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移民欧洲，如何从经济药方演变成社会难题
大量的媒体频繁地传播着这样一种令人担忧的信号：“穆斯林恐惧症”正在欧洲乃至全球蔓延。“入侵”、“占领”、“建立斯坦”等基于军事和领土的词汇也被广泛地套用到对于欧洲穆斯林移民和难民的描述。许多人习惯地将一些先入为主的、偏离真实的文化外衣以转喻（metonym，以局部代替整体）的方式强加在穆斯林群体的身上。虽然，我们必须承认，由难民所定义的穆斯林移民重塑了欧洲的移民景观，但在我看来，困扰欧洲现实的显然并非文化意义上的穆斯林，而是移民“实用性”（utility）问题的爆发。
距离突尼斯首都市中心哈比比·布尔吉巴大街向西约1公里的地方便开始有连片的老旧住宅，夜色下的围墙上横七竖八地布满涂鸦，流浪的猫狗在萧条的街巷中游荡，蓝白色的门窗以及密集的民宅透露出这里往日的繁荣。每次从附近的城铁哈达尔门站走回住所的途中，我总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如此拥挤的住宅区夜幕降临后总是罕有人烟——从窗户投射的灯光就可以判断出这里入住率极低。而在白天，最令人印象深刻并不是富有特色的阿拉伯城市和集市，而是随处可见的现代学院，它们大多与教育提升和技能培训为主，包括电脑、驾驶、汽修、语言以及政法等专业。不难想象，这些以职业技能为导向的学院大多并不是为了本国所准备的，而是为了地中海彼岸的欧洲。
在进入斋月的前一天，我拜访了位于突尼斯中北部地区的凯鲁万古城。初夏的炎热笼罩着凯鲁万老城，迷宫一样的老城街道里门窗紧闭，鲜有行人，北非历史最为悠久的奥克巴大清真寺（甚至被誉为三大圣寺之后的第四大圣寺）历经1300年仍屹立于此。同样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尽管临近周末正午的礼拜，大殿内居然空无一人，只有一位年迈的寺院管理员在此迎客。虽然突尼斯在伊斯兰世界里相对世俗化一些，但清真寺里空荡荡的景象依然让我感到诧异。
有着30余年驾龄的老司机阿卜杜拉是第一位进入清真寺礼拜的人，他饶有兴味地与我谈起他对多门外语的掌握，“你知道吗？我会四门语言，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我在多年以前就去过欧洲很多的国家，意大利、德国……”在他掰数国家的同时，我有意将话题转向了本地的宗教生活和革命以后的突尼斯，他耸了耸肩，有些无奈和不置可否。
2010年末兴起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揭开了“阿拉伯之春”的序幕，为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了人民口中的“自由”，也带来了近十年的政党更迭，今年他们将迎来新一轮的总统大选。人们已经从当初的自豪与亢奋中平静了下来，世俗党派与宗教党派以民主之名的缠斗根本提不起他们的兴趣，而近年来飞涨的物价和高攀的失业率正在消耗着这个国家以及整个北非地区的活力。
“汽油贵了一倍（相较一年多以前），烤羊肉的价格已经贵了4倍（相比革命前），而海鱼更贵，差不多7倍！我有4个孩子要养，购买房屋花费了我15万欧元，一个月下来根本没有剩下什么！对了，这几天突尼斯（首都）在闹罢工，石油工人、教育行业都在罢工，收入太低了。”阿卜杜拉开始抱怨。此类的抱怨似乎充斥着突尼斯的街头。正如任何一个正在遭受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国家一样，就业、收入，而不是宗教，成为民众日常主要谈论的话题；前往欧洲，已经成为了突尼斯人从北到南的普遍愿景和必由之路。
老阿里居住在突尼斯南部扎尓其斯市的农区，家中有着几亩土地，种植着小麦和橄榄，他曾为我算了一笔极为现实的经济账，“如果在家中务农，一个月全家只有500突尼斯第纳尔（按照5月初的牌价1欧元约等于3.4第纳尔）的收入，而我必须开出租来补贴家用，这样大概一个月能有2000多第纳尔，而如果在欧洲打工每月可以挣到1500欧元，甚至更多。”如今、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成为了以突尼斯人为代表的北非移民的首选目的地，他们从事餐饮、保洁、运输等服务业，也有少数“有能力”的人从事农产品外贸，而法国和德国在2019年4月世界银行发布的统计中也自然而然地名列国际移民汇款输出国榜单的前10名。
早在2013年，利比亚内战爆发后，逾30万难民自利比亚前往突尼斯寻求庇护，他们甚至以突尼斯未能提供有效的难民保障为由发起了为期数月的抗议活动，认为自己沦为了突尼斯的“人质”，没有机会工作改善生活，其最终诉求却是希望申请转移至欧洲。可见，一种显而易见的经济理性正在驱使着北非和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移民前往欧洲，最关键的是，尽管甘愿承担最低下和最艰苦的行业，但在欧洲日益收紧劳工许可的语境下，难民却有可能是他们唯一能够争取的合法身份，以此获得相对稳定的居留权限。
让我们将视线转移至欧洲，今天欧洲各主要国家的主要城市都存在着穆斯林移民聚居的街区，并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和政治的撕裂。例如，在德国，侨居于此的早期外国移民也开始担心这个国家的未来，他们谈起夜里不敢上街的苦衷，而在几年前他们甚至可以在街上收集老旧的家具，如今却被穆斯林移民所包围；遥远的北欧国家瑞典，有观察者组织于2018年统计了本国61个最危险的区域，他们使用“宣示主权”等危险字眼来描述中东难民燃烧车辆的行为，以此展现瑞典在10余万难民来到后的“沦陷”，一个个所谓的“禁区”（no go zones）出现在媒体头条。在此情境下，坚持“政治正确”的左派政党饱受指责，而保守的右派政党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在各国获得了大幅的支持，迎合“新纳粹”的口号不绝于耳。
在人们痛斥政府当局疲软的管控，并控诉移民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的同时，一个不常为人们所谈起的事实需要被揭示。早在2008年以前，欧美社会便出现了一种看似矛盾的、基于移民“实用性”的话语表述：在积极的状态下，移民被描述为经济意义下的劳工（workers），而在消极的情况下，其与犯罪和资源掠夺相联系，而这正是盛行于欧美社会的新自由主义实践所引发的效果。
这种话语逐渐转变为一种强烈的政策倾向，例如在德国和加拿大，移民一度被看作是应对社会老龄化、低生育率以及在服务类行业低工作欲望的主要方式。移民群体复杂的身份也因此被忽视，并在各类媒体的关注下统统落脚于他们潜在的实用性，进而反映在政策实践之中：当时的移民政策所考虑的主要是如何利用移民来改善国家经济。正是在该时期，欧美政府设计了一系列移民记点积分制度，使其接受技能评估，最终将其带到本国，突尼斯众多的培训学校正是这一制度的产物，其中一类主要的移民来源便是避难需求者与难民。当移民进入欧洲之后，他们往往会聚集于原本便偏远的、生活水平低下的街区，以此降低必要的生活成本，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一个统一的身份——临时性移民劳工（temporary labour migration）。以加拿大为例，2002-2012年，政府开启了一段长达10年的临时性移民劳工项目，集中于家政、农业和服务业，以此支撑国家的资源经济，相同的趋势在德国同样发生，但成为永久性移民劳工却是各国在同一时间拒绝发展的进程。因而，一个重要的结果诞生了，欧美社会出现了日益增长的非公民移民劳工群体（non-citizen immigrant workers），最终发展为一个临时性的、不稳定的社会阶层。
移民所停留的街区最早便是城市里的贫民区或无主地，例如2016年比利时布鲁塞尔暴恐案策划者所来自的莫伦比克区就是典型代表。政府有意将诸如此类的街区“闲置”以充分榨取其实用性，松散的城市治理能力使得社会问题在这一类街区早已存在，但移民数量的增长以及临时性身份天然的不稳定性致使社会问题爆发并广泛溢出。与此同时，随着中东社会在2011年以后的大范围震荡，围绕移民“实用性”的话语逻辑逐渐从积极转向消极，在整体上将穆斯林移民社区的日常生活问题化与罪犯化，以掩饰国家在城市治理上的失效，进而与领土主权等话语相联系，加重了公众对于问题严重性的看法，树立起牢固的社会边界。
自此，我们很难批判说欧洲左派政党的思路是简单地为了保护和吸收移民，而是至始至终都在坚持保障欧洲的“用工”条件，强调移民劳工的准入、福利、保障乃至生活条件，同时愈发拘泥于移民劳工的各类合法化问题。而反观右派政党同样并非单纯地驱逐移民，而是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掩护之下，试图筛选出“有用”的移民，却落入到种族主义的话语表述当中。正是在这样一种相向的话语表达和政策实践中，穆斯林移民成为了众矢之的，他们因合法条件不足而无法获得工作，却又在无业的情况下进一步失去可能的生存空间，无可忽视的反抗在所难免。简言之，这从来都是一个城市问题，一个国家治理问题。
当我们今天一厢情愿地谈起“穆斯林入侵欧洲”，却可能在背离事实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宏观的层面上，中东北非地区近10年的集体动荡促成了更多标榜以难民身份的穆斯林移民向全球弥散，社会的不安与经济的疲软是促成流动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所谓的宗教；在中观的层面上，欧美社会久已有之的移民话语和实践早已铺垫了移民进入的通道，对此类社区低下的城市治理能力暗含了今日的风险，这些城市底层居民的日常生活被全盘地问题化；而在微观的层面上，移民的“实用性”问题始终困扰着欧洲，“建设者”与“破坏者”的双重身份始终存在，无非是不同时期的此消彼长。
最后，在上述提及的国际移民汇款榜单中，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卡塔尔等4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名列前十，其中阿联酋高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阿拉伯国家的上榜总数也超过了欧洲国家（3个）；中国是唯一一个既位列移民汇款输出国榜单前十，也位列汇款流入国榜单前十的国家。因此，众多的信息都在印证一个事实：移民是一个全球性话题，但穆斯林从不是欧洲的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