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中医医院的“黑求恩”, 黑人中医博士的中国梦!

文 / 健康生产队
2018-04-26 16:08

马里,西非的一个内陆国家,

北部为撒哈拉沙漠,距离中国有1万多公里。

一位出生在这里的非洲兄弟,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钻研起博大精深的中医。

11年后,他成为世界首位获得中医针灸博士学位的外国人。

因不接受拿医药回扣的潜规则,他远赴西南乡村践行救死扶伤的信仰。为艾滋病、麻风病人发声,将受到非人性对待的患者从猪圈救出。坚守乡村17年,他往返于昆明和红河州,为基层培养了3000多名村医……

这就是“黑求恩”,一位扎根在中国西南的非洲中医人,迪亚拉博士。

每天早上7点半,在成都市新都中医医院的老年病区都会出现一位非洲医生的身影,中等身材,戴着金边眼镜,穿梭于各个病床间,时不时举起手里的病例看一看。他操着略带川味的普通话,跟患者交流时总是弯着腰,慢声细语;给患者针灸时小心翼翼,全神贯注。


他就是来自非洲马里的迪亚拉。上世纪80年代,他在中国留学时接触了中医便如痴如醉,开始在广州学医,一直学到了博士后。迪亚拉说,他很认可中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个性化的辨证施治理念。“我觉得越学越有意思。中医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一个外国人想学到底、学到通,非常难。我也还在学习,希望能理解通、理解透。”


迪亚拉(左)在和同事交流。

对迪亚拉来说,中医入门就很难。第一个学期有医古文课,对那时才学了一年半汉语的迪亚拉来说,简直是天书。“疯了,什么都听不懂。”结果可想而知——期中考试不及格。成绩一向很好的迪亚拉觉得“天塌下来了”。他跑去书店,只要对学医古文有帮助的书,《辞海》《康熙字典》……都抱了回来,翻啊翻,背啊背,终于过了这一关,再没考过不及格。


入门难,得到患者的认可更是不易。1997年,迪亚拉刚在成都坐诊时,3天没一个病人,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开门一看,“哐”的一声关上门就跑。迪亚拉追到门口,听见病人跟护士理论:“捣什么鬼,我是来找中医的!”“我就是中医。我给你看,没有效果,不收钱。”迪亚拉上前说道。结果,这位患者再回来时,把妈妈和妹妹都带来了。如今,迪亚拉早已名声在外,慕名来找“非洲中医”的患者络绎不绝。

在中国生活30多年,迪亚拉也见证了中国的变化。“感觉像做梦一样,变化太快了。我刚来时,北京地铁只有1号线和2号线。我们从五道口的北京语言大学去三里屯的马里驻中国大使馆,要坐两路公交车,那时公交车开得很慢,两头还得走很长一段路,去一趟几乎要花一天时间。如果下午在使馆开会,上午就要从学校出发。”迪亚拉沉浸在回忆中,“成都的变化也很大。我1988年第一次来玩,成都的城区还很小,基本集中在现在的一环以内。等我1994年来成都读书时,二环也挨着城边上了。”

“中国的飞速发展不仅惠及本国人民,也将惠及全世界人民,就像中医药对人类的医疗保健作用一样。”迪亚拉觉得,中医无国界,中医是属于全世界的。

迪亚拉一直想把中医带到非洲去。“中非友谊不说了,非洲的发展也需要中医。中医药很有效,在非洲应该有市场,受欢迎。”他还说,非洲有6000多种植物药,可以用中医的方法来研究开发,发挥这些植物药的作用。

“我希望中医能在非洲开花结果。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地也选好了。”迪亚拉有自己的长远规划,“我准备借鉴自己在云南培训乡村医生的经验,在非洲各地培养医生,很快就能把中医药铺开,同时还要把医疗和教学、科研、医养、康复结合起来。这件事做好了,是中医的一张名片,也是非洲的一张名片。”

1999年,这个来自西非马里共和国的医生,作为国际志愿者往返于昆明和红河州最边远的山村,从事基层的卫生保健工作。


初到云南

眼前的一切触目惊心

在一个村子里

许多麻风病人满面脓血

眼珠僵硬变形

他们被隔离起来

处处遭受谩骂和鄙夷


迪亚拉克服心理恐惧

和他们握手交流

并施以医药

一层层将病患的自卑撕掉

最后治好他们

让他们重新回归家族



迪亚拉回访麻风病人


在另一个村子

一名艾滋病患者面临被村民驱逐

他的父亲出于无奈

只能将他关进猪圈

每天通过猪圈的小洞递东西给他吃


迪亚拉耐心地向人们解释:

应该如何对待一个艾滋病感染者,

应该如何去关爱他……

最终将小伙子救了出来


艾滋病、麻风病、先心病……

在中国最穷苦的地方

迪亚拉看到了太多的病患

也看到了太多的人世苦难

他深感在这些地方

村医是多么重要!



云南学校义诊,查出6名先天性心脏病儿童


他向当地政府申报

提出培养村医的计划

卫生局给他送了两个学员

一个学员是小学六年级

另一个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


迪亚拉一点点耐心地教

将常见病的针灸治疗方法

以及常规用药知识教给他们

他说:

培养乡村医生的目的

就是不要让小病出村


迪亚拉在义诊


坚守乡村行医17年,

仅在云南红河州

迪亚拉就培养了村医3000多名。

甚至当他母亲去世的时候

他还在大山里教学生


许多人都被他感召

成了肩负一村村民安危

拯救疾患病人的责任人

红河6个老少边穷县,

90%的村委会都有了自己的乡村医生。


现在迪亚拉依然奔波在行医的路上

为了一群不相识的病人

也为了生命的尊严


“让所有人都看得起病

不管贫穷或富有

迪亚拉或许不知道白求恩的这句话

但他却在用生命践行着



“如果你知道什么是行善,

而你又不去做,

那就是罪。

生命需要我在什么地方,

我责无旁贷。”

——迪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