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边缘化的中医药,为什么能引起英美人的狂热推崇?

文 / 明清史研究
2018-02-05 13:18

【解毒民国】本专栏执笔者羊菓。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际会八万里中西交冲,聚焦民国社会文化,羊菓为你还原民国众生的本来面相。

清朝末年,正是传统中医开始受到社会大众质疑之时,一贯反对中医的梁启超踏上大洋彼岸的美国土地。

初到新大陆,最使梁启超感到震惊的不是大厦楼宇,也不是异域的生活方式,而是美国人对中医的巨大热情。极目所见,中医馆和中药铺遍地开花。

梁启超记载了他亲眼见到的一件怪事。此前,他曾在澳洲认识一位被叫作“安利”的中医。这人本来是个文盲,“不识一字,以挑菜为生,贫不能自存”。到了三十多岁,他忽然开始自学中医,“以医诳西人”,竟然发了大财,“致富三百余万”。

梁启超感叹,在美国像安利这类二手的中医并不稀少,他们大多“自称在中国某学校卒业之医学士、医学博士”,实际情况是——“业此之人其不解医者十八九”。

因为美国人“喜用华医”,所以美国的中医“足以致富”,不少原本赤贫者奋斗成了大富翁。据梁启超记述,在美国白手起家的中医,收入达到十几万美元以上者,“前后殆百数十人”,“现诸大市,殆无不有著名之华医二三焉”。

不仅中医一度很受近代西方人欢迎,中药也极为热销。在二十世纪初年,原本在中国国内只值“百数十钱”的中药,在美国可以卖到“一金或十金不等”,而且商家不用担心卖不出去——大小中药铺“其门如市,应接不暇”。

西方人最喜欢从中国进口的药材之一是大黄。

这味据说能够攻积滞、清湿热的中药在西方畅销数百年。早在17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曾描述当时的大黄行情:“在这里(中国)买一镑大黄只要一角钱,而在欧洲却要花六、七倍之多的金块”。尽管价格昂贵,一船船的大黄仍络绎不绝地运往西方。

大黄

由于欧洲对大黄需求量很高,致使清朝人一直相信洋人不吃大黄就会肠塞便秘。因此一度打算通过控制大黄和茶叶的出口来反制英国人。这个办法自然没有起到效果。等到现代医学发达后,大黄的销量就冷落下来。

还有一种被称为“中国根”的中药也曾风靡欧洲社会。葡萄牙人把这种能治多种疾病的著名药材叫作“圣木”。据利玛窦说,这种药材“不用栽种,野生在荒地上,只要花点采撷它所必需的人工钱就能买到,但却以高价出口。”

这种药物是什么呢?传教士卜弥格在《中国植物志》给出了答案:茯苓。作者说:“中国人将它和肉放在一起,用来做汤。它也做药用,能治病。”这种药材走红欧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人长期把它“当作治疗梅毒的良药”。

除了大黄、茯苓等药材大量出口外,在美国旅游的梁启超还发现,大街上有不少卖去火气的凉茶。从小喝凉茶长大的广东人梁启超惊叹:“有所谓王老吉凉茶者”,在广东“每帖铜钱二文”,但在国外卖到“或五元、十元美金不等”。对此,梁启超连连说“咄咄怪事。”

茯苓

在一些近代西方人看来,中医是一套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学问。比如诊脉,这是一套运用了极为复杂脉象理论的诊断手法。意大利人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打了一个比方,中医视野下的人体如同“一架弦乐器,每条经脉就是一根琴弦。”

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所著的《医学史》中说,医有二百多种脉象,诊断手法也很复杂,如果按照正规的手法切脉,这个诊断过程“需要持续数小时”。因此,在不懂中医的外国人看来,诊脉过程是非常神奇的。

在英国人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里,记载了一次中医诊脉的情景。当“克拉伦斯”号停泊在舟山的时候,一个因贪吃水果而感染霍乱的英国水手,享受到一次中医的治疗。使节团记录了这次奇妙的看病过程:

“这位医生来到之后,也不问病情和病源,庄严地坐在那里用手指按病人的左手脉。首先是用四个指头一齐按下去,以后抬起一个指头,用三个指头按。以后再抬起一个来用两个指头按。最后只用一个指头在病人的手腕上来回按,好像在那里按钢琴的键,一直按到找不到脉搏的地方。在整个按脉时,医生没有讲一句话,两眼注视,但不是看病人,而是在那里想按在手下的脉象代表着什么病情。”

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神秘色彩,但医生给出“病起源于胃”的简单结果却令斯当东等人颇为不满。因为在英国人看来,水手的跑肚拉稀的症状是显而易见的,“从病的现象看,这是很显然的。非常可能,他在上船之前早已知道病情了。”

英使谒见乾隆

近代西方医学家认为一般的中医不重视患者的病史,诊断过程也很少参考病史。医生越是一事不问故作深沉,越显得医术高明,患者及其家属越是信任。

17世纪中叶以前,西方与中国医学水平都还属于经验性医学阶段。双方最初在中国相遇时,各自的水平都差不多。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们,对中医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当然也指出了一些问题所在,比如中医师的培养缺乏系统的学校教育,中医资格认定也没有任何规定等。

随着海运大开,中医药传播到了西方,引起了不少外国人的兴趣,也有医学家开始不断探索中医的奥秘。近代中医西渐,为什么能够受到西方人的欢迎呢?

按照德国人文树德的观点,近代西方接受中医其实并不是因为其临床实践的成功,而是因为其疗法有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依据

综观两千多年的医学史可以发现,西方人普遍接受一种疗法,常常是因为他的理论根据令人信服。因此,针灸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在进入欧洲之后由于不具有充足的理论背景,使其热了一阵子后就长期冷落下来。针灸在西方再次引发热潮,则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

传教士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

西方人欢迎中医的另一个原因,在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

古老的宇宙观念渗透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之中,阴阳五行观念被用来解释中医学的病机理论。比如,每个脏腑都与五行、颜色、季节等自然事物相对应,且各脏腑之间有一定关联。中医把生病描述成身体暂时失去和谐的一种表现,“治疗是为了重新建立和谐”。

相反,现代医学术语中经常使用军事术语来描述免疫学和病毒学等概念,把疾病与身体之间描述成攻守双方的战争。显然,在心理感受上中医更贴近自然人性。

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X光、CT等技术的发明,机器与科学技术的应用取代了大夫的关照与诊断,病人面对冰冷的机器,依据机器屏幕上显示的数据或片子得出结论,人们的恐惧心理难以避免。

正如杨念群教授所说,早期的医院的神秘空间就曾引发近代中国人关于采生折割的恐怖想象,这种现象使就诊者感到陌生与恐惧,面对医院就有一种令人不安的阴郁气氛。

相对而言,中医就显得温情脉脉,因为近代中医并不依赖于科技手段和医疗机器来诊病和治病。大夫与患者简单接触,病人甚至可以邀请大夫到家中问诊,双方还有诊脉等轻微接触,这种熟悉感让患者容易体会到一种温情的存在。

这一点也解释了何以东方医学在科技日益昌明的近代西方社会会益发受到欢迎。

参考资料:

1、(意)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医学史》

2、(德)文树德,《传统中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3、高晞,《十五世纪以来中医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

4、陶飞亚,《西方人怎么看待中医的启示》

5、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6、梁启超,《新大陆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