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斗士伍连德没有说的那些历史真相（番外）——防疫纱布口罩由中医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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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芋头微波
《鼠疫斗士伍连德没有说的那些历史真相》系列文第一集因边幅太大，涉及内容、材料太丰富，很多喜欢短平快的医学史爱好者感觉不利于中医历史贡献的推广和宣传真相，希望芋头的系列文能一文突出一个重点说。
今天下午有点空，就整理一下，稍微说一说源自中医的防疫口罩吧
中医将感染人体的致病因子统称为“邪气”，包含而不限于今天说的病毒、细菌、灰尘等微细颗粒、臭气毒气等有害气体。邪气“触人”则易致人生病，所以古人一直强调养生健康，规避邪气。
人与人交流，常会近距离面对面接触，无论是口气还是飞沫，总会让人尴尬，也可能会因此传播呼吸道传染病。所以古人将中医卫生理念带入礼仪之中，长辈向晚辈贴近说话时，不能正对晚辈的面，而晚辈面对长辈应低头屏气，说话要执手礼以掩口，“恐气触人”。这些周朝时就明确为基本礼仪，并一直为作为后世的童子礼延续到明清[1]。
随着服饰材料的发展和躲避邪气触人的理念，不晚于汉朝就出现遮挡口鼻脸的“面衣”[2]，就是用一块纱巾遮挡面部，大巾四角有四条带子扎在头后垂下即可，屏蔽远行时风尘“邪气”触及眼耳口鼻面，有点类似今天的口罩[3]。
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齐贵族中就出现从帽子上垂下遮蔽全身的羃罹[4]。羃，挡住视线的幕，屏蔽外界的纱布。罹，忧患，遭受苦难或不幸——屏蔽邪气之意明矣。当然，此是一家之言。羃罹，又名羃羅、羃帷、羃篱，原名为何，已难考。
到了唐朝，随着民间的推广，羃罹从头上只遮蔽到颈，羃罹变得越来越短，演变成帷帽，更方便使用，更偏向隐藏面貌和防晒的实用价值，从全身屏蔽邪气偏向于头面呼吸道的保护[5]。
此后宋元明清，羃罹一直沿用。今天部分南方农家妇女劳作，仍用此物防晒。
北宋时期，中医就明确瘟疫传染病可从口鼻而入，并有取嚏法和中药鼻孔消毒法应对[6]。到了南宋，仵作（中医法医）检验尸体时，为了防止“秽气”伤人，验尸时不仅有烧中药熏辟臭气，口含药物，还有麻油涂鼻、塞鼻孔等物理防护[7]。麻油涂鼻、塞鼻孔这些法医防疫方法，可让进入鼻孔的“邪气”黏附在麻油上，一定程度阻隔邪气从鼻孔进入呼吸道。这后来被中医借鉴，并在明清时代防疫时所用[8]。
“恐气触人”到了元朝，“口罩”已在蒙古贵族女子中普遍应用。文献记载中国此时早应用口罩用于卫生防护[9]。
中医早在周朝就意识到“邪气”可从口鼻而入，到了明朝，中医再次明确记载瘟疫可从口鼻而入，成为中医界主流认识[10]，这些医学认识和理念都远远早于西医上千年哦。
以上医学史可以看出，中医对于瘟疫从呼吸道传染的认识和应对方式，一直都在深入、明确和发展，此后防疫口罩的发明其实就已是水到渠成。
1910年，因为俄国肺鼠疫的传播，我国东北第一次爆发肺鼠疫。疫情一发，因日俄的侵略野心和妄顾华人性命，东北民情恐慌，疫情一下子蔓延到难以收拾的地步[11]。由哈尔滨地方政府及当地商会联合，组建哈尔滨防疫局救助了大量民众。
哈尔滨防疫局的中医根据肺鼠疫患者的病症和传播规律，认识到这次瘟疫是中医文献所论“邪从口鼻而入”。因而发明，用纱布夹羊毛垫做防疫口罩，名为“避疫面具”，“便廉捷验”地解决大众基本呼吸道防疫问题。成本低下、简便实用，因而迅速推广到整个东北。
纱布口罩第一版的避疫面具，是由两层纱布包裹着一块6乘以4英寸的羊毛衬垫。伍连德在1959年出版的回忆录《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实地调查”篇章中明确记载：在他初到哈尔滨时（1910年12月24日），原哈尔滨防疫局早就要求所有防疫人员佩戴纱布口罩。
也就是说，伍连德自证今天防疫口罩的原型——防疫纱布口罩，并非伍连德所发明。
第一次肺鼠疫时，伍连德虽名东北地区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实质医务权力仅限于哈尔滨地区，无权管制其他地区（奉天、长春等地）的防疫事务，不可能也没有在东三省范围内强制推行佩戴口罩。而当时洋人主要集中在奉天抗疫，由东北总督锡良聘请的英国传教士司督阁创建了奉天防疫总局，并担任医务总指挥，并不受伍连德管制。无论伍连德到东北与否，奉天防疫人员都已经佩戴纱布口罩了。
日本大阪府防疫事务官的松王数男回忆：在1910~1911年的肺鼠疫时期，纱布口罩是他和奉天的中国医师“唯一的防御装置”。后来支援的热带病专家司特朗（Richard P. Strong）和细菌学家杜格（Oscar Teague）也都记录了中国医师的纱布口罩。
因为原哈尔滨防疫局（伍连德上任后很快就解散了防疫局，除了洋人和西医，原防疫局人员一个不用[11])中医发明的纱布口罩防疫意义重大，中外西医都在通过各种手段将发明权划归己有。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伍连德下属的中国医官方擎（西医）撰写了大会唯一一篇专门探讨个人防护装备的报告，并在大会上阐述了纱布口罩在制法、佩戴方法和成本方面的优势。演讲中，称该纱布口罩为“我们的”，意指由中国一方医生所发明。但实质主导大会、撰写会议报告的洋人没有承认中国人的贡献，在《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会议报告书》中将避疫面具命名为“奉天口罩（the Mukden mask）”，剥夺中国人的发明权与命名权，当作洋人的最新成果（当时奉天防疫总局与伍连德主导的傅家甸相对，标志着洋人抗疫）。因此一些未曾参加大会的中国医师，都以为“奉天口罩”就是由外国医师发明的。
一生全力否定原哈尔滨防疫局一切的伍连德，在1921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暨国际医学大会上，窃取原哈尔滨防疫局伟大抗疫成果，宣布“奉天口罩”是由他首先“引介（introduced）”来应对1910年爆发的肺鼠疫。并随后在1922年首次公布将避疫面具的三绑带简化为两绑带的“伍氏口罩”（估计不改进都不好意思说是原创了）。从现存照片和文献看，“伍氏口罩”的应用当是从对抗第三次肺鼠疫爆发时才开始。
伍连德将原哈尔滨防疫局的避疫面具发明权划给自己，营造抗击东北鼠疫乃一人之功的舆论形象，是其一生最大的学术污点。这种制造抗疫一人之功舆论形象的手段，虽然彻底弱化洋人参与抗疫的成绩（当时大多数洋人、日本人确实也没安好心），但同时也淡化了，甚至否定了当时参与抗疫的中医、防疫组织、其他防疫人员、政府官员的功劳。
时至今日，很多外国科普口罩都有意避开中国1910年肺鼠疫的历史，把戴口罩防疫发明权功劳归功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时强制民众戴口罩的美国政府（包括一些中国网络科普）。其实美国的措施实是受东北鼠疫防控启发而来。
中医为中国保驾护航了几千年，今天各种防疫理念、措施、用药，甚至是设备，几乎都是源自中医。直到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中医都作出了令世界难以置信的成绩和贡献。但是那又如何呢？中医从清末丧失话语权后，不是被否定就是被造谣、诋毁、诬蔑。新中国建立后，一直被某些媒体和境外势力所打压。
直到看到此文，多少人会知道，今天防疫口罩的源头——避疫面具，是中医发明的呢？丧失舆论话语权，抗疫被摘桃子，贡献被抹灭，黑白可以混淆，是非可以颠倒。
历史一直在重演，中医人别再故作清高了，根本就不是什么疗效的事！中医短板根本就不在疗效，而是一直被忽略的舆论。功劳我们不争，但贡献和成果谁也别想抢去！中医人就应该正气一身站出来振臂高呼：防疫抗疫，有我中医！
一、问：“万国鼠疫大会里，既然是西医方擎对外全英语演讲避疫面具报告，那他是否就是发明人？”
答：方擎是1911年1月6日才到哈尔滨支援的，比伍连德更晚进驻哈尔滨，不可能是避疫面具发明人。
二、问：“原哈尔滨防疫局有聘请洋人西医参与抗疫，怎么知道不是洋人西医发明抗疫纱布口罩？”
答：根据参与抗疫洋人西医的日记[12]和其他文献印证，发明用纱布口罩防疫的并非洋人。万国鼠疫大会上也无任何一国的洋人提出发明权争议可知。
三、问：“如何知道纱布口罩防疫是原哈尔滨防疫局的中医所首倡，而非西医或其他人士？”
答：排除法和逻辑推理。
万国鼠疫大会里，方擎的报告已较明确是中国医疗人员所首倡，但他并未告知发明人是谁。如果是西医，方擎当告知以彰其功。不明确告知，甚至暗示为集体成果，可能有三：
1.发明人不清 —— 但属原哈尔滨防疫局医疗人员无疑，查证并不难，很难不清。
2.发明人深藏功名，将发明权归功集体 —— 但伍连德为何后面会无所顾忌窃取发明权？
3.知道发明人，不愿意告知，又不怕发明人出来谴责 —— 以上两条现实可能性极低，此条可能性最大。
不愿意告知是哪位中国医疗人员发明，那么就只可能是中医了。该名中医通过病症和传播规律认识到是中医书籍所论“邪从口鼻而入”[10]，因而提出用纱布夹羊毛垫做口罩。如此成本低下、简便实用、迅速推广，也就中医人一如既往的“便廉捷验”思维方式能想到[13]。
要知道当时日俄相关人士可是用价格不菲、制作复杂、应用不便的“高科技”呼吸器，甚至是防毒面具。西医一直标榜与科技联系，想到防止呼吸传染，必然是呼吸器、防毒面具这类。纱布口罩这样简陋的发明，是很难和当时西洋医学标榜的“技术支配”的思维相匹配的。
那么为何不怕发明人出来谴责？
第一，万国鼠疫研究会时，口罩发明权归功集体，中医人和知情者也不会说什么，传统道德观念使然，不好意思反对。
第二，伍连德十年后能肆无忌惮窃取发明权，不怕发明人和知情者出来谴责，应该是抗疫纱布口罩发明人已经在抗疫中牺牲了（当时的纱布口罩根本无法阻止中医人密切接触患者时的气溶胶传染）。知情者也基本或死或退，没有了发声的力量和渠道。
当时的伍连德如日中天，就算有知情者出来为中医鸣不平，也没有人会相信这种一面之词。而且当时媒体基本都以西医西学为是，不甚认同中医，没有证据下不会愿意得罪名气极大、人们认为的抗疫首功、在官媒学医四界都如鱼得水的伍连德。
丁祖潘“医学顾问：一位传教士在东三省鼠疫防治中的服务与观察” 《世代》第10期
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中译本，程光胜、马学博 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3月
张蒙. "伍氏口罩"的由来.《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2期.
顾植山《疫病钩沉》.中国医药科技.2015-6-1
[1]《礼记·曲礼》：“负剑辟咡诏之，则掩口而对”。
东汉·郑玄 注：“……谓倾头与语，习其乡尊者屏气也”。
唐·孔颖达 疏：“……长者或若负儿之时而与之语，当倾头以告之也，不正向之，令气不触……掩口而对者，向长者告语之，此是童子答长者。童子虽未能掩口而对，长者亦教其为之其礼，以为后法。掩口，恐气触人。张逸云：谓令小者如是，所习向尊者屏气也”。
[2]西汉·刘歆《西京雜記》“趙飛鷰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鷰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金花紫羅面衣”。
[3]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冠冕首饰部》：“唐车服志曰：‘帷帽创于隋代，永徽中始用之，拖裙及颈’。今世士人往往用皂纱若青全幅连缀于油帽或氊笠之前，以障风尘，为逺行之。服盖本此又有面衣前后，全用紫罗为幅，下垂杂他色为四带，垂于背，为女子逺行乗马之用，亦曰面帽。按《西京杂记》赵飞鷰为皇后，女弟昭仪上禭三十五条有金花紫罗面衣，则汉已有面衣也”。
南宋·范成大《吳郡志·卷五十·雜志》：“吳王夫差既為越王句踐所逼將死，曰：‘以三寸帛幎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越王則解綬以幎其目。史記正義（唐·张守节）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顧野王（南朝梁）曰：‘大巾覆也’”。
[4]后晋·刘昫《旧唐书·舆服志》：“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罗，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罗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冪旂之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 。
元·陶宗儀《說孚》“羃帷，齊隋婦人施羃罹，全身障蔽也。唐永徽以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為淺露，若今之葢頭矣。先是婦人猶乘車，唐乾元以來乃用兜籠，若今之檐子矣。唐志載咸亨中，勑云多著帷帽，遂棄羃羅。曾不乘車，别坐檐子。
[5]唐·魏征《隋书·附国》：“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带幂”
唐·李上交《近事㑹元》：“婦人乘檐子及禁斷。唐高宗咸亨二年勅曰：百官家口，咸預士流，至於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婦人比來多著帷帽，遂棄羃帷。曽不乘車，别坐檐子。逓相倣效，浸成風俗。過為輕率，深失禮容，理須禁斷”。
清·陈梦雷《明伦汇编闺媛典闺饰部·羃》：“羃者，唐武德贞观年中，宫人骑马多着羃而全身障蔽。至永徽年中后，皆用帷帽施裙到颈，渐为浅露。至显庆年，百官家口若不乘车，便坐檐子。至神龙末，羃殆绝。其羃之象，类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缯帛为之。若便于事，非乘车轝及坐檐子，即此制诚非便于时也”。
清·沈自南《艺林彚考·服饰篇·冠帻类下》：“孔氏杂説齐隋妇人施羃罹，全身障蔽也。唐永徽以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若今之葢头矣。先是妇人犹乘车舆，唐乾元以来乃用兜笼，若今之檐子矣。唐志载咸亨中，敕云多着帷帽，遂弃羃罹，曾不乘车，别坐檐子”。
[6]北宋·许洞《虎钤经·疫气统论》：“结营须避山川卑湿之地。其湿燥毒气袭人口鼻者，则山瘴之虐疠生焉”。
北宋·庞安石《伤寒总病论》：“凡温疫之家，自生臭秽之气，人闻其气实时，以纸筋探鼻中，嚏之为佳。不尔，邪气入上元宫，遂散百脉而成斯病也。以雄黄点之，则自不闻其气，并辟诸恶怪梦神良”。
[7]南宋·宋慈《洗冤集录·验坏烂尸》：“尸首变动，臭不可近，当烧苍术、皂角辟之，用麻油涂鼻，或作纸摅子揾油塞两鼻孔，仍以生姜小块置口内。遇检，切用猛闭口，恐秽气冲入”。
[8]明·龚廷贤《寿世保元·瘟疫》：“凡患瘟疫之家。将出病患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若亲戚乡里有患瘟疫。欲去看问。先将清油抹鼻孔。任进候。出外又将纸捻于鼻内。探取喷嚏三五个。则不染。一论瘟疫之气。令人不相传染”。
明·吴正伦《养生类要·治瘟疫不相传染方》：“凡入瘟疫之家，以麻油调雄黄末，涂鼻孔中。或预饮雄黄烧酒一二杯，然后入病家则不相传染。既出，则以纸捻探鼻，深入令喷嚏为佳”。
清·罗国纲《罗氏会约医镜·瘟疫·论瘟疫与伤寒不同治法亦异》：“瘟疫之邪，自口鼻而入，能传染于人（傍人用明雄黄时嚼口中，少搽鼻孔，可以辟之）”。
清·刘松峰《松峰说疫·避瘟丹》：“入病家不染方香油和雄黄、苍术末，涂鼻孔，既出，纸条探嚏。如无黄、术，即香油亦可。饮雄黄酒一杯，或止抹雄黄于鼻孔即妙……避瘟方入瘟家，以麻油涂鼻孔，出再取嚏，则不染”。
清·刘松峰《松峰说疫·太乙紫金锭》：“凡遇天行时疫，沿街阖户传染者，用桃根汤磨浓滴鼻孔，再服少许，任入病家不染”。
清·刘一仁《医学传心录》：“凡入瘟疫之家，以麻油涂鼻孔中，则不相传染。既出以纸拈探鼻深入，令嚏之为佳。又方以雄黄、苍术为细末，香油调敷鼻内。或单用雄黄末，水调涂鼻内，虽与病人同卧，亦不传染”。
清·陆以湉《冷庐医话》：“若入瘟家，以麻油涂鼻孔，出再取嚏，则不染，皆善法也。而握要之法，则如张景岳所云：必节欲节劳，仍勿忍饥而迎其气，尤为得之”。
趙學敏《串雅外篇》：“凡入溫疫之家，一麻油涂鼻孔中，然後如病家則不相傳染”；
[9]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元朝的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 ”。
[10]明·缪希雍《先醒斋广笔记·卷一》：“凡邪气之入，必从口鼻，故兼阳明证者独多”。
明·吴又可《瘟疫论》：“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邪從口鼻而入”。
[12]Carl F. Nathan 《满洲的防疫与政治：1910-1931.Plague Prevention and Politics in Manchuri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67-1-1
[13]陈耕道《疫痧草》：“凡入疫家視病……宜遠座不宜近對，即診病看喉亦不宜與病者正對。宜存氣少言，夜勿宿於病者之家”；
杨栗山《寒温条辨》：“須謹不封口，視今日何風。如屬東南風，則直向西北方側坐，切不可使患者之氣順風吹入吾口，又須閉口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