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温病学说——对急性传染病的贡献

前言

急性传染病是威胁人民健康，影响生产劳动最严重的疾病，是由细菌或病毒等病原微生物引起的疾病。在十七世纪（1676）发明显微镜以后才逐渐被认识的。可以用磺胺类或抗生素去治疗。1933—1940年，磺胺类及抗菌素相继出世，在此之前，传染病用什么药物来治疗呢？只要我们翻开历史和医书，就可以知道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传染病的流行，而且一浪接一浪流行得相当猖獗。据不完全统计，明代276年中就有64次，清代266年中就有24次流行。由此可见，当时传染病流行非常猖獗，但我们的祖先并没有被这些疾病所征服，相反的，我国种族繁荣昌盛，成为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可见，在人类还没有掌握现代微生物与化学制剂及抗菌素之前，我们的祖先在长期与传染病作艰苦的斗争中，早已摸索出这些疾病的发展规律，创造出丰富多彩的防治经验，并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温病学说了。在我国医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保障人民健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什么是温病和温病学说

温病学说是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之一，它是导源于春秋战国时代，在我国第一部医籍里——《内经》已有描述，东汉时张仲景著《伤寒论》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创立了六经辨证法则，对传染病的治疗已有具体的方法。金元时代各医家又在伤寒论基础上对温病治法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明清两代的名医如叶天士、吴鞠通等，通过自己的实践集前人的大成，总结性的创立温病学说，遂成为治疗温病的准绳。总而言之，温病学说是导源于内经，孕育于伤寒论，产生于金元，成熟于明清。

所谓温病，一是指这类疾病性质属于温热，宜用寒凉的药物治疗；一是指这类疾病是有传染性的，我们知道古人对传染病有（广义的）时行、天行、疫疠、瘟疫等的混称。温病一名是明代以后才逐渐为医家确定的。因为相当于急性传染病的中医外感病，在辩证上大体可以区别为寒热两大类型，寒型的称为伤寒（狭义的），热型的便是温病。按现代流行的急性传染病看来，其性质绝大部分是属于热型，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属于寒型，因此温病与急性传染病关系至为密切。换言之，温病是热型外感的总称，它包括了多种急性传染病，是专门研究这类疾病的发展规律与治疗法则的专著，又是祖国医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它的理论水平高，实践价值大，因此它不但在历史上取到很大的作用，就是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依然不失为战胜急性传染病的有利武器。

温病学说的源流

公元2世纪东汉时代，我国伟大的医学家张仲景集前人对传染病的认识和治疗经验的大成，写成《伤寒论》，创立了六经辨证法则这部伟大的著作，包括了寒热两型外感病的辩证论治，所以对急性传染病的治疗能取得显著的疗效，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随着生产发展，交通发达和城市人口集中，传染时的传播更加广泛，病种也更加增多。宋代以后尤其如此，此时医学家对伤寒论通治一切外感病已感到不能满足，而在和疾病斗争的实践中发展了许多新的治疗经验，因此大大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使它有可能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发展成专门论治热型外感病的学问，其代表作有明代吴又可的“温疫论”、清代叶天士的“温热论”与“临证指南”、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以及余师愚的“疫诊一得”等，此外，清代以后论治急性传染病的专书也多得像雨后春笋，如谢玉琼的“麻科活人全书”、陈经道的“疫痧艸”、罗兰园的“鼠疫约编”、李纪方的“白喉全生集”等等，这些著述给急性传染病的防治上提供了极其丰富与宝贵的经验。其中尤其是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吴鞠通创立了三焦的辩证纲领，自此才使温病学说形成了祖国医学中一个完整独立的理论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所以能著书立说和成名成家，均因在他们行医期间有大疫流行，使他们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总结出经验与理论，并对当时的扑灭疫情做出了很大贡献。如吴又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他们行医期间，正值明崇祯辛乙（1641）大疫猖獗，遍及山东、浙江、河南、河北等地，苏州吴又可（1561-1661）在临证实践的活动中，深入观察当时传染病流行的特点，推究病情，总结经验，著“瘟疫论（1642）”，它是我国传染病学的专门论著，又与温病学派的产生影响很大。面对这种情况，使他们有可能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天才的发挥了自己的智慧成为一代名医，并且著成“瘟疫论”，这部被人誉之为“中国第一部传染病学的伟大著作”，功垂后世。其他名家如叶天士、吴鞠通、于师愚，王孟英等人情况也都相似，不一一介绍。

温病学家对传染病的认识

我们应该指出，温病学说的创立时期，并无近代科学仪器的帮助，无法进行人体解剖及各种化验检查，仅仅依靠临床上细微的观察，而对急性传染病的规律性获得了非常正确的认识，而且远较西欧医学界的认识早得多。如传染病与季节气候的关系非常密切，并知道传染病是由天地间一种杂气所引起，这种“杂气”已包含了现代病原微生物的概念，古人还明确指出“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这是受传染病的主要感染途径，是消化道与呼吸道；并知道人是传染源之一。并还知道传染病感染后必须经过一定的潜伏期才会发病，此外对传染病的大小流行和散发性传染，种属免疫等都有一定的认识，尤其重要的是对传染病发病机制上的看法都是从“邪之所奏，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观点出发，认识传染病的疾病因子必须通过机体本身的薄弱环节才会发病，倘若机体抵抗力很强，或有足够的免疫力，则虽有病原体的感染，也可以不致发病，并认识到饥饱劳伤，忧思气怒会影响身体的正气，而促使发病，这与现代证实卫生营养状态与高级神经活动可影响免疫作用是一致的。可见我们的祖先对传染病的三个主要环节，传染源、传染途径、人群免疫力早就有很好的认识；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现代传染病学最大的成就也是这三个方面。由于有了这些正确的认识，所以大大有利于对传染病的防治，如进行隔离、预先服预防药、并注意精神与营养的调摄等。温病学说的内容与特点（诊断与治疗）

温病学说也同样是以望闻问切为诊断手段，并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辩证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更适合于热型外感病的辩证法则。这便是卫气营血与三焦。新感与伏邪，温热与湿温，以及湿温的偏湿、偏热等理论及其他一些特殊性的规律，其中卫气营血与三焦，更是温病学说的核心。叶天士的卫气营血学说是以横的即从外到内的方法来划分层次，表示病情的深浅的传变，吴鞠通的三焦学说是以纵的即从上到下的方法来划分层次，表示病情深浅的传变，两者同样都是用来归纳症候，划分病期作为立法处方的依据。若将其两者结合起来运用于临床，则更能全面反映温病的发展规律，有利于辩证施治。如温病的初期，一般出现恶寒发热、口渴、脉浮数、舌苔薄白等症候，此时称为邪在上焦卫分，表示病邪尚在机体的浅表，就应该用辛凉解表的药物，因势利导，使病邪从皮肤外解（透表法）。若病在上焦卫分，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病邪就有可能深入一层，出现但热不寒，壮热烦渴，脉洪数、舌苔黄等症候，这时称为邪在气分，兼有喘咳的为上焦气分，病偏在肺，無喘咳的为中焦气分病偏在胃或称胃热，两者均宜用辛凉重剂以清解里热，透热达表（清气法）。胃热的病变更进一步便可出现胃实的症候。此时除高热烦渴外，还有胸腹胀满疼痛，大便秘结，脉实舌苔焦黄等症候。此时虽乃属中焦气分，但却表示邪热结在胃肠，就应该用苦寒通下，使邪热由大便排泄而达到病愈的目的（通下法）。凡上中焦症候，兼见唇干舌燥，烦渴引饮的为肺胃津伤的现象，都应酌情参用甘寒生津的药物，以保津液。病情比气分更深一层便是营分血分，此两者都出现舌绛、斑疹、失血、神昏谵语、抽搐等症状，两者很难严格区分。不过营分偏于神昏谵语，比血分稍轻，血分偏于抽搐，比营分又重，营血分症状可以出现上中焦与气分症候合并，其症属实，宜参用凉血解毒（斑疹失血），芳香开窍（神昏谵语）、凉肝熄风（抽搐）等方法治疗。营血分可以出现于下焦，其证属虚，即上述营血分症候兼见热多不壮，手足心热、神态欲寐、心悸、耳聋、齿躁、唇裂、舌干少苔、脉虚数或结代等下焦肝肾虚的症候合并，此多见于温病后期，热邪久羁，真阴耗竭，邪少虚多的危候，宜用咸寒育阴，滋镇潜阳一类的药物治疗。

温病理论指导临床

一般温病发展规律是由表及里（卫-气-营-血）或由上及下（上焦-中焦-下焦）称为新感，但也有少数病程发展，与此相反，一开始就出现内热阴伤的症候，称为伏邪，病情较新感尤重，其治疗以清里热为主。温病学说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把整个温病大体分为温热与湿热两类，上面介绍了卫气营血与三焦，是按温热类来说的。至于湿温病其主要的症候，午后身热、头身重痛、胸脘痞闷、不饥不食、苔腻口黏、脉濡缓或数等，其病在脾，如湿热合邪、阴阳夹杂之症，湿遇热伏、病情比较缠绵难癒，治疗上清热化湿，并应该区别湿与热的孰轻孰重，才能对症下药，湿温的偏湿偏热又可以互相转化，并可向两极分化为温热与寒湿。转化为温热时则按上述温热病的原则辩证治疗，转化为寒湿用药宜予温化，按伤寒的治则处理。

除了这些共同的辩证规律之外，温病学说还提示了许多特殊的规律，如对麻疹一类发疹性疾病，提出了疹以外透为顺，内陷为逆的原则，所以在治疗上有内治外治的方法助疹外透。运用这个治疗原则，在临床上使无数危重的病人化险为夷。作者遇到一患儿4岁，麻疹不透、高热、抽搐，我用芫荽酒喷洒身上，一下子全身疹透出，热退了，孩子神清，转危为安，善后以白茅根甘津清热解毒。对白喉一病，认为其病在肺，容易伤阴。治疗上着重养阴清肺，疗效也很显著，对发颐（流行性腮腺炎）一病认为病因是温热，病位在少阳，治疗除清热解毒外兼以和解少阳等。此外温病学说对季节气候也很重视，常用季节气候作为温病的命名，实际上由于不同的气候症候也有所差异，在临床也是屡见不鲜的。如同是乙型脑炎，在1954年石家庄总结的是偏热的，1956年北京总结是偏湿的。推究其因，大家认为是以前者当时气候干燥，后者当时气候天阴多雨有关。根据本省数年来诊治乙型脑炎的实践也获得了同样的经验，因此气候可以影响症候与治疗是可以坚信无疑的。其次温病学说对体质问题也很重视，治疗上经常照顾到个体不同的情况。如平素阴虚火旺的人，容易出现营血分症候，所以应该特别注意保津养液方面等。

总的来说温病辩证纲领，是充分发挥了中医整体的辩证观点，它一方面根据症候并结合季节气候来分辨病邪的轻重深浅和特性。相适应的用适当的药物调整身体机能，协助机体战胜病邪并因势利导的使病邪得到排除，以达祛邪可以安正的目的。上述透表结合通下、化湿、清营、凉血、开窍等法均属之。病在上中焦时，邪正俱盛，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病邪，故以祛邪的治法为主。

温病学说认为热邪最为化燥伤阴，治疗上应该时时刻刻顾护津液，认为保留得住一分津液，便保存了一分生机，所以在温病的治疗上，自始至终都贯穿了保津养液的精神，这是温病学说最大的特点。又对津液的耗伤以后，主要也是根据症候，并结合体质、病程来辨认的。并在上中焦时固然应该保养肺胃之津；病在下焦形成邪少虚多的局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已转化为真阴受损，此时就应该大力投予咸寒育阴的药物，以弥补阴液的消耗，使身体得到整復，并籍以战胜残余的病邪，这是温病后期的重要措施。津液是身体重要的物质基础，保津养液是温病的扶正疗法，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温病学说不必根据各种不同的病原体为治疗的目标，而能治好多种传染病，甚至某些方面的疗法还超过现代医学水平。理由是传染病的致病原，因固然是病原微生物，但它对机体来说，可看成一种有害的刺激因素。其致病作用，必须通过机体的反应才能表现出来，这种反应就是症候，症候是病理现象，但它又是建立在生理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症候是出现在生理机转与病理机转相互转化过程中的。由于病原体种类不同，体质强弱有别，因此症候的表现有其特殊性，但是人体的生理机转又是大体一致的，所以病程中的症候表现也就有其一定的共同的规律性。因此我们掌握了症候的共同性的和特殊的规律性就能够分析疾病发展中邪正消长的情况并给予恰如其分的祛邪扶正的处理。以现代的语言来说，它类似在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机能，恢复体内平衡、改变机体反应性并对身体赋予不利于病原体的条件，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这种安内攘外的治疗法则是有很大的优越性的。再说经过近年来的药物研究，知道温病常用药物有很多都有强大的抗菌作用，如银花、连翘、黄连、板蓝根、蒲公英、蜈蚣、全蝎等，因此温病学说虽未名言抗菌，实际上抗菌作用已寓于中了。

温病学说对急性传染病防治上的贡献

我们应该知道，在阶级社会里，我国虽然取得了上述医学上的最大成就，但终未能发挥它的最大作用。传染病始终不能得到扑灭，这就充分说明了流行性传染病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只有在人民掌握政权的时候，医学才能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解放以来，党的中医政策贯彻落实，在急性传染病的防治上，全国各地充分发挥了祖国医学温病学说的作用。据近年来国内医学杂志及有关资料的大批报道，运用温病学说治疗上，或与西医综合治疗的急性传染病，计有乙型脑炎、麻疹、痢疾、流脑、白喉、传染性肝炎、流行性腮性炎、猩红热与恙虫病等疗效都很显著，大大降低了死亡率，提高了治愈力。如乙型脑炎，解放前病死率高达百分35到百分60，解放后采用中西医综合治疗，死亡率已降到百分7.6，近几年来治愈率普遍已达百分九十到百分九十五，对传染性肝炎用中医中药治疗都能够有效缩短病程，提高疗效。中医治疗黄疸指数和血清胆红质的消退，以及症状的消失，都比西医组快，且能节省大量的费用，这些例子是不胜枚举的。鼠疫、天花、白喉、疟疾、霍乱、血吸虫、丝虫已消灭。根据这些资料使我们可以看出温病学说在除害灭病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我们更应该珍视这一宝贵文化遗产，吸取现代自然科学及各种现代医学上的新成就来加以充实，为人民保健灭害作出更大的成绩。因此我们应该珍惜这份宝贵的祖国医学遗产——温病学说，更好地研究、学习、整理、提高和发扬，使它在除害灭病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厦门老科协——陈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