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疫｜康奈尔大学教授艾提婕：对中医的认识应该是多元的
郭婧雅/采访、翻译
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给21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挑战，人们意识到传染病的应对不仅是医学问题，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在历史研究领域，原本小众的医疗史骤然进入公众视野。《瘟疫与人》等经典医疗史书籍脱销加印，一批新作则快马加鞭印出，关于传染病历史的讨论溢出学术圈，成为公共话题。澎湃新闻推出医疗史专题“历史记疫”，探讨医疗史研究在这个时代的回响。
艾提婕教授生活照。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艾提婕 （TJ Hinrichs）教授任教于康奈尔大学历史系，研究专长是宋代医药史、政治史和文化史，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医药史专家。她与琳达·巴恩斯教授合作编辑的《中国医药与治疗史（插图版）》一书中文版于2020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次访谈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在访谈中，艾教授回溯了《中国医药与治疗史》的缘起、治学脉络、在美国教中医史的教学经历以及目前的研究，笔者也请教了一些她对目前美国疫情的看法。
艾媞捷、 琳达·巴恩斯编，盛颜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0年出版
艾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此次访谈。您和琳达・巴恩斯教授合作编辑的《中国医药与治疗史（插图版）》中文版今年在中国大陆发行，而目前新冠肺炎（COVID-19）仍然在威胁着人们的健康，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恰逢其时。该书集合了来自各个领域（如人类学、历史学、宗教研究、考古学等）总共五十八位学者的研究贡献，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医药与治疗多元、复杂的面向，您能谈一谈为什么您和巴恩斯教授决定合作编辑这样一本书吗？这本书是如何成型的呢？
艾提婕：这本书的想法来源于琳达・巴恩斯教授。我们在研究生时期就认识了，有很多关于中国医药史教学的交流。我还记得我在康涅狄格州教书的时候，我跟她在同一列火车上，坐在一起分享有关教学的想法。我们毕业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我们至少一起上过一门研究生课程，有很多相似的观点。就像你在本书导言里看到的那样，我们都希望能够扩展“中国”和“医疗”的概念。对于我来说，“医疗”作为世俗的领域和职业，其实都只是现代的概念。当我们把现代医疗的概念放在历史之中的时候，原有的历史语境就失真了；而对于琳达来说，把中国传统医药的模式放到现在的社会，也不能够真实地反映人们在现代社会所做的事情。对于当代社会中的不少人来说，宗教和精神上的治疗手段依然是普遍的，宗教形式的医疗可以是驱邪、向神灵祈祷，这在美国和中国都有。所以，医疗手段也可以有一个宗教的维度。
教中国医疗史并不容易。在医药史领域我们有许多研究进展，但是在这本教科书出来以前，我只能教大学本科四年级的小规模研讨课，有了这本书以后，我就可以通过讲座的形式教大课（Lecture）了。
另外一件中国读者可能感兴趣的事，也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介绍不同学者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贡献，这其中不仅仅包括欧美学者的学术研究，也包括更加广泛的学者群体的研究。当琳达第一次找到我交流这个想法时是在2006年，当时我还不太知道有哪些研究这方面的中国学者，但是现在，我知道中国国内有非常多顶尖的医学史学者，比如余新忠和陈昊。我们基本上问过所有人是否愿意为这本书撰稿，最终有57-58位学者为本书撰稿，其中既有来自港台的学者，也有在英国受训练的学者。如果现在要我来编这本书，我也许会包含更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
这本书按照中国的朝代来进行编纂，也是琳达的想法。因为在美国，很多学者是根据朝代来教课的。如果你要讲一门关于清代的课，那就可以选择清代这一章。书中还有插图，每个大的主题下还附有更小的章节，这也是美国教科书的策略。
医疗史这个领域现在发展很快，但是在您进入研究生院时的90年代，医疗史还处于初创时期，至少在中国史学界是这样的。在当时的美国汉学界，中国医疗史研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呢？是什么契机促使您想要研究中医与医疗呢？
艾提婕：对于我来说，回顾研究生阶段，我当时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构想。我还是一名本科生的时候，有一类学术作品我很不喜欢，它们试图论证中国文化和西方的科学、理性和现代化是相对立的。比如Derk Bodde, 尽管他出版这种类似的观点非常晚，但在1970年代、1980年代（这种观点）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也是这门课（China’s Early Modern）的主题，对吧？这门课探讨的就是那样的话语模式如何以不同方式扭曲了学术研究（has distorted the scholarship in different ways），又如何激励其他的学者去做学术的。这使得我想要挑战那样的话语模式，这种挑战基于女权主义史学，同时也指向更广泛的政治。这种政治将白人男性的知识生产方式置于一种殖民主义的霸权支配地位，并压制其他的认知方式。它还试图创造一种理性的西方和非理性的东方的二元对立，但是如果你更近距离地观察中国人、观察女性所做的事情，便可以打破这种对立的二分。这是我进入学术圈时想要投身研究的课题，也是当时很多人想要进入学术界的原因。
关注这篇采访的人还可能感兴趣的故事是有关美国的中国史领域的。你可以看到李约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他是一名科学家，也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并不想挑战科学是什么，或者科学应该是什么，尽管他有化学反应里“滴定”的概念，也挑战了某种特定形式的霸权。在二十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的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使很多人对中医感兴趣。这是一种对生物医药霸权的反抗方式，很多人在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和日本学习中医，他们认识彼此，在中国台湾学习瑜伽、把拥抱东亚和东南亚文化作为一种反抗美国和欧洲帝国主义的方式。在1970-1980年代，政治立场被转译成了思想上的相对主义立场，人们认为没有一种知识形式更优于另一种知识形式，只是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而已。于是，人们开始关注庄子和《道德经》，而这是Bodde永远无法理解的，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事物比生物医药和工业科技更具有影响力了。现在我认为没有人会如此极端地看待问题，但是这两方之间的隔阂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
到了1990年代，史学开始进入“文化转向”的阶段。其中和身体史相关的学术研究仍然试图再现西方-东方的二分。例如，在栗山茂久的比较身体史的作品中，他笔下讨论的古希腊的身体观念和中国的身体观念是不兼容的，不同的文化有着不一样的身体观和对自我的论述。而另外一条学术路径的学者们则强调在文化话语中权力的维度。他们开始关注医药和身体的话语是通过何种方式将权力刻写在身体之上，不过，现在这样的观点远远没有以前那么单向，而是更加强调双向的影响了。但是在中国医药史领域里，我们可以看到《黄帝内经》对于身体生理的描述充满了帝制官僚的语言隐喻。可以想象，当人们“住在”这样的身体里，就意味着人们认同某种关于生命力如何在世界上运作的假定，而这种假定很可能受到了关于帝制官僚权力如何运转的种种假定的启发。于是，有关这个世界的权力运转机制的假设也可以投射到人们的身体观之中，医学知识也有着意识形态的力量。这样的例子不仅仅在中医里，在生物医药领域里也有。比如Donna Haraway, 她讨论了生物医学中免疫学的隐喻如何在生物政治里创造出“我们”和“他者”。
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就像这本教科书所要倡导的，我们试图把“中国”以及中国医疗和医药当作是多元的，同时也是历史动态的，所以你可以在这本书里看到医疗实践者的多元化以及历史变化。
这是一本非常全面的研究中药与医疗历史的著作，书中的章节按照时间顺序，往前可以推至医药考古记录开始的商周时期，向后则延伸至将中医奉为文化传统一部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您为何选择这样一种长时段历史的编排方式呢？
艾提婕：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因为琳达和我用这种方式在教学，第二是对于长时段的中国医药史，如果说存在一种拥有4000-5000年历史的中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断言，我希望能够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断言祛魅。我也很享受这样的教学过程。另一方面，我希望能够呈现中国历史多维度的一面，它是充满变化的，在不断重塑的。像我的同事白馥兰，她更希望重现历史的延续性，但是我更偏好历史的变化。
这本书的标题非常有趣: “中国医药与治疗”。该标题包含了两层含义：“医药”与“医疗”。这实际上是对中医的一种比较广义的理解，“中医”不仅牵涉到中医医学知识的传播、医方的流转，还有医者与病患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医者多样的诊疗方法。您能谈一谈您对“医药”以及“医疗”的理解吗？
艾提婕：“医药”是对于“medicine”的翻译。当你想到“medicine”，你更可能想到医学。我们使用“medicine”这个概念是因为人们不仅更容易理解这个概念，而且它也提醒人们注意中国多样的传统。“医疗”是healing的翻译，它使人注意到广泛的医疗实践和各式各样的地方医疗从业者。
在本书中我还能看到另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医”也许并不是历史上的“中医”。历史上所呈现的中医图像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中医的要复杂得多。比如，现在非常流行的中医治疗手段如艾灸、针灸等，这一类需要亲身实践的医疗方式在明代却属于“外科”之流，被排除在儒医传统之外（135-136）。中医本身并不是一个静止、连贯的实体，它内部本身也有等级以及争论。您是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差异性的呢？
艾提婕：历史在于回望过去，人们讨论过去是如何沉积在当下的，过去也有可能和当下存在裂缝。我认为探索过去可以有助于祛魅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想当然的事物，它不仅和权力有关，也打开了变化的可能性。如果你对中医或是生物医学有一种想象，认为它们是一成不变的，那会很呆板，也会排除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能看到在过去事物是如何变化的，也许会激励你在未来改变一些事情。
所以这本书不仅是关于中医的，也是关于过去如何能启发当下和未来所发生的变化的。
艾提婕：是的。我认为我喜欢长时段历史研究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能让人们意识到，中医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在中国有一本新的书（即本书）论证中医应当回归到它的古典源头，即便在过去，中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您可以给我们举一个有关中医在历史上是如何变化的例子吗？
艾提婕：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你提到的针灸，它在汉代有一个漫长且复杂的兴起过程。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儒医”的出现，社会和政治结构的重塑, 使得针灸这一医疗实践在医学经典当中的地位受到打压，它不再属于《黄帝内经》里的医药，而是归属于更低社会等级的医疗实践者。但是在二十世纪，至少在美国，大多数人想到中医，还是会想到针灸，权力的维度和医药实践的选择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尽管这本书是关于中医的，但就像您在导论中提到的一样，“中医”的“中国性”（Chineseness）实际上有着非常灵活的界线，历史上的中医和不同的民族、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医多样的医疗实践和医学知识的交流也早已跨越了文化和国家的边界。例如，该书介绍了朝鲜时代的“东医”，在日本流转的《医心方》，还有明代来自越南的慧静禅师是如何参与形塑中医的过程，因此它不仅是一本中医的历史，它更是一本中医如何跨越疆域，与不同文化互动、扩散的历史。您能就此展开聊一聊吗？
艾提婕：这个问题与人们对“中国”这一实体的反思有关，这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现在美国有很多学者在尝试超越国家-民族的概念，并认识到其他类型的分析模式。比如，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 喜欢将东亚看作一个区域研究的单元。在医药史领域里，最近有许多学者纷纷响应，尝试把东亚医药当作一个更大的整体，去思考其中的互动。如果不重构韩国、日本、越南这样的地域概念，这种尝试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研究所在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在本书中所尝试的事情。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要看到中国对东亚其他地区的影响很容易，但是也应该看到其中的互动，而不只是单向的过程，这也是我们在本书中会收入有关越南的部分的原因。
在本书第四章中您具体提到了“医疗治理”（medical governance）这一概念，以宋代为例强调了国家在医疗文本的印刷、传染病流行时期的医药分发以及建立慈善组织等方面的作用。就像您所论证的那样，国家通过承担在医药方面的角色，负有救济人民福利的责任，而这和我们对明清时期国家在医疗方面的角色的理解有一定反差，因为在明清时期，国家在提供医疗救济方面是缺位的，反而是地方精英和宗族组织在地方社会担任起了重要的角色。您如何看待国家与医疗之间的关系呢？
艾提婕：对于中国史里有关医疗治理的故事，我很喜欢的一点是它打破了既有的线性历史叙述以及胜者为王的历史书写（triumphalist history）。有一种观点认为“医疗治理”的概念是现代的（modern），国家有了医疗治理之后，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中国历史的轨迹是不均质的，医疗治理的不同方面/面向在不同时间段以不同方式呈现。在这一点上，元明时期的医疗治理机构的衰退是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的学生常常会做出一个天真的假设，一些学者也会，那就是如果政府对于传染病有所回应，那一定是由于传染病本身引起的，但在历史当中，事情往往并不是这样发生的。首先，传染病的发生需要非常突出和明显，政府需要留意才行，而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即使有传染病，政府的政策也不会有大的改变。比如，19世纪的公共卫生威胁是结核病，但是没有像霍乱那样引发制度性的响应或者政策上的改变。疾病能够引起政府重视和响应的先决条件是，传染病必须是非常显著的、突发的。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种族主义的。数年前，“黑人同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在开始之初是非常激进的，但是影响很小。人们对此是存疑的，他们会问：“真的有这个问题吗？我们已经做了那么多了。”但是这一次，因为George Floyd事件，这一运动变得十分激烈，因为多年的教育、抗争以及运动，抗争变得更加显著。不过，最高法庭在几年前仍然否决了在美国一些地区保护黑人投票权的法律，“黑人同命”运动变成了主流，人们也被动员起来了，这其中需要我们辩证地去看待民权运动的显著性和体制认同之间的关系。历史上的疾疫也是一样的，在汉代、两晋，疫病之害也相当深重，但是统治者并没有响应，我们可以怀疑他们对于疾疫是不是不想费心去记录。
我对于长时段的传染病故事的研究是从佛教开始的。在南北朝时期，统治阶层存在着对政权合法性的竞争。在北魏，你会看到，统治阶层对佛教进行赦免，扶持佛教，给佛教更多的话语权，他们也分发衣物、布施食物和药物。国家会设立小的诊所关怀病人，医疗逐渐嵌入到了国家治理之中。历史上记录的第一个例子是国家开始颁布关于修订医方的法令来支持医疗救济。一方面，一系列制度性的医疗实践开始出现，另一方面，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民众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如果民众受到疾病的侵害，政府就需要记录在册，分发药品。于是，疾疫成为医疗的对象，疫病也以越来越标准化的形式存在于医疗之中，比如“伤寒”和“瘟疫”。就医疗对象而言，这和我们在《黄帝内经》里看到的非常不一样。医疗的目的在于个体，汉代的文献很少有关于伤寒的记载。新的医药形式和新的治理方式是一同形成的，医疗权威和政治权威都随着这种新的医疗对象的出现而改变。我个人的兴趣集中在宋代，医药变成了教化风俗的一部分，政府分派医药文本来改化风俗。“巫”（shamans）不是作为仪式执行者（ritualist）被惩罚，而是作为医疗实践者受到批评，这是很隐蔽的，反映了官僚统治对医疗实践的干预的新面向。
您用了“governance” 来描述国家对医药的管理，历史上国家对医疗救济组织减免赋税，福利组织进入人们的生活，这让我想到 body governance这一概念， 人们的身体也经历了被规训的过程，身体和性的建构总是和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的。
艾提婕：我喜欢英文里“governance”这个词。这是个动名词，和政府作为名词的概念不一样，它表明人们做了些什么，在英语里你的词语选择会使得语意很快改变，这也是为什么学者会使用笨拙的动词和动名词。
福柯语境下的“统治”（governance）一词和传统的政治科学领域里的“统治”概念有什么不一样？
艾提婕 ：我们在课程（Vitality and Power）里会探索这些。在福柯的语境下，在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人们开始尝试对民众（populace）加以干预，但是我不会说人口（population），因为在福柯的语境下，“人口”作为统治的对象是现代才出现的，这也意味着你需要有数据，有人口调控的现代科学技术。福柯的关键词是“生物政治”（bio-politics）和 “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它们是现代社会用以调控人们的生活、把它变成统治对象的方式。所以在我的学术研究中，你可以看到福柯是如何启发我思考知识和权威之间的关系，影响我看待如医药、统治等学科对象。所以对我来说，福柯为我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但是这需要小心处理，因为如果我用了太多福柯式的语言，比如说，用现代的话来说，宋代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实验，但是宋代在医疗统治方面的实验，变成不完整的，或是不充分的现代化， 在明代这些国家医疗机构的消失成为了衰退或者停滞的表征，所以如果你比较宋代和福柯笔下18、19世纪的法国，宋代的发展看起来相当不充分，但是在广义的问题层面上来说，我尝试小心处理这些问题。
您提到对于福柯来说，人口的概念诞生于现代，但是在宋代，我们也看到政府对人的关注，城市人口在宋代也急遽增长，如果说人口增长是现代化的一个指标，那宋代的现象和福柯笔下现代化与人口之间关系的描述是不是不一样？
艾提婕：我和西方关注生物政治的理论家讨论过，他们同意在宋代有一些类似治理术和生物政治的事物，去思考比较是很值得的，为什么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某些时候出现了这个现象，人们的生活开始变成政府管控的对象，宋代是在挑战人们认为某些事物是欧洲独有的、现代的观点。（我们）应该退后一步，允许我们自己问更大的问题，这也是比较历史对我们有用的地方。
我不想强加一种现代的或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在战国到汉代，或者晚明，和福柯的主体建构（subject formation）相类似，人们在思考成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这是我在关注的地方，从某些时刻开始个体的生活开始变得非常重要，人们关注如何饮食、如何进行性生活，如何进行身体的调养，这些事物也变成了焦虑的对象，人们需要积极地控制时间和精力来调节身体、呼吸，这也和个体的道德教养、精神有关，你需要积极地重新设计你的生活，也许还有来世。
您在康奈尔大学开设的本科生课程“在中国的医药和治疗”中也使用这本书作为教材，对于在美国学习中国历史的本科生来说，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医的？您能聊一聊吗？
艾提婕：我在不同地方教过这门课的不同版本，它总是吸引很有意思的学生和不仅仅是来自文科（liberal arts）背景的学生。教这门课是很好玩的，比如有些医学院预科学生，他们对于这门课也十分好奇，但是他们不是为了取得好成绩，或是只是想去医学院，为了完成课程要求而选这门课。这门课使学生变得很好奇和善于思考，他们带着对全球的和历史的人文意识的重要性的思考来到课堂，在美国，我不知道在中国的情况，但是在美国医学院有医学人文（Medical Humanity）这个学位，比如哥伦比亚大学有著名的项目，他们偏好录取大学本科是人文方向的学生，我不太清楚这其中是否有证据，但是有一种理论是这些学生会成为更好的医生，他们会思考宏观的社会和人文环境，人文帮助我们反思重要而基本的议题，“生而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在课上能遇到那些对这些事物有所关怀的学生。
由于疫情所暴露的一系列问题（种族歧视、排外主义、传染病防控、公共卫生、舆论监控，国家威权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张力），历史可以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艾提婕：历史可以启示我们的，所有这些危机，也是我经常在我的中国医药史课上强调的，普通民众在这些危机中所遭受的苦难，以及这些危机的后果，西方历史常常会倾向于叙述激动人心的战争、政治，但是变化总是裹挟着苦难, 而且它使人们把自身最好的和最坏的一面都表现出来。也许关窍在于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尝试着去往最好的那一面发展，将事物推向正确的方向，去拥有同情心。
我即将出版的新书Shamans, Witchcraft, Quarantine：The Medical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and Southern Customs in Mid-Imperial China的核心在于官员对药品和医学文本的使用是如何来教化风俗的，这些政策在十一世纪达到顶峰。在12世纪，程迥在《医经正本书》里非常明确地表示疫病（伤寒、温病、热病）不会传播感染，朱熹对于疫病的看法非常有趣，他的观点是如果你告诉人们疫病是会传染的，你仍然需要照看你的亲人和邻里，疫病是危险的，但是你总是要做这些事，他们会听你的。他并不没有讨论疾疫是否具有传染性，但是如果你告诉人们疾疫没有传染性，人们不会相信你。这样的历史时刻和当下时常被讨论的信息透明等议题遥相呼应。疾病是否会接触传染的议题让人在宋代思考道德和伦理。一些人的恐惧会转化成对他人的排斥和暴力，就像亚裔美国人在美国遭受的歧视，人们的恐惧会引发暴力。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危机是如何使人们走到一起，年轻的医学人士走上前线去帮助他们的病人，人们将食物带给老人。
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总是很害怕和脆弱的，他们总是受到攻击，历史提示我们需要有更大的对话，我们需要倾听，我们也许不需要同意或者尊重，但是我们需要理解，这和你那个有关宋代社会对疫病和接触传染（contagion）的问题有联系。接触传染是一个很典型的让人们惧怕他人的例子，这也是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宋代政府里的人会反对接触传染的理论、拘捕给人们分发治疗药物的巫, 是很愚蠢的原因。这似乎是反直觉的，人们害怕他们的邻居，在宋代有一些记载，所有人在村庄里都由于疫病死去了，只剩下老妇人和孩童，他们到下一个村庄的时候村民就让他们离开。我的想法是一些危机会让人变得排外，历史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让你变得更加富有同理心，并且帮助人们对自己的恐惧和行为有所了解，这可能也帮助你理解他人的行为。
我对于“卫生”这一概念的想法和我们之前谈到过的类似，“卫生”从保护个体的概念转化到保护集体健康的概念，从个体的转化到治疗和知识的政治客体。有大量文献是关于身体如何被铭刻上社会、政治和道德的意义的。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