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章次公，抗战时为病人掏空家底，为中西医结合奋斗一生
我国著名的医学家王玉润曾经在回忆录之中记录下第一次见到老师章次公时的场景：章次公作为新药物学老师第一次站在学生面前，学生窃窃私语。这位新老师个头矮小，身上的长衫又脏又旧，好似多年都没有洗过，他带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就是一副书呆子的模样。这样的老师让学生们大失所望，他走进教室之后并没有做自我介绍，只是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这八个大字。随后，章次公就以一口浓重的苏北口音，开始给学生们讲课，从《黄帝内经》一直说到了《本草纲目》，他口若悬河，同学们从漫不经心到完全被吸引，听着这位博学的老师一直讲下去。不知不觉，章次公已经写满了一面黑板，他用袖口擦了擦黑板，一个袖子擦脏了之后，又用另外一只袖子来擦。同学们忍不住大笑起来，章次公也跟着同学们一起笑。
这位章老师就这样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章次公，名成之，江苏镇江人。章次公是著名大师丁甘仁、章太炎的徒弟，也是朱良春、费开阳、王羲明等后来中医大师的师父。
章次公少年聪明好学，他的父亲是清末的秀才，章父年轻时立志救国，曾经留学日本，也是同盟会的会员。章父的开明和爱国深深影响了章次公。辛亥革命之后，章父郁郁寡欢，隐居乡野。章父离世之前，将章次公喊到面前，对他说：“万不可从政，学好古文，将来从医，练习武术，强健体魄。”
章次公16岁的时候就在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深受丁甘仁先生的器重。1925年，章次公从学校毕业，前往广益中医院工作。章次公医治病人不分贵贱，如果遇到了贫困的病人，不仅仅免除诊金，还会出资资助他们的药费，贫苦百姓们都称他为“贫民医生”。
1928年，章次公来到了上海，与志同道合之人一同创办了上海国医学院。上海国医学院的校训是“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在那个年代，中医和西医几乎不能共存，因为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中医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国民党政府也是采取“压制中医、扶持西医”的态度，甚至有极端官员和学者认为应该彻底消除中医。像章次公这样的中医大家对这种做法深恶痛绝，章次公说道：“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中医如亡亦无天理。”
（章次公医案，提到X光检查）
章次公对这些彻底否定中医价值的人是非常抵触的，但对西医，他积极接受，推进中医和西医相结合。章次公在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思想之时才26岁。他说过：“如果中西医依旧深划鸿沟，相互攻短，那无异是开倒车，阻碍医学的发展。”90年前，他就已经认识到，唯有西医和中医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才是病人的幸事，也是中医和西医的幸事，可是直到今天，依旧有人在为中医、西医谁更胜一筹而互掐，即便生在新时代，他们却没有达到这种格局。
在当时的上海，和章次公起名的还有一位名医名为丁济万。两人都是孟河医派的传人，都是丁甘仁的学生，但行医风格是完全不相同的。浙江中医名家张明权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丁济万和章次公两先生面面比较》，极为讽刺地对比了两人的医术和医德。
丁济万是上海人人知道的名人，他平时交往的都是的上海知名闻人大佬，青帮头目杜月笙、黄金荣和他熟识，报纸上常常会有他的大名，平时在上海没有什么人敢得罪他。丁济万家中有一栋豪宅，豪宅外挂着一个牌匾，上面写着“孟河丁甘仁长孙”，生怕旁人不知其身份。丁济万出门都是几位佣人伺候着出门的，出门有车，身上穿的都是高级成衣。丁济万如此大的派头，治病究竟如何呢？丁济万一天要看一百多号病人，每个病人都要开三、四帖方子，结果还不一定能好完全。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而章次公呢？在当时上流社会的活动之中，章次公很少出现，也不是上海人心目之中顶尖的医学大师。他的住宅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寓，门口挂着个“章次公寓”的小牌子。他穿着一向朴素，平时身上也落满了烟灰，出门的时候自己骑着辆三轮车，到了工作的地方就停在诊所外面。章次公每天能看的病人只有三十几名，用充裕的时间去了解病人的情况，一般病人只要来一次就能够药到病除。开诊所那么些年，章次公的确赚了些钱，却也资助了很多穷苦的病人，所以他一直没有多少积蓄，更别说是买一套大房子。
抗战爆发之后不久，上海沦陷，很多医生逃离了这座城市，而章次公依旧留在这里，为百姓和军人们看病。战乱年代，章次公怜悯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民，毫无保留地资助他们，他生活却越来越艰苦，家中一贫如洗。汪伪政府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他，希望她可以在军中担任要职，章次公严词拒绝，说：“宁可全家饿死，也不当汉奸。”
新中国成立之后，章次公已经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中医大家，他倡导开放的学术风气，要求学生必须为穷苦病人着想，也鼓励学生努力超过自己。1951年，章次公参加上海中医学会，拜访了当时著名的妇科专家蔡松春的诊所，当时蔡松春医生正在查看患者的心电图，章次公小声对身边的后生学者说：“我们中医，在看病之时也要了解心电图记录，才能说出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切记信口开河。”
章先生用一生去坚持中西医结合，他鼓励儿子学西医，为了能够让年轻后生们轻松融会贯通，章次公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担任中医部主任时，和西医部主任、留德医学博士李邦政先生一同编写了《中西医学名词对照》。给病人看病之时，他也会介绍效果显著的西药，有时候会建议病人直接退掉挂号去看西医。
“崇洋媚外”也好，“固执守旧”也罢，其实都是一种病。章先生跨过了近代中国最为艰难的数十年，他医人无数，以一个医生的慈悲抚慰了一颗颗被战争摧毁的心灵。他“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思想，治的是中国人心上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