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医之路，多么痛的领悟！
我家世业中医，良师益友不乏其人，按说我学习祖国医学应该是一帆风顺、水到渠成的事；但是，我因立志不早，用心不专，以致学习过程中，虽然有过一些收获，还是走了不少弯路！据实写来，或许对有志于斯道的青年会有一些帮助！
童年读高小，曾因听讲国耻史而愤激填膺，以为不学机械（当时幼稚心灵实着眼于枪炮），决不能雪耻救国，作文明志，大有以此为终身奋斗目标之慨。年十四知识渐开，日常见伯、叔父以中医活人，重病得救者感谢于长跪涕零。
又以先父患伤寒真寒假热症甚危，延传清江名老中医谢双湖先生会诊，谢见其高热面赤，烦躁不寐，但露手切脉时立即引被自覆，未免触目惊心，及见其脉洪大而空，毅然断为阴盛格阳无疑，急投姜附重剂，并预期夜半子时入睡，既而果然！高明如叔父姚国美，也不能不为其辨证论治的精确入微所折服。
我当时亲侍在侧，更是对祖国医学之精妙惊叹不已，因而引起叔父与谢师的注意，并由谢师指点，改从清江名孝廉沈权樵老先生专攻古文，为日后学习中医打好基础，并一再启迪我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于汝志何损哉了！”幸赖沈师循循善诱，历数月而文风质变。年十八始正式从师学医。
学医之初，谢双湖先生坚守陈修园《长沙方歌括•劝读十则》之诫，极力主张初学不宜庞杂，指定熟读《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难经》，暂时不准涉猎他书。
奈我年事已长，虽不敢妄废苦读，但对六经、六气、经络、脏腑、阴阳、标本从化以及营卫气血等基本理论，迫切要求了解其所以然，不免偷阅各家有关论述，遇到不懂的地方，也不敢提出疑问，一味自求解答。
于是终日纷纭，所追求的都不外理论解释，谢师有时谈到：“少阴提纲，乃包括寒热两大证，寒证则应脉微细而迟，热证则应脉微细而数”；“湿温证的‘或不大便’，应知其言外之意有或大便反溏；“临床时曾视见结胸证‘如柔痉状’乃胸疼妨碍头部转侧，并非项强使然，故曰如”；“白虎加苍术汤乃燥湿相兼的典型方剂”，等等。有关辨证论治的教导，当时虽亦知洗耳倾听，却不知其精义之所在！
年二十学习告一段落，回家再从叔父姚国美学习，叔父命我侍诊，发现我对普通感冒都不能诊断鉴别，通常使用的参苏饮也不能应声写出，便当着病家斥我以“白大”（南昌俗语，自自长了这么大的意思）；而我却自命所学为经典、为基础，时病、时方非我所计来强自宽解！
叔父又默察我的用功方法，见我终日对理论解释分依博采，寻章摘句，连篇累牍，大有“乐此不疲”之慨，又斥我以：“像你这样用功方法，那里像在读书，简直像在著书呵！”我也坦然受之，不予置辩。
叔父见我执迷不悟，一时很难理喻，乃舍我而口试其门人程幼庵说：“你读过《伤寒论》，知不知道大、小结胸具有些什么脉证！它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不同？应该采用什么治法？方药有无不同？其所以不同又是什么道理？”程兄期期作答，一时未能扼要；我当时骤然听到这一系列发病机理、证候鉴别、治疗原则、选方择药以及方理、药理的问话，也不免暗自惊慌，觉得对答不来！
因思：“这正属于经典《伤寒论》的范围，是我应该研究得比较清楚的问题呀！怎么会惊慌失措到如此地步呢?”这才觉悟到，空谈理论，无补实际，必须及早回头，注意“学以致用”！幸加过去在东翻西阅当中曾留意到《医诀串解》等区分证治的书籍，虽然未必能圆满解答上述一贯到底的问话，当不失为有力的参考。
于是根据自己对《伤寒论》的学习体会，试以六经主证、变证、兼证（含合病）、转属证（并病）为纲，以六气、表里、虚实为目，分别罗列其脉证、病因、病机、治法、方药，遇有《论》中病例不足时，则另取材于《金匮》《温病》病例之较明显者以补充之。
这样才对理论结合临床初步有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认识，并进一步觉悟到：中医的生理病理原来大多是根据人身正常与异常的实际体会，结合观察到自然界的常变现象比类推论而得的一一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者，如果脱离临床，即将无法验证，这就是叔父之所以千方百计引导我走向理论紧密结合“辨证论治”正规途径的苦衷！
两年后，叔父以《六经各有主证，试评其义》命题，文程兄与我分别作出论文，亦有意把我的论文留待谢师评改，谢师认为我对中医已有比较明白的认识，面许以后已可纵览群书而不致面对众说纷纭歧途莫辨！适（1931年）江西神州国医学会力促叔父出山，创办国医专修院（轭于当道偏见，后改名江西中医专门学校）并兼任《病理学》《诊断治疗学》教员，叔父命我一面投考该院本科（预科未读），一面协助编写讲义，正好得到纵览群书的机会。
面对各家论点，往往会联想到《伤寒论》作一贯的理解，因而悟到中医学说尽管千差万别，甚至如伤寒、温病、杂病、内伤虚证还有各承家技的门户之争，不过是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因人、因事、因时、因地不同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讨论问题罢了，并不是根本上有什么不可统一的矛盾。如果能下定决心，客观地全面地分类搜集整理，综合探讨其短长，写出教材不但不会引导后学出主入奴，反可以从他们的争论中得出相互补充、渐臻全面的效果！
自此对书本知识好像产生了些豁然贯通的快感（在祖国医学未经全面分类系统整理，很少循序渐进的完整教材，只有依靠多读深思、触类旁通的情况之下所产生的模糊感觉）以后，才对临床跃跃欲试，自知方药不熟，很难满足应用要求，不得不遵照叔父明训，一面分类编辑《药用专长》，一面要求程幼庵兄挑选名方编歌熟读。
惜当时程兄因经谢师启发，正向医学经典加工补课，对我的要求应允帮助，却力劝我少分心于方药，使我至今都感到掌握名方不多，有如着棋临阵棋谱不熟之苦！俗语说：“初剃头就碰上连边胡子”。
在我单独临床的第一天，确曾有过这样不愉快的遭遇，至今印象犹新：1935年冬，我舅父戴某贫困久病，邀我前往诊治，我因为第一次单独临床，喜恨交加，通过严密诊察，发现他削瘦神疲，脘腹痞硬，毫无食欲，便秘而无所苦，长期低热，午后较甚，每当热盛之前，自觉微寒如疟，舌质黯淡、苔灰白粗糙，脉细弦而紧，断为土败木贼，预后欠佳！拟用小柴胡而虑党参力薄，拟赠高丽参而未敢逸投。
返校皆质之叔父，叔父嗤我神经过敏，命驾亲往复查，结果认为诊治无误，喜而归告婶母（我九岁丧母，素赖大家庭尤其是叔父母照顾教育）说：“这人病居然被荷生看准了哩！”历三日而戴舅果逝。丧葬刚刚办完，外祖母又以病告，证如舅父而较轻但年高精神恍惚，脉细无根，急求叔父与谢师前住抢救，经重用独参，一度神清气爽，次早又安然死去。令人颓丧至极而心有未甘！
次年春，我家保姆突患高烧微恶风寒，牙眼肿痛剧烈，彻夜呻吟不寐，便秘尿赤，舌红苔黄厚，脉浮滑数。我诊断为太阳阳明风温为病，拟与大剂银翘散加玄参、玄明粉，取决叔父，蒙嘱原方加僵蚕祛风消肿，一剂而痊，私心少慰！
紧接着以麻、桂、九味羌活等方治愈不同类型的流感，尤其秋季服务于俗民义诊所时经治其邻近一妇人，头痛剧烈，舌赤，烦躁易怒，一见而疑为肝风挟火之龙胆泻肝症；及至仔细观察，发现脉细弦弱不静，舌质与苔均无显著变化，天未大凉而身披棉被，时而自己拉紧，时而撩扰又欲弃去，询知心悸口渴而喜热饮，通过反复斟酌诊断为厥阴寒热错杂，拟投乌梅丸加吴茱萸、川芎而未敢自信，嘱病家持案从数就正叔父，叔父亦未敢立决，随病家来所就诊，同意原方照服，一剂而病大减，三剂而愈。自此声誉渐播。
婶母闻之，再以“荷生的技术究竟怎样”探询叔父，叔父慨然答曰：“我出手（临床）太早（18岁），一面看病，一面摸索；荷生却是摸索得比较清楚之后才看病的呀！”
我听到叔父这种评语，当然非常高兴！但立即转念到，我学医虽近十年，而用其所学只是开头！所谓“摸索得比较清楚”，不过是指我对书本知识自经师长指点以后，有了一点比较系统的模糊认识，不致完全“临证茫然”罢了！
即以书本知识而言，祖国医学文献号称万种！究竟读过多少？其中独立论点记得多少？已经大成问题！运用过多少？验证如何？那就更谈不到！何况祖国医学限于历史条件，临床时全靠直觉感官收集患者病因干扰机体的异常现象（信息）；即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的症状，综合分析其是否符合病因（包括六淫、七情、痰、水、瘀、虫、中毒、外伤、饥饱、劳逸等）特性，干扰机体某部（包括脏腑、经脉、器官等）生理功能（包括营卫、气血、津液、精神），以致影响整体，产生阴、阳、寒、热、表、里（包括上、中、下）、虚、实各有偏差的病理变态。
其间规律，厘然不容少混，如果发现不符之处，必有待于门诊的“问所当问”地反复追求；一定要达到对病机全部解释得通，才能初步得出比较合理与近是的结论（诊断)，而后针对病情发展的轻重缓急，采取补偏救弊、因势利导的对策（治法、战略），选方择药（战术、阵容、兵种），以求取得“知所自来，明所自去”的预期效果（全程预后与阶段预后）。
像这样真正符合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正规要求，我都能随时掌握，不致发生大的偏差吗？敢于面对现实严格考验自己吗？于是根据上述项目，制订合乎中医需要的病历记录表格，对四诊突出审问所得，对诊断把病名列于附属地位，而于效果一项，则有意分为“预测”与“事实”两栏，分别于每次治疗前后记载其症状的应有变化是否相符，以便从铁的事实当中考察自己运用祖国医学理论指导实践的符合程度如何？也就是自己学术水平究竟如何？当然治疗过程中难免受到气候、情绪、饮食、起居等过度失常的影响，但如果对发病规律了如指掌的话，还是可以事先相对地估计到一些的。（在吉安经治傅氏女就发生过没有估计到足以反证的突出事例）
严格执行之初，每遇病机比较单纯的病例，以外感时病为多，填表就比较顺利，预后符合事实的也较多；如果病机比较复杂—以内伤杂病为多，填表就煞费斟酌，预测与事实也就很难相符，甚至如邪正混为一家、寒热虚实疑似太大，那就简直有些茫无所措！深深体会到古人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中“恨”字的真实意味！幸赖叔父及时提醒说：“这正是长进过程中的应有现象呀！并且还将不断出现的哩！正应该利用它逼着自己不断学习与思考，才符合‘做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欲速则不达’焦急烦恼有何用呵！”这才不得不耐心坚持约达三年以上。
无奈家累日增，诊务渐忙，不能不以谋生为重而被迫停止，就连原有的材料也因抗战转徙流离而全都丢失！战后又以诊务、家务、会务百废待兴，始终无法认真恢复！好在习惯已成自然，至今每遇病人，都会无形中或多或少地按照这些要求操作下去，才不断尝到一些活学活用经典著作取到预期效果的甜头。
如以葛根芩连汤治疗鼻炎之属于阳明风热者，以当归四逆汤加减治疗关节炎之属于血亏风湿者，以葶苈大枣泻肺汤加射干、杏仁等治疗小儿百日咳、哮喘之属于热饮犯肺者等，都经常使用，获得比较广泛或根治的疗效，尤其是对急传病变，如肠伤寒、乙脑等，敢于纯用祖国医学，“辨证论治”方法取得较好疗效，几乎为中西医所默认，正因为理论指导临床运用得较熟，无论讲课或偶尔发表论文大多比较能够互相举例、互相发挥，解放后竟因此项侥幸获得省称‘第一”，部称“专家的专家”，当然对这种过奖、过誉，从不敢以此自信、自夸；不过在临床方面有人作过，“问得较详，自然误诊较少”，在为文或讲学方面有人作过“言之有物”、“逻辑性强”、“所讲的都是自己从实际中得出的见解”（当然“问得罗嗦”、“水平不高”、“弦作解人”也不是没有人在）等评语，倒似乎有点搔着痒处！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两件事：一是1974年的一次临床考验。应西医老儿科主任王某某邀请，按中医的严格操作规程，会诊2例同属小儿夏季热、极度营养不良的患儿，分别作出不同类型的诊断与处理，并且符合预期不同过程而达到同样的良好转归，引起王的极度重视，曾对我说：“中医特点在于辨证论治，我以前只是听过却从未见过，通过这两个实例，真正体现了中医确有一定特点，如果不能按照这样踏实做下去，那中医将会被西医吃掉，你相信吗？
二是讲课中的所得。1975年全国解放军西医学习中医班举办于南昌，邀我讲课，内有175医院内科柳主任告诉我说：“姚老！您不会生气吧？我己经听过您好几次课了，讲倒确实讲得不错，不过中国如果长此不统一口径，事实上却很难推广（接着举出了他们学了就用，起初信心百倍，后来邀请中医讨论死亡病例，结果因各执一词，闹不清事故的性质而被迫收摊的实例）哩!”像上述两种肺腑之言，同出诸西医两主任之口，多么令人感动，进一步体会到作为中医本身责任之重大！有必要更深刻地检讨自己的学习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