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证论》中记载了哪些治疗“血证”的大法？

《血证论》是清代名医唐容川对血证辨治的成就总结，成书于1884年，名闻于蜀地，由于当时西方医学逐渐日盛，唐氏力图以西医知识解释中医基本理论，故其毕生所著理论多有客观上的正验，影响较大，对临床确有参考价值。

唐氏认为血证大半是由气病导致的，因此在临床上非常重视气的调治，并认为“和气”是治血证的第一良法。其说：“表则和其肺气，里者和其肝气，而尤照顾脾肾之气，或补阴以和阳，或损阳以和阴。”其目的在于使气血调和。

根据不同的血证，采取不同的措施，但不外调气、补气两种。

★调气

调气包括降逆和泻实，凡属气逆的血证都宜降逆。他说：“上者抑之，必使气不上奔，斯血不上溢，降其肺气，顺其胃气，纳其肾气，气下则血下，血止而气亦平复。”降逆之法不但为吐血而设，凡咳血、咯血等上部出血证均可用之。故唐氏说：“止血之法虽多，而总莫先于降气。”

至于泻实一法，适用于气盛的血证，他认为“气盛即火盛”，故泻实也就是泻火，火不上炎，则血不妄行而自止，而大黄黄连泻心汤是最好的泻火剂。

★补气

气虚不摄而致血证，应用补气的方法，然补气法又有补虚与升陷两种。补虚以培补脾肾为主，其谓：“当补脾者十之三四，当补肾者十之五六”，补脾用归脾汤，补肾用断红丸，大虚亦可用十全大补丸。升陷法是以升举元气为主，凡元气下陷，血随气下而造成的下部出血证适用此法。他说：“崩中虽是血证，而实则因气虚也，气下陷则水随而泻，水为血之侣，气行则水行，水行则血行，宜服补气之药以升其水，水升则血升矣，补中益气治之。”

唐氏在调气的原则下，在具体措施上对治疗血证提出止血、消瘀、宁血、补虚四个大法。他认为出血证，尤其是大出血证，往往气随血脱，危急异常，“此时血之原委，不暇究治，唯以止血为第一要法。

”血止以后，则急须祛瘀，因其离经未出之血，不及早祛除，日后变证百出，如发热、痨瘵、结瘕、刺痛等症都是瘀血所致。为了消除后患，唐氏以消瘀为第二大法。

止血消瘀后，气血运行尚不能安谧平静，往往再次出血，故唐氏以宁血为第三大法。

出血以后，往往出现阴虚证状，阴虚阳无所附，久则阳气亦虚，故唐氏以补虚为第四大法，以收功善后，这是唐氏治疗血证的四大纲领。

其中独到之处，是止血不仅要止溢出之血，更重要的要止经脉中未曾溢出之血。其说：“所谓止血者，即谓此未曾溢，仍可复还之血，止后使不溢出，则存得一分血，便保得一分命。”说明止血含有调气宁血的意义。

★唐氏也重点论述了血中瘀证，认为离经之血与营养周身之血是不同的，血中有瘀不仅要消除瘀血，更重要的是促使血液新生。他说：“亦是瘀血不行，则新血断无生理，然又非去瘀一事，生新另一事也。盖瘀血去则新血已生，新血生而瘀血自去，其间初无间隔。”说明祛瘀一法中也可寓有补虚的作用。

如瘀血在经络脏腑之间，则周身作痛，以其堵塞气之往来，故滞碍而痛，治宜通瘀，“通则不痛”。用佛手散加桃仁、红花、血竭、续断、秦艽、柴胡、竹茹、甘草，酒为引；或用小柴胡汤加当归、芍药、丹皮、桃仁、荆芥，尤为通治内外之方。

唐氏治疗血证，在选方用药上均以病因、病情、病所为依据。如吐血在胃，便以治胃为主，方用大黄黄连泻心汤，以清降胃火。他说：“方名泻心，实则泻胃，胃气下泄，则心火有所消异，而胃中之热气，亦不上壅，斯气顺而血不逆矣。”

又如肠风下血，病在肠，《内经》名为“久风”，是风气久留不去，内陷于肠。治疗时，务必使内陷之邪，上升外达，方用葛根芩连汤以升举下陷肠中之风邪外，又加和血疏散之品，如荆芥、当归、柴胡等。

其它因血瘀者用血府逐瘀汤加减。

因酗酒厚味生热者，方用白虎汤以清胃火。

因外感者，方用麻黄人参芍药汤或小柴胡汤，驱散外邪。

因温疫伏热者，方用清瘟败毒散或犀角地黄汤大清血中之火。

因劳倦伤脾，脾不统血者，方用归脾汤。

因肝经郁火挟痰带血者，方用逍遥散加山栀、五味等。

情如此类，都是以证求因，循因用药的例证。

唐氏《血证论》是他平生治疗血证经验的结晶，其对血证病候进行分门别类的归纳，并详细叙述了辨治方法和具体方药，可谓条分缕析，辨治详尽，是我们学习和研究血证的重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