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百年的睿智总结

编者：本文来自李致重的《医医-告别中医西化》一书，刘长林为该书做的序。

鸦片战争以降，西学东渐，中华文化一直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的民族曾不断做着“慌乱盲目的文化抉择”，甚至长时间容忍以“最崇高”的名义对文化实行摧残。今年，辛亥革命已历百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年过九旬，真是应当对我们民族百年来的文化历程做一番认真的反省了。

正当此时，李致重先生以中华文化之命运为大背景，深刻总结中医之路的新著《医医—告别中医西化》即将付梓。这是一本以睿智、仁爱、忠勇之心，犀利痛陈以往并正确指向未来的大作。

本书指出，民国时代走日本人“灭汉兴洋”的老路，鼓噪“废止中医”，是一场没有成行的悲剧；而20世纪50年代以后，长期强制推行的“中西医结合”，则是以“结合”为名，行“中医西化”之实，使中医在“发掘”中肢解，在“提高”中湮灭，已经造成空前的损害。作者认为，唯一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依遵1982年宪法，中西医共存、并重，按各自的规律发展；在临床上“中西医配合”，二者相互补充、合作。本书言简意败，情深理明，读后让我止不住心跳，感到沉重而又振奋，畅快淋滴而又任重道远。

中医是中华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有着灿烂的历史，近20年来正快速走向世界，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所喜爱。可是，中医在她的故乡却不能不令人担忧，因为“中医西化”这条决然走不通的“不归路”，始终难以叫停。原因何在？

从本质上说，各种形式的“中医西化”，不过是20世纪初开始的丧失文化主体，陷入文化自卑、自虐、自残的继续。其力量之所以如此之大，其延续的时间之所以如此之久，原因正如作者所指出的，

一是“行政决定科学”，缺少学术自由；

二是“近代科学主义”肆虐，形成“非典型性文化专制”，甚至“自愿从属”；

三是“近代哲学贫困”，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包括中医，做不出本原理论的说明。

为了扭转“中医西化”和文化精神溃败之势，致重先生在书中果断提出：直到当前，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的学术任务仍然是两条：第一是中医学的正本清源，第二是中医学的科学定位。正本清源要从强化经典教育开始，科学定位应从中西医比较入手。我完全赞成这一主张。

事实上，这两件事相互为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要科学定位，就须正本清源，明了起点和根本特色；而正本清源也正是为了科学定位，对根本特色给出一个现代的说明，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划清与西医的根本分界。唯有把这两件事做好，才能回答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的问题，才能明确知道，中医应当登哪一个舞台，应当跳什么样的舞。

那么，怎样才能顺利做好这两件事呢？我想关键在努力摆脱“哲学的贫困”，突破某些旧观念的局限。应充分认识到，不仅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是多元的，中国与西方在文化和科学上，且对称互补却不可通约的两个源、两个流。我们知道，在西方学术中，发生影响的哲学，不仅有唯物论，同时还有唯心论，还有基督教哲学和其他多种多样且不断自由翻新的哲学理念。这就使得他们的理论和科学思维容易多元发展，少受拘束。

至于中华文化和中医学，其本原思维和理论基础与整个西方的主流相比，则根本不同。这个不同，我们必须本着思想解放、学术自由的精神，在认真研读中华经典中，在中西文化与科学的求实比较中去揭示，去把握。在这里，在一切学术领域，要想获得真正的成功，既不可以“行政决定科学”，也不可以有任何“典型性”或“非典型性文化专制”。

医学的目的最终是要通过临床恢复和提高人的健康，一定要落实到实际应用和临床操作上去。这一点没有任何疑问。但是，光看到这一点是不行的。一千四百年前的孙思邈已经告诫我们，不学“易”无以成大医。“易”，就是中国的哲学，就是中医的本原思维。孙思邈作为一位无与伦比的中医临床医生深切体会到，缺少哲学理论修养是难于成就大医的。他那个时代，没有强大西医学术的挑战，没有“中医西化”的干扰，即使在那时，做一名优秀的中医还必须学习哲学，那么，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今天，要想做好一名名副其实的中医，要想守住中医的本位并正确发展中医，就更需要哲学的参与。当今中医的困惑，甚至个别人继续高喊百年前“废止中医”的主张，从学术上讲，其实都源于哲学的贫困和哲学的误导。

我十分钦敬的致重先生，正是一位专攻中医，同时又精心钻研西医和中西哲学的学者。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他高屋建瓴，以深沉的思考，为我们写出了一系列颇具启发性的关于中医学方法和发展中医战略的论文与专著。他的著作，尤其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医医—告别中医西化》，我希望所有关心中医和关心中国文化的朋友都读一读。因为中医的命运连着中国文化的命运，而中国文化的命运又决定着中医的命运。本书作者以充足的理由呼吁，要“告别中医西化”；同样，我认为，以西学或诞生于西方的任何一种学说来“通约”东方的中华文化，都是走不通的。我们的一项重要使命，正是要说明中华文化，包括伟大的中医学所特有的理论和对人类不可缺少的特有价值。

致重先生断言：中国注定还有一场对文化启蒙的新启蒙，这就是关于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精神的启蒙。诚然如是，而这也将意味着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医医—告别中医西化》这部著作，就在这一启蒙之列。

刘长林

2011年2月6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致重介绍：

李致重，生于1944年10月。国内首届中医研究生（医学硕士），主任医师、教授。曾使用的笔名：韦黎、丘石、黎志锺、柳秉理。

1962年1月从师学医；

1967-1978年，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1978-1980年，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攻读仲景学说；

1980-1982年，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从事学术研究；

1982-1985年，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从事临床兼教学；

1985-1999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从事学术研究、临床、编辑、学术管理等；

2000年1月至2007年9月，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任教。先后讲授了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黄帝内经、中医内科学、中国医学史、中西医比较、中医哲学导论等8门主要课程。并从事中医临床及多项理论研究。其中，中西医比较和中医哲学导论，为全国创办中医院校教育以来的首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