的大脑扫描。

扫描上斑驳的黑色区域表明,病人的大脑受到了严重地损伤。很明显,在治疗她的糖尿病昏迷时,严重地脑肿胀导致了一次灾难性的中风。手术太迟了。

我走回重症监护室,病人家属都在会客室里等我,他们的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到我的身上。

我告诉他们,病人没有任何存活的希望了,由于入院时没有给她做血糖检测,她的死亡已无法挽回。我承诺会对此展开调查,也会及时地向他们反馈调查结果。

在说这些话时,我好想大声地告诉他们:「这不是我的错。」

没有人给她做适当的检查,我们匆忙地就让她入院,没有一个初级医生给她做血糖检测,麻醉师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想到了医院的经营者和在高高在上的政客,他们的责任并不比我的少,他们几乎没有或极少与病人家属有过交谈。他们今晚能躺在床上,舒适地睡个觉,或许还会梦到他们的政治目标以及在乡村旅馆里放松的日子。

对于医院的经营我没有发言权,这样一个的混账医院,为什么我要为它承担责任,为什么我必须要道歉呢?是我导致了船沉吗?

但是,我只能把这些想法埋在心底,病人即将死去,我却不能挽救她的生命,我只能告诉他们自己有多么地抱歉。

他们静静地听我说话,努力抑制着眼泪,不让它流下来。

「谢谢您,医生。」最后,一个病人家属对我说。我离开那个小小的会客室,愈发地感到难过。

我告诉重症监护室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在第二天关闭病人的呼吸机。

我告诉病人家属可以去起诉医院,发生这样的事情,医院没有任何辩护的余地。但或许是因为我的道歉,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我希望管理医生的英国当局能够理解(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能够理解这一点),让医生道歉是多么地艰难。

事实上,我以前并不排斥给患者道歉。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儿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手术内容审核清单。

一位病人手臂上的神经受阻,我们要在他的颈部做手术。手术采用切口正中,我沿着病人脊柱的一侧向下剖开,直至受阻的神经。

几个小时后,当我站在手术室外的走廊时,我总感觉有什么纠缠着我,让我很不安。突然,我的心猛烈跳动起来,因为我意识到,我把手术部位弄反了。

掩盖错误十分地容易,因为手术切口位于后正中线,术后扫描不能清晰显示做手术的部位。并不是所有的疼痛都能在手术后缓解,我可以在几周之后让病人再做一次手术,而且不用告诉他为什么。

在类似的情况下,很多外科医生都会说谎,这样的事情我听说过不少。但我没有那样做,而是去病房见了那位病人。

我在他的床边坐了下来。

「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诧异地看着我。

「什么消息,马什先生?」

「非常抱歉,我在错误的一侧给您做了手术。」我说。

他看着我,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非常理解。」然后他说,「我的工作是安装橱柜。有一次我在安装橱柜时,把本来要安装在后面的东西放在了前面,很容易就会犯这样的错误。向我保证,尽快给我在正确的一侧做手术。」

所以当我指导初级医生时,我总会对他们说,如果犯下愚蠢的错误,你要认真地与病人交谈。

但医学总会最近发布了一个有关「诚实」的文件。如今,「诚实」也成了法定的职责。

他们命令医生:「无论何时犯下错误,都要如实告知病人,既要有口头的表示,又要有书面的告知。」

文件上写道:「不论谁人犯错,高级临床医生都要承担责任并向病人道歉。」他们还满怀希望地补充道:「真诚的道歉才是有意义的道歉。」

似乎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强制道歉」与「真诚道歉」之间的矛盾,文件中也没有提到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但其实,如果高级医生们能够被人信任,受人尊重,有一定的管理权,而且不会被迫去做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比如说让病人填写那些调查医生行为举止的问卷,那么这一矛盾自然就能解决。

如果能给予医生足够的资源,那么他们的工作将会更有效率。

医生当然需要被管理,但他们也应该被信任,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

正如奶酪效应,每一个医疗事故发生的时候,都是多个环节出了问题,而你是那个唯一被推到家属面前,承担后果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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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节选自亨利 · 马什行医手记《一个医生的自白》。书中,马什医生「以笔代刀」,叙述数十年行医生涯中自己的故事和感受,并对英国的医疗体制做出了反思。

本文由出版公司「中资海派」授权,责任编辑刘颖慧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