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针灸传统：历史与比较的视角
针灸是一项有着 2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老的医学技艺，向来受到关注。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审议，将“中医针灸”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该消息宣布后，针灸更受世界瞩目。不过，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为什么是“中医针灸”而不是“针灸”？“中医针灸”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针灸”？“遗产”一词意味着传统，所以什么是传统的针灸？什么是针灸的传统？如果正如许多针灸从业者和研究人员所期望的那样，针灸有一个公认的传统，承载着公认的学理，它又来自哪里？甚至可以问：针灸传统真的存在吗？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将中医针灸置入纵向的历史与横向的全球化语境中思考。秦汉、金元、近代是针灸理论和实践嬗变的 3个关键时期，所以本文立足于这3 个时期来考查针灸传统的变迁过程。此外，还将讨论西方国家两种不同的针灸传统，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针灸的学理变迁。
针灸的过去和现在
《内经》时代现在一般所指的传统针灸，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以中医理论如经络腧穴理论、气血理论等作为支持的一种中国技艺。几乎所有针灸从业者都认为针灸历史悠久，最早记录可追溯至《内经》。《内经》是中国最负盛名的经典医学著作，约成书于秦汉时期（约公元前 3世纪—公元 3世纪），由《灵枢》和《素问》两部分组成，其部分篇章中阐释了针具、刺法和经络、腧穴等知识。
《灵枢·九针十二原》中记载了9种针刺工具，与现今所见的不锈钢针具不同，根据针的长度、形制、功能及使用方法分为：镵针、员针、鍉针、锋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和大针。严格来讲，有些针具如镵针、员针、鍉针、锋针、铍针，无论是外形还是功能都不符合“针”的定义。员针通常用于按摩，锋针、铍针、镵针常应用于放血或皮下脓肿切开，准确来讲，它们属于外科手术器械。
《内经》中记载的刺法有多种，例如针刺、放血、软组织松解（《内经》中称为“解结”法，出于《灵枢·刺节真邪篇》）等。针灸临床中有一种常用手法——补泻，这是毫针刺法的核心内容。补法是指通过特定的操作来鼓舞正气，而泻法则反之。补泻是在《内经》中最先提出的，但只是本书讨论的刺法操作之一种。
经脉是针灸理论的基本概念，《内经》建构了较为系统的经络理论框架，包括十一经脉与十二经脉学说。对于现在许多针灸医师来说，十一经的理论较为陌生，因为这一理论在当今的教科书中较少涉及。十二脉理论模式在后世成为标准，与脏腑理论相结合，并承载了阴阳五行学说，成为中医学标准的“传统”理论核心。
这部经典的中医学著作中所记载的针灸理论有着明显的实用性与多样化倾向，与现代的论述有明显出入，表明针灸最古老的也是最“传统”的理论，并不是如今大多数针灸医师所理解或应用的。《内经》中的针灸理论可以说是最早针灸传统，彼时的针灸在理论上虽然已经有了阴阳五行化的哲学色彩，但从其针具、刺法来看，还是很具体的，可以说是早期的外科技术。
金元时期的儒家针灸传统如果说在《内经》时期，针灸理论和实践是多样化的，那就意味着针灸在萌芽时期并没有被完全束缚。金元时期，它却呈现出相对固化的形式，并被沿用至今。它可以被定义为“儒家针灸”。
《内经》时期确立的针灸基本理论和实践形式，在宋代之前一直得以延续，而且基本是在民间传承。从宋代（公元 10—13 世纪）开始，归因于官方对医学的重视，医家地位渐有提高，而且宋代有医官制度，习医可以进入文官序列，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激励，许多文人开始留心医药。自此，儒医成长的土壤出现了，儒家学者开始有了投身医学去实现“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抱负。儒医是中国历史上一类比较特殊的医生群体，这个群体在宋元之后不断成长壮大。当时一大批读书人在仕路上郁郁不得志，或转而从医，或编著医药书籍，遂在医学史上鸿过留痕。随着儒医的兴起，医学文献的编著也蓬勃发展。几乎所有的编著者都受过儒家教育。宋元时期的主流儒学理论是理学，它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思潮之一。理学家试图构建一个大一统的世界图式，所有的宇宙规律都可以统一在气、太极、阴阴、五行等说理体系中。在这种主导的哲学氛围中，本来尚为活跃的针灸理论亦被逐步统一固化。这一时期固化的针灸理论的可以总结如下。
十二经脉和任督二脉组成 14经，人体有 365个穴位。当时的医学家认为，人体之有任督，犹天地之有子午，所以把任督二脉加入正经的体系。而且根据此观点，在经络上应该有 365个穴位，当任督二脉被划入经脉系统时，穴位数则可以接近 365这一数字。针灸最常用的针具是毫针，适宜于针刺操作。针灸的治疗目的主要是通过补泻方法调整阴阳。总之，金元时期的针灸与现行的针灸理论与方法很相似。
《内经》时期针灸传统与金元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很大，活泼朴素的外科技术转化为模式化的针灸。
民国时期传统针灸的转变如果没有外部因素入侵，金元时期的针灸传统就会一直沿传至今，但是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16世纪始，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东西方的医学开始了交流与冲突。特别是在 20世纪初，西方医学在中西医论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尤其是民国时期，日本医书的传入对中国影响至深。当大量的日本针灸医籍传入中国后，中国针灸开始呈现出新的面貌。
较早译入中国的日本针灸著作《最新实习西法针灸》，将局部解剖内容加入了穴位描述。后来译入的日本系列针灸教材《高等针灸学讲义》，更是系统地提出了颇为新颖的针灸理论。在机制方面，提出了针灸的 3种效应：兴奋效应、抑制效应和诱导效应；在经络和穴位上，依据身体区域而不是经脉划分，将传统穴位大半删去，只选取 120个穴位作为常用穴来讨论，穴位解剖内容也在书中作了呈现；在诊断方面，论及 9种方法，包括问诊、视诊、测量体温、脉诊、尿检、触诊、叩诊、听诊和皮肤感觉诊断，还提出了严格的针灸消毒疗程。随着这一系列承载新思想的针灸著作的出版与广泛传播，中国针灸学者的思想开始改变，他们接受了新的针灸理论并应用到了教学之中。在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针灸学者之一承淡安，在其著作《中国针灸学讲义》中就大量引用了《高等针灸学讲义》的针灸理论。承淡安摒弃了部分金元时期针灸理论，例如运气学说和传统的针灸手法，提出了一套新的针灸理论体系，其中包括针科学、灸科学、经穴学和治疗学。同时期，中国针灸医者朱琏、罗兆琚、曾天治和邱茂良等都不同程度上发展了对具有科学色彩的新的针灸理论。
民国时期，包括针灸在内的医学其目的是走上一条科学化的道路。事实上当时的中国，“科学化”在各个领域都是主流思想。而与中国拥有相似的历史背景的邻国日本，在早期就完成了近代化进程，针灸的科学化也是近代化进程的内容之一，显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医者的热情。虽然有许多针灸从业者抵制针灸科学化，但是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针灸医师接受并致力于针灸的科学化。随着当时 100多种针灸医籍的出版，一个新的针灸传统应运而生，其内涵包括重穴位而轻经络、研究穴位的解剖、着力阐释针灸的神经生理机制等。
回归金元传统20世纪 50年代，针灸传统受到社会运动的影响，命运再一次改写。1950年初，针灸学家朱琏出版《新针灸学》，标志着现代针灸史上独树一帜的“新针灸学”学术体系形成。Taylor 回顾了始于 20世纪 40 年代的朱琏的新针灸学术体系的发展过程，认为“新针灸”是延安战争时反封建迷信运动中“新”医学的代表。新针灸学——无论是在实践还是理论上，甚至在字面上都与当时的军队管理体系相关联。20世纪 50年代初，朱琏的新针灸学理论得到了高度的尊重。朱琏的学术背景中西兼备，早年的妇产科医学教育也为其打下了较为扎实的现代医学基础，新针灸吸纳了大量的现代医学内容，代表了民国以来的针灸科学化趋势。
科学化也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主要的社会趋势。当时的卫生管理部门声称，传统医学应该科学化，并建议各省成立中医进修学校，专门帮助传统医学从业者学习现代医学，朱琏的《新针灸学》被选为教科书。然而，由于多数传统中医从业者很难通过相关的结业考试，所以对这一举措强烈抵制。1950年代中后期，政府对中医的政策也迅速转变，提倡“西医学习中医”，于是针灸科学化的思想被认为是与政策背道而驰。由此，朱琏的“新针灸”昙花一现，被迅速边缘化。与此相反，保守主义的针灸医师所秉持的“旧针灸”又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写入了中医院校的教科书中，这一针灸学理继承自从金元针灸的传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传统”的回归意味着近代针灸学者的所有努力都被付诸东流。
多样性的针灸支流
目前院校针灸教育仍是延续金元时代的针灸框架，这一框架的固化特点令针灸本身便缺乏足够的发展空间。作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遴选出的一项文化遗产，“中国针灸”必须坚持其独特的特点，这意味着它可能被置入一个更加稳定的框架中。然而，在临床实践中，针灸并没有完全遵循教科书的法条，相比其在院校中接受的教育，针灸医生在实践中则要务实得多。相当一部分针灸师在临床中同时应用中西医方法，除了传统医学理论外，他们还精通现代医学，尤其是诊断学与解剖学。目前，许多新的针灸技术流派不断出现，像针刀、浮针，它们都有着与“传统”的正统理论迥然不同的理论体系。
近年来，西方国家也涌现出了一些新的针灸技艺，主要有两个派别：西方现代针灸和西方传统针灸。西方现代针灸的拥趸者认为其与传统中医针灸不同，它全面吸收了现代医学成果，认为其有 5个作用机制：针刺的局部作用、针刺的同脊髓节段作用、针刺的跨脊髓节段作用、扳机点的作用、中枢神经系统的调控作用以及其他一些尚不清楚的作用机制，同时提出西方现代针灸治疗的 4个基本特征：应用常规的病史记录和检查方法、针灸具有特异性、个性化治疗以及依据病人治疗后的反馈调整方案。这些特征被认为与中医针灸有很大不同。事实上这是片面的理解。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中国针灸在临床中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中国针灸的新趋势与西方的现代针灸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所谓的西方现代针灸其实是针灸在以现代医学作为主流标准的西方区域形成的一种新的传统。
西方的传统针灸流派以法国Lavier 针灸流派颇具代表性。该派针灸师声称其学说源于《内经》，然而，无法从他们的理论和实践中找出任何能体现《内经》思想的线索。针灸医生Alain Mestrallet 是Lavier流派的主要继承者，他通过阅读和解释穴位名字的来学习和发展了 Lavier 的针灸理论。Alain早年是一名产科医生，因此他发明了一套治疗不孕症的针灸疗法，并声称帮助 3000 多名父母怀孕生子。由于Lavier流派的针灸理论采用了中医的一些术语，它看起来与中国传统的针灸很相似，因此称其为法国传统针灸。这一针灸形式大约是由西方针灸师以中国传统针灸的理论概念作为灵感来源而自发发展出的一种传统。
中医针灸在教科书里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形式主义的风格。尽管几乎所有中医均声称中国的传统针灸是最遵崇《内经》的，但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内经》的针灸与他们所想象与修习的大不同。在针灸的早期，它简单而实用，更像是外科治疗。如果真继承了《内经》的传统，针灸将会发展成为现代外科的一个分支。
现在的针灸传统实际上是在金元时期建立的。它是医学理论和儒家思想结合在创造出的一个看上去很美理论架构，这一框架也在明清时期得以延续。民国时期，针灸学者开始了对传统的革新，从其著作中可以反映出他们受西医理论，尤其是日本针灸著作的影响。针灸曾有机会较早地走上科学的道路，但在 2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由于政策的影响使它重新转向了金元时期的老路。尽管如此，现在针灸无论是实验室与临床中都在不断地冲破旧的传统。
针灸传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它需要不断被重新思考。或者可以说，所有的所谓传统都是基于特定时代与地域的，每一种传统都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这种趋势从近代开始越来越明显。在某种程度上，针灸表现出的是国家或某些组织话语权，就像“中医针灸”和“西方针灸”一样，被贴上了地区流派的标签。其他类似于法国传统针灸流派也准备在这一“针灸战争”中分一杯羹（“针灸战争”是美国学者 Bridie Andrews于 2015 年 6 月 5 日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的一次学术演讲中提出的概念，她认为当前针灸代表着国家话语权，如中国、日本、韩国等正在参与其中）。西方针灸学者试图从中医传统针灸中分离出新的科学针灸或医学针灸，在他们看来，当前的“中医针灸”与古代的针灸并无变化，是落后的和不科学的。事实上，这一观点本身失之死板而难以立足。中医针灸也在接受现代医学，准确的诊断和详细的检查并不是西方针灸的独有特征。中国的针灸医生和学者可以清楚地看到针灸是一种发展中的治疗和知识体系，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却并不愿意主动揭去“传统”针灸的面纱。
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中医的传统不适用于世界的当下，而医学的历史也不总是一个简单进步的过程。当一个治疗理论与所处历史时期不相适应时，它就会成为社会观念的“奴仆”。每个时期针灸理论和实践都在不断地补充、修正与变化，当然并非所有的变化都是积极的。针刺理论在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不能仅仅通过技术规则来解释。
未来的针灸会是怎样的呢？在世界的发展进程中，科学是主流，因此医学针灸将会进步。从大多数人的角度来看，中医针灸仍然是最权威的形式，毕竟中国是针灸的故乡。在西方自然主义越来越盛行，传统针灸的保守派也有可能存续。而这一切都取决于社会文化本身。可以预见的是，旧的针灸传统在不断变异，新的传统也会不断地新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175）
张树剑，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针灸理论与学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