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调适与妥协中的民国针灸知识转型

一段时间以来，民国研究的热度持续不减，也波及到针灸这一小学科。近10余年来，原先不被关注的民国针灸，渐渐成了学界关注的焦点。从目前的成果看，民国针灸研究主要集中在医籍与医家研究、教育研究以及学术理论研究，较少涉及学术背景的考察以及学术理论的走向、针灸从业者的学术心态分析等。鉴于此，笔者对以上未尽问题作一些简要的阐述，以俟学界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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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变革

针灸是中国最为传统的医疗技艺之一，从古至今，其传承形式、执业方式、从业人群以及理论形态与内涵都在不断地演变，而且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有的特点，但是如民国时期的变革之剧，还是前所未有的。民国的针灸，首先从组织形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革。

一

组织与传承

首先是传承方式的改变。古代的针灸传承方式以师徒授受为主，虽说官方亦组织针灸教学与考试，但并非主流。而且，历代文人以儒学为正统，目医为小道、学问之余绪，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只是举业失利之后的无奈之辞。师徒授受的传承方式较适合于小农经济的业态，其结果是虽然医者各有家技，但是很难有统一的学术认同。这一适应于农耕式生活的学术传承方式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彼时的中国，国门已经打开，1862年开办的京师同文馆已经有了新式的医学教育。1885年，浙江瑞安利济医学堂成立，中医也开始仿效西式教育。目前能够查考到的最早的针灸学校教育开始于1908年上海的针灸传习所。1914年开学的黄墙朱氏私立中国医药学校，则为中医函授教育的开端。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而将中医排斥在医学教育之外，此即“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此举反而激起了中医界的办学热情，此后，中医药学校兴起，针灸教育亦在其中。据初步考查，民国时期含针灸教育的学校有45所，针灸专门学校48所。 学校教育大大扩大了针灸从业者的数量。传统师徒授受的方式培养人才的效率很低，而且在中国传统的师生礼仪中，为师者选择学生往往极为严格，即常说的“非其人不传”，导致民国之前的针灸师数量极少。学校教育打破了学生人数的限制，而且其教学形式规范，教育内容也相对统一，让针灸学习者无论在数量，还是在水平上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有了相当数量的从业者才能建立学术圈，也才能有学术交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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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各逞家技式的医者圈十分封闭，不要说得不到充分的交流，即使让他们坐在一起，大多也是秘而不言。学校教育是产生共同语言的基本途径，也为民国时期的针灸学术变革准备了条件。学校教育的同时，民国时期另一个与之紧密相关的组织形式亦出现了，即学术团体。学术团体是伴随着教育一起发生的，代表着传统学问的交流与组织形式向现代方式转型。资料显示，1921年，《医学杂志》即成立了中医改进研究会附设针灸讨论会。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针灸学术团体为承淡安于1930年组建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经过该社的组织，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的针灸师得以互通有无，针灸也作为一门专门的技术与学问渐被人们所熟知。另外，河北杨医亚组建的中国针灸学社、浙江宁波张俊义等创办的东方针灸学社亦有较大影响。针灸专门医院亦在该时期有了雏形。中国针灸学研究社1936年在无锡附设了针灸疗养院“怀安诊疗院”，该院设门诊部与住院部，开业不久“院中各病房已是人满之患，每日诊疗之人，恒在百余号以上。实习学生，规定每日上午为门诊实习，下午为病院实习。治疗经过之成绩极佳，故闻风而来求治者，争先恐后，唯恐越过时间而致向隅”，后因无锡沦陷而致停业。

二

著作与杂志

民国时期的出版业很繁荣，不少有良好教育基础的针灸医家喜欢著书。初步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针灸著作约有180余种，而民国针灸医籍中相当一部分是教材。教材是学校教育的副产品，民国时期针灸学校教育的兴起，刺激了针灸学教材的编纂与出版。同时，也由于此，针灸学员遍布海内外，针灸医籍才有市场，两者互为辅助。部分针灸教材影响极大，如中国针灸学研究社承淡安编纂的《中国针灸治疗学》、宁波东方针灸研究社翻译的日本延命山针灸学院教材《高等针灸学讲义》系列，此类教材内容被广泛引用与重编。教材之外，重编经典医籍与吸收西方医学内容的著作，以及医家的医案整理性著作亦大量出版。

此外，该时期对日本针灸医籍的译介在中医界与出版界都是一个值得书写的现象。初步考查民国时期汉译的日本针灸医籍有13种，有理论性著作，亦有临床医籍，对于彼时中国的精英针灸医者影响很大，在承淡安、曾天治、杨医亚、赵尔康、鲁之俊等人著作中均有所体现。

著作之外，民国时期尚出版有3种针灸专业期刊。《针灸杂志》，由承淡安创办；《中国针灸学》，季刊，创刊人为杨医亚；《温灸医报》，东方针灸学社发行。

期刊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媒介，与学术共同体组织互为襄助。期刊的出版、发行对民国针灸由传统业态转向现代形态起到了重要作用。

学术变革

一

科学化

民国时期，与针灸学传承模式改变、学术团体与临床机构建立、教材新著持续出版相伴随的是针灸学术本身的变化。该时期针灸学术的总体变化趋势是科学化。科学化是民国时期社会变革方向的主流，影响到各个领域。而针灸的科学化，主要表现为在针灸理论中加入了解剖与生理学的叙述，其中几个最为重要的改变是：

其一，在腧穴的描述中加入了局部解剖内容；

其二，引入神经学说，将针灸效应机制解释为神经的功能；

其三，对于针灸的主治病证采用了西医的病名。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文化维新，这是针灸科学化变革的一个主要的背景原因。另一个比较隐晦的原因与1929年民国政府废止中医案有关。

1929年，民国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会议提出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规定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底为止，同时禁止旧医学校，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等。

该案经报道后，引发全国中医界的强烈反对，后经中医界人士的集会、请愿等活动，政府撤销了以上提案。中央国医馆1931年在南京成立，其目的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学术及中药之研究”。此后，报刊上关于针灸科学化的文章与相关的著作明显增多，如日本《高等针灸学讲义》系列教材即是这一时期译入。可以说，民国时期废止中医事件是针灸科学化进程的催化剂，其情形与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之后针灸学校兴起十分相似。中医科学化过程中的西学资源一方面延续了晚清时传教士医生译介的西学著作，如合信的《全体新论》，中医教育家张山雷甚至出版了专门的《全体新论疏证》。图片来源于网络但是20世纪以后，中医科学化主要的西学资源则来自于日本，尤其是针灸领域，日本明治时期带有西学色彩的针灸著作被译介过来，这一直接的引入，较之只是生理解剖术语的移用要方便得多。较早译入的日本针灸医籍《最新实习西法针灸》（1915），其主要内容与思想被国内的针灸医籍辗转引用，改变了针灸著作的书写方式，尤其是对腧穴解剖内容的加入，为中国传统针灸书所无，经由民国医家吸收入教材，极大地影响了民国针灸乃至现代针灸理论。民国中医汲取西学取道日本，是民国中医界的一种便利的选择，如医史学家陈邦贤所说：

“中国自西洋医学传入以后，一般学医者渐知趋重于新理新法的一途；惜译本很少，仅有合信氏、傅兰雅、赵静涵等译述的20余种；非浅显，即陈旧；编译医书，已有迫切需要的趋势。吾师丁福保先生有鉴于此，因念日本与我国同种，自古东洋诸国，如朝鲜、日本等向奉汉医为圭臬，特以革新较早，进步较快，所以明治维新以后，医学为之一变，现已有登峰造极之势；我们中国要改良医学，设假道于日本，当较欧美为便利。”

二

务实用

民国时期针灸学术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务实用。李素云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变化，并认为民国针灸“重术”，是“西学影响下的一种学术调适”。重术，就是求实用，对理论搁置不论，这的确是一种聪明的办法。所以在西学影响下（确切地说是在西学的冲击下），针灸医家选择了一种简便的路径，重视穴位，淡化经络；刺法中少言补泻迎随等传统理论，采用日本医书中的神经刺激学说等。这一实用性的改革实际上也是科学化思想的产物。民国时期针灸医家教育背景多为传统中医，即使想全面接受西医学理论，也由于学术背景的原因无法真正成为“科学医”的一员；同时，针灸作为传承千年的技艺，其理论惯性很强，也无法在短时期内被全部科学化，所以从实用出发，简单地吸收实用理论与技术，是民国医家规避自身学术不足，也是淡化针灸技术理论中东西冲突的一种选择。民国时期边远地区缺医少药的社会环境也是针灸技术追求实用的一个背景。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多发，物质贫瘠，药物十分稀缺。如此状况下，针灸反而显示出了其优势，但是在这样的社会情态下，理论化过强的针灸显然是不合时宜的。20世纪40年代，朱琏、鲁之俊在陕甘宁边区开始学习针灸，此后，朱琏开始用针灸施治病患，并致力于针灸的培训；同时，作为妇产医生出身的朱琏，较快地吸收到现代医学的技术，创立“新针灸”理念，对传统针灸理论避而不谈，务求实用，在边远山区竟然把针灸临床与教育发展得颇有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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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民国时期的针灸，无论是组织与传承方式的改变，还是学术理论本身的革新，都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两者相辅相成，给传统的、处于低谷（1822年清道光帝下禁针诏，针灸在太医院中被禁用，针灸的传承与应用彻底转向民间，而民间医师的水平良莠不齐；同时，针灸在中医的学术体系中也受到歧视，所以彼时习针灸者人数较少，而且整体水平较低）的中国针灸带来复兴的可能。该时期的精英针灸医者适逢其会，建学校、办杂志、翻译著作，广泛联系针灸同行；同时主动接纳西学知识，重新书写与建构了针灸学术体系，并革新了针灸的技术操作。通过一系列的努力，针灸重新焕发朝气，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具有现代学科特征的新的医学学科。不过，也应该看到民国时期针灸科学化的道路既不平坦，其理论革新亦不彻底。针灸学校的兴起与科学化思想渐成主流，与当时“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与“废止中医案”引发的反弹不无关系。尤其是在学术理论的革新方面，最为明显的改变是借鉴了日本针灸医著中的解剖内容，但是民国医家在实际应用中并不能够娴熟地运用这一成果。虽然将解剖内容抄录在著作中，但是他们并没有条件去做真正的穴位解剖工作，相应的知识背景也缺乏。事实上，穴位解剖成果在临床上的应用直到20世纪70年代穴位断面解剖研究基本完成之后，部分研究者才有了初步的认识。图片来源于网络其他如将神经理论引入针灸理论也与之相似，真正在临床上的实际应用很少。一方面，其与民国针灸医家教育背景有关，多数针灸医家是中医出身，没有接受比较完整的近现代医学教育；另一方面，相关学科如局部解剖学与神经生理学的成果能够应用于针灸学本身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需要数代科学家的不懈努力；另外，民国针灸的体制改革与学术变化是在针灸业态较为低迷的状态下发生的，在某种程度上，针灸走上科学化的道路也是形势所逼，代表了民国针灸医家向主流文化妥协的心态。在以上诸多原因的影响之下，民国时期针灸科学化其实是比较表层的，新知识与旧理论往往同时出现于一本书中，也同时被某一位医家所秉持，但缺乏深度融合。如果时境变异，传统思维可能会再次占据医家的思想，如20世纪50年代，曾经在民国时期颇具科学化思维的承淡安又撰文说：“针灸界应该首先学习研究经络学说。”无论针灸科学化的进程与程度如何，民国都是针灸由传统知识体系向现代知识体系转型的重要时期。经过民国时期针灸学校教育，著作与教材的译介、编撰与传播，传统的、带有民间色彩的、零散的针灸知识在该时期转化为较为系统的、有共同标准的、有一定现代性的知识体系。这一过程是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完成的，科学化社会思潮、中西医论争等背景都是针灸知识转型中无形的推动力。其间，精英针灸医家多数主动接纳了针灸科学化思想，表现为理论上吸纳了西医学解剖与生理学知识，在技术层面比较重视实用，虽然这一过程并不彻底，但是在针灸知识史上却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如今，我们讨论针灸知识时，民国时期近代化的知识内容已经内化为当下针灸知识谱系的一部分，而且，由此为基础，新的知识被不断地吸纳进来，共同构成了现代针灸知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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