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医学是如何重塑为全球医学传统的？

撰文 | 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

摘编 | 董牧孜

一些表面似乎古老或永恒的科学观念与传统，其实往往是晚近的发明，而且是有意让它们看似古典而恒久。“发明传统”这个概念，对于理解医学史和科学史也很有用处。在亚洲、南美洲、非洲等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当地的本土医疗在20世纪以另类医疗的样貌登场，被“发明”为新形态的传统医学。

今天引人关注、亦存在争议的传统中医也是如此，传统医学在中国的演变是20世纪医学史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传统中医学是一个混合与被发明出来的医学传统，结合了民俗医疗元素与西方的疗法，以及对症治疗的诊断和药物。尽管传统中医学是相对现代的产物，治疗者和倡议者经常宣扬其古老传承。蒋熙德（Volker Scheid）写了一部完整的中国传统医疗史，指出本土性、自给自足与可负担造就了传统中医学的出现。

改革开放后，当面对新的全球医疗市场，传统中医学也改变了。如今，传统医学是全球医疗卫生体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在某些亚洲和非洲国家，80%的人口依赖传统医学来提供基层医疗服务。在许多发达国家，70%~80%的人口使用某种形式的“另类”或辅助医疗（如针灸）。

下文摘编自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的《医疗与帝国》一书，小标题为编辑自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医疗与帝国》，[英]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著，李尚仁译，启微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版。

发明传统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特伦斯·兰杰编辑的《被发明的传统》（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1983），引进了新的方式来对传统进行历史理解。此书指出许多貌似有古老传承的做法，往往是晚近的发明，是刻意建构出来的，原因是为了服务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该书主张传统是后来在不同的脉络下发明出来的，其所服膺的目的也和过去不一样。之所以要为相对现代的做法发明古老的传承，是因为如此可为这些做法背书。

在社会与经济快速变迁时，当“旧的”传统似乎正在消失时，发明出来的传统就更加频繁出现。被发明出来的传统试图与合时宜的历史说法建立延续性，并且断言某些原则、做法、建筑和服饰是亘古不变的。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在过去，而且持续出现在当代世界的不同领域。该书举出的例子，包括19世纪英国国会重建采取哥特式的建筑风格（这是一种中世纪的建筑风格，起源于12世纪的法国，被视为属于文艺复兴时代）。这有助于赋予该建筑一种历史外观。同样地，英国皇室有好几种仪式似乎有着相当古老的传统，但其实是相对晚近才塑造出来的。采取这种研究方法的主要重点，是传统尽管有着古老的表达方式、形式与外表，其实经常有着相当现代的起源。

《传统的发明》，（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著，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3月版

发明科学传统和医学传统

“发明传统”此取径对于理解医学史和科学史也很有用，能看出一些表面似乎古老或永恒的科学观念与传统，其实往往是晚近的发明，而且是有意让它们看似古典而恒久。医生毕业典礼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就是这样的例子，这是20世纪中叶才创造出来，为现代的目的和伦理关切服务，与任何古希腊的传统相似之处甚少。然而，采取这样的宣誓行动，强调了这个场合有着鲜明的传统和庄严的感受。

历史学者指出，古希腊科学这个最为古典的知识传统之一，实际上是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被“发明”了好几次，使得古希腊科学看似永恒。12世纪，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和经济都很昌盛，从伊斯兰世界和古希腊传递而来的科学知识对欧洲变得很重要。这段时间意大利的经济繁荣，虽然十字军东征正全面展开，但欧洲与阿拉伯世界的接触仍通过地中海持续进行。这段时间的欧洲哲学家在推演出新的自然观时，吸收了各种影响。正如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所说，欧洲那时在寻找一种能反映其政治和经济多样性的文化。此多样性必须以对自然、对具体现实以及对人类个体性的新感受为中心，而非以教会为中心。发明欧洲的希腊遗产，造就了欧洲文艺复兴的诞生。

理解“发明出来的传统”的重要性，在于让我们能理解传统并非永恒不变，事实上是历史过程的产物。传统常被塑造成看似恒久不变。这有助于我们明了“传统”与“现代”的差异常常不是那么明确。表面看似传统，实际上可能相当现代。这样的取径可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各地传统医学的历史正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产物，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学者、商人和一般人如何积极参与这个发明过程。我们会看到人们在发明传统医学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殖民社会并非只是被动接受西方现代医学

殖民社会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西方现代医学。亚洲、南美洲、非洲的本土医生、医疗助手和病人以具有创造力的方式因应西方现代医学，经常以独特的方式来界定其应用，在这个过程中也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疗法。殖民地的传统医疗和现代医学进行协商，在20世纪以另类医疗的样貌登场。

欧洲商业和文化的主导地位，导致欧洲医学自18世纪末以来在殖民地一枝独秀。欧洲的医疗传统和实践是殖民体制的一部分。随着殖民影响力和权力的扩散，取得主导地位的是欧洲式的医院、疫苗、奎宁这类的药物，以及只提供西方医学学位而且只认可西方医学的欧洲医学院。欧洲人从17世纪开始就在热带搜集医药样本，他们经常从当地药物提取材料用在自己的医药当中，却阻挠使用当地传统医疗。相反地，他们引进自己的药物，并且鼓励欧洲人和当地人使用欧洲医药。欧洲殖民当局也以法律禁止奥比、伏都教等传统做法，认为这类医疗与巫术及魔法有关。除此之外，欧洲殖民当局还控制了大学医学教育、医学学位和证照制度。这些做法经常导致传统形式医疗的边缘化。

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尽管遭到边缘化，当地医疗形式仍然存活于被殖民的人口当中，甚至欣欣向荣。传统医疗的现代演化史，必须检视两个重要的历史过程。第一是发明传统（invention of tradition），第二是当地人行动力所发挥的作用。

欧洲人将当地医疗传统视为郎中伎俩，但同时他们也对当地药物成分、药用植物或药材具有很高的兴趣。欧洲人出于对自然史和异国药物的兴趣而记录、分类与编纂这些物质和植物。印度和北非的本土医学有着丰富的文本基础，欧洲人阅读与翻译（以梵文或阿拉伯文书写）这些古典医学文献，以了解这些医疗传统的古典根源。当时欧洲人也在古希腊文和拉丁文里搜寻自身医学的文献根源，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和对印度、北非医学文献之翻译与阅读合而为一。殖民地的本土医疗工作者对于西方医学的引进与主导地位也有所回应，他们编纂与标准化自己的医学，从中选择某些与现代做法、处方相对应的药物与做法，引进疫苗以及来自生物医学的新医疗物质和技术，并且制作当地药物的药典。通过这样的在地行动，亚洲、南美洲、非洲的本土医疗被“发明”为新形态的传统医学。史学方法研究各领域如何“发明传统”，有助于了解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传统医学在中国的演变

传统医学在中国的演变是20世纪医学史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中医是具有全球地位而广泛获得使用的传统医疗之一，引领了其他形式传统医疗的发展潮流。

《本草中国》系列纪录片海报。

虽然中国并未完全成为殖民地，但从18世纪开始华南有几处或是遭到殖民统治，或是经历不同国家的殖民影响力与控制。从中世纪开始，中国与欧洲通过贸易路线有着漫长的接触史，特别是通过经由中亚和南欧抵达东地中海港口的丝绸之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就是通过这些贸易关系在13世纪越过中亚抵达中国的。在17世纪的贸易年代，葡萄牙人抵达华南的港口进行贸易寻求香料，这是葡萄牙在东南亚海洋扩张的一个篇章。

19世纪欧洲国家试图在中国建立殖民控制。1830年代之前，欧洲在中国的贸易与殖民控制仅限于广州这个港口。在1840年代英国试图将其殖民控制扩展到广州之外的地区，与清朝统治者发生冲突，导致了鸦片战争。鸦片不是中国本土的产品，虽然将鸦片用于医疗目的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从17世纪开始，荷兰和英国的商人把鸦片引进华南。18世纪英国人在印度鼓励进行大规模的鸦片种植，将其贩卖到中国市场，这让英国人能够与中国人进行贸易，否则中国人对其他欧洲产品没有太大兴趣。道光帝警觉到国内越来越多人鸦片成瘾，还有越来越明显的英国殖民力量，因此在1839年派遣林则徐到广州摧毁英国的鸦片贸易。英国也派遣舰队到中国，最终英国击败了中国，在1842年签署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规定要在东南沿岸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并且废除清朝统治者加诸广州外国商人的垄断制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法国人在云南建造铁路网，让殖民贸易与影响力得以进入中国内陆。

从17世纪开始，天主教传教士来华是中国与欧洲殖民接触的重要发展。耶稣会士和基督新教传教士随着葡萄牙、法国、英国的商人来到中国，但他们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与活动。从18世纪开始，耶稣会传教士将西方医学引入澳门及华南其他地方。他们带来的新奇草药（即金鸡纳）很快就被整合进中国的药典。英国人的种痘法很快就取代了旧式的天花预防方法。19世纪的医疗传教士则建立了传教医院和医学校，英国传教士在云南广泛运用西方医疗。

19世纪殖民势力的增长，导致西方医学在中国部分地区取得了主导地位。从19世纪晚期开始，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当局引进大规模的疫苗接种和卫生措施，保护其殖民利益免受鼠疫和霍乱流行的损害。英国人1850年代在香港通过传染病法。在引进西方疗法和医院的同时，欧洲人认为中国医疗是迷信和不科学的，这反映了他们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和社会落伍与倒退的态度。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政府对传统医疗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建立起可负担的医疗与公共卫生设施。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通过设立医学院和医院，将治疗和药物标准化以及将传统医学的训练制度化，对传统医学进行革命。接受西方医学训练的中国医生也学习传统医学，传统医者也接受现代方法的训练，有活力地整合现代的医学概念与方法，振兴传统医学某些精心挑选出来的合适面向。

李约瑟（Joseph Needham）这类西方学者在1960年代对中国科学产生兴趣，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和技术实践有了更深的理解。对李约瑟而言，中国科学有自己独特的取向，被其特殊的社会与物质文化所形塑。通过这些过程，在1950年代创造了一个新的中国医学传统，以传统中医学这个缩写正式为人所知。这是种相对现代的中国医学，就其依赖统计学、诊断试验、标准化而言，可与现代生物医学相提并论。

传统中医学是一个混合与被发明出来的医学传统，结合了民俗医疗元素与西方的疗法，以及对症治疗（allopathic）的诊断和药物。尽管传统中医学是相对现代的产物，治疗者和倡议者经常宣扬其古老传承。蒋熙德（Volker Scheid）写了一部完整的中国传统医疗史，指出本土性、自给自足与可负担造就了传统中医学的出现。

传统中医学，如何被改造为一种全球的医学传统？

改革开放后，当面对新的全球医疗市场，传统中医学也改变了。传统中医学成为一种全球的医学传统和经济力量。针对传统中医学的出现，金·泰勒（Kim Taylor）写了一部批判的历史，论称西方的观念直接或间接地造就了传统中医学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发明了一种新的医学，以便创造出一种既是中国自身传承却又与西方医学不同的医学。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医学与社会所发生的转变所知不多，强化了中国医学单一的表象。认为期间编纂的《中医基础理论》，是借着将中国多种异质的传统加以统一与简化为基础完成的。其他人也指出，传统中医学在中国取得了主导地位，甚至将许多的民俗医疗边缘化。

赤脚医生。

在中国的另一个发展是实验用新的方式来提供医疗。比起把重点放在“提供何种医疗”，这点更为重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支持一种针对乡村地区的全新医疗卫生体系。每个村子分配一名赤脚医生（这是具有现代医学基本技能和知识的医疗人员，能够应付轻微的疾病），负责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英勇奉献的医疗人员结合传统中国的价值与现代科学方法，前往偏远的乡村地区为贫穷的农民提供卫生与医疗。这超越了建立医院、精神病院、诊所、在偏远地区进行疫苗接种与卫生计划等既有方式，确实是一种在非西方国家提供卫生的全新革命性方式，其主要冲击是将现代医学引进过去只有传统中医服务的村庄。

中医如今在现代中国是个庞大的医疗系统，而且整合到基层医疗体系。到了2001年，中国有超过两千家的医院、8万名中医医生提供传统中医医疗。有好几间医疗训练机构（其中最有名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提供先进的传统中医学训练，也收外国学生以及海外华裔学生。同时，中医成为全球品牌，从1980年代开始，中医成为跨国的医学传统，出现在上海、坦桑尼亚、加州等地，在美国不同地方成为主流医学。

在这个过程中，中医灵活地满足了一些当地社会的需求与社会经济脉络。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乃是因为中医对于西方的白人中产阶级有种特别的吸引力。当现代生物医学看似越来越不具有个人面貌，受到只在乎利益的大型药厂控制，传统中医学像是更为有机、更个人化而温和的“另类”医疗。中医在这样的过程中全球化、企业化了。因此，所谓的传统中医其实是一种相对现代的医学，从1950年代开始，当中国的政治领导者和医生试图界定新的民族文化、经济、教育、卫生基础建设时，传统中医学就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

现在盛行的传统医学并不符合“传统”这个字眼的真正意义。这些传统医学是被发明出来的传统，也是新医学。甚至西方医学也可说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传统，吸收了世界各地各种形式的做法和传统。关键在于信任与正统。西方医学先是在17、18世纪通过观察与经验主义来取得信任，接着在19、20世纪依靠实验室里的实验。传统医学则是通过遵循某种和西方或欧洲做法不同的传统，以获得正统性并建立信任。其独特处在于它是西方医学的“他者”。此乃回应西方医学的兴起和殖民主义的结果。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传统医学被创造出表面看来纯粹而一致的独特传承。同时必须注意，许多的传统和做法从未被这些传统医学整合，仍然被边缘化。

传统医学现在是全球医疗卫生体系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在某些亚洲和非洲国家，80%的人口依赖传统医学来提供基层医疗服务。在许多发达国家，70%~80%的人口使用某种形式的“另类”或辅助医疗（如针灸）。这类医疗随着全球人口移动成为全球医疗，在世界许多地方变得很受欢迎。

作者丨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

摘编丨董牧孜

编辑丨徐伟

校对丨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