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丁文江、傅斯年，为什么都不相信中医？
鲁迅先生曾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过西医。他在通过对《全体新论》、《化学卫生论》等西方医学课程的学习后，脑海中经常浮现昔日郎中为其父亲治病的言论和开列的药方，两相对照，愈发觉得不可思议。
例如中医郎中的药方，“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是不容易办到的东西”，而与当前所学（西医）的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中，除痛恨庸医害人外，还集中对中医的玄奥，不明晰病因，模糊的脉诊等情形进行批判；历数为给其父医病，周家卖光了祖业田产，后来典当首饰衣物，以大价钱延请名医，盼父亲“沉疴早祛”。鲁迅写道，所谓的“名医”名方，就在于搞得众人莫名其妙。如其方剂“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
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父亲肚子胀的像鼓，但‘名医’自有办法，他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胀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服他”，用鼓皮入药，以毒攻毒。鲁迅说：“父亲终于在这位‘名医’的折磨下死去”。
鲁迅对中医的偏见难于化解。他在当年存废中医的争论中，也是否定中医的代表人物之一。先生曾写《从胡须说到牙齿》嘲讽世象的杂文，内称：“我后来也看看中医的医药书，忽而发现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原因来，原来是他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么灵，我还都不信。”
在《马上日记》一文中，鲁迅更有坚决的态度：“我的胃的八字不见佳，向来就担不起福泽的。也很想看看医生。中医，虽然有人说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实际情况是鲁迅劳逸的时间混乱，不按时就餐，得了胃病。每每发作疼痛煎熬几日，苦不堪言。本来几付化瘀、消炎的中药即可见效，可十几年间鲁迅拗着不看中医、不服中药，最终被胃病折磨到谢世为止。
生活中经历过的痛苦都会在脑海中打上深刻的烙印，庸医致鲁迅父亲医治无效而亡，令人同情惋惜。但这是个案，不能以偏代全。一个中医出了毛病，所有中医都被连累，这不是公允的态度。
2、不看中医却吃草药的丁文江
现代地质学家丁文江，曾求学日本，后又转赴英国。在哲学上，他深受英美经验主义传统和马赫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崇尚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信仰新医学”，“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并以一副“寿高梦旦联”而自得：
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
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丁老奉此为佳联挂于中堂，有宾朋至，必讲解，尽兴发挥，口无遮拦，把中医贬得一无是处。即使病重亦不肯请中医治疗。据学人陈伯庄回忆：“有一次论到中医，我坚持中医具有实验效用，在君（丁文江）极不耐烦。我说：‘假如你到穷乡僻壤考探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一西医，更无西药，你会让中医诊治你吗？’他断言回答说：‘不！不！’ 科学家不得毁其信仰与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
还有一次他到贵州旅行，在一个地方他和他的随从都染病卧床了。“本地没有西医，在君（丁文江）是绝对不信中医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请中医诊治。他打电报到贵阳去请西医，必须等贵阳的医生赶到了他才肯吃药。医生还没赶到，跟他的人已病死了，人都劝在君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这一绝决的态度，已超出了“科学”的限度，而是将“科学”转化为一种宗教意义上的信仰。
不过，誓不与中医为伍的丁文江却服草药治过病。
某年他在云贵高原考察地质，因饮水不洁染上痢疾。此病在当地习以为常。土著替他取黄柏树皮煎汁，日服三次，泻痢即止。当“跑肚提不上裤子”，腹部又绞痛难熬时，土著先喝上一口药，再让他放心服用。他服药的当天下午“痢即止，腹无痛”。丁文江于是说：“草药治病，与中医无关”。
3、傅斯年谓中医不如西医
傅斯年，字孟真，“五四”名人，是货真价实的学生领袖。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中，傅斯年是总指挥。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时，傅是领头人之一，后成为知名的文史学者。如果给其确切的学术定位的话：“胡适是民国学坛的盟主，傅斯年就是辅弼大臣”。
这样一位有名气、有学养的文化人，一生推崇西医，废弃中医的态度，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早年，傅斯年于《再论所谓“国医”》中说道：“所谓‘国医’者，每每自诩治愈某某要人、某某名士，然后‘交游攘臂而议于世’。……我以为‘治愈’一事，不是一件简单事实，如引‘治愈’为自己支持，必须先分析所谓‘治愈’究是如何情态。人体是一个极复杂的机器，而且他的机能又时时刻刻在变化中，故虽一件万分可靠的对症药，其能治愈某一个人的对症否，也并无百分之百的把握。
1941年在重庆国民政府参政会上，湖北参议员孔庚《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的议案出台受热议，引发傅斯年的不满并与孔庚发生冲突。在此后的第二次会议、三次会议期间，孔庚从民族健康考虑继续提出内容大体相同的一系列议案，且得到四川参议员曹叔宝的附议、支持。
于是傅、孔冲突便由学术争论变成政治问题，政坛之上的辩驳演化为人身攻击。对这一事件的原委，与傅同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写道：
“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孟真反对孔庚的议案，激烈的辩论了一场，当然孔庚辩孟真不过，于是气了在座位上骂孟真，骂了许多粗的话。孟真也气了，说是：‘你侮辱我，会散后我和你决斗。’ 等到会散后，孟真在会场门口拦着孔庚要决斗了。
他见孔庚年纪七十几岁，身体非常瘦弱，便立即把双手垂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罢’。” 说完，傅挪动身子自我解嘲道：“老者为上，大骂我一顿，气出了，但中医不如西医精准，两者不可合璧，你干生气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