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护的你,经常面对生老病死,就能从容应对了吗?

文 / 健康界
2020-04-06 00:12

清明节,承载着人们对逝者的思念。疫情中的清明,在全国默哀的3分钟里,人们对死亡产生新的认知。每个人都经历、思考过死亡,但真正接受过死亡教育的人并不多。

作为医护人员,日常工作中接触的“死亡”远远高于普通民众。即便如此,对于一位医务人员,“如何理解死亡、如何与患者沟通”未必是个能说明白的话题

清明节前,健康界对来自各个科室的近百名医疗机构从业者进行问卷调查,并采访三位专家,共同分析医护人员开展死亡教育的现状。

其中,参与调查的医疗从业人员中76.4%为女性,23.6%为男性;年龄在30-40岁的占42.7%,40-50岁的占31.46%;从职业属性来看,护理人员占41.57%,临床医生占31.46%,行政管理人员占11.24%,行业内其他从业人员占15.73%。

受访者年龄分布

现状:重要却缺失的死亡教育

您认为有没有必要对医护人员进行死亡教育?

超过七成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对医护人员开展专门的死亡教育,另有两成受访者认为可以融入在日常工作中。

您主要在什么阶段接受死亡教育?

与之相对的是,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没接受过死亡教育”,另有受访者在“其他”选项中注明,是通过自己看书感悟,或者自己在外参加培训所接受的。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常务理事、安宁疗护专家、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路桂军告诉健康界,目前中国对医护人员的死亡教育开展不足,从学校到临床之间有很大空白。部分高校在选修课中会涉及,但是课时太短。

您认为目前缺乏死亡教育的原因是什么?(多选)

偏重临床技能教育、轻视人文教育被受访者提及率最高。

此次调查显示,受访者认为,国内死亡教育缺失的原因依次为:医学教育偏重临床技能,轻视人文教育;受传统观念束缚;医护人员工作太忙没时间接受,其中,前两项的提及率均超过五成,而认为“没必要”的仅有不到6%的提及率。

对此,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表示,虽然东西方对“死亡”的理解的确存在文化差异,但把死亡教育缺失归为受传统观念、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对于东方传统文化误读。

“其实东方文化并不回避、恐惧死亡。但在死亡教育上,西方确实存在宗教背景的优势他们认为死亡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开始。”‘王岳认为,家庭应是死亡教育的第一课堂,重视死亡教育应该从家庭中的父母开始改变。从社会层面出发,清明节也是开展死亡教育的节点。

谈及普及死亡教育的方式,路桂军用了一个新鲜的提法:“狼来了”——多喊“狼来了”,也就是多谈论死亡,会降低对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回避。

意义:正确面对患者死亡

继而帮助更多患者

对您来说,死亡教育有哪些作用?(多选)

在受访者看来,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死亡教育的作用依次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认识医学的局限性,正确接受患者生死;更好与患者及家属沟通;有助于自己的心理健康。

您主要想学习哪些内容?(多选)

调查显示受访者最想学习的内容是如何与患者及家属沟通严重病情。

‘与病魔作斗争,战胜死神’成为医护人员的职业荣誉。挽救危重症患者的生命会增加职业荣誉感,一旦无力回天,便对医护人员有严重挫败感。”路桂军指出,这是当前死亡教育最严重的问题,临床医护必然要面对患者的疾病难以治愈,生命走向终结的结局。

但是,医护人员在面对这些临终患者时,通常不会采取积极的处理方式,能回避就回避。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处理,另一方面,医护人员自己也未必能从容地正面面对患者死亡,往往还会增加自己的心理压力。

在路桂军看来,医务人员应该担负起临终患者及家属的情绪抚慰工作,因为殡葬行业的主要工作在丧葬,对家属情绪的关注比较少。

死亡教育是一个探讨生死关系的教学历程,目的是帮助人们树立科学、合理、健康的死亡观。“生为您疗伤,死为您代言”是死亡教育专家对每位医护人员的期盼。即患者活着时,医护人员通过医疗手段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一旦面临死亡,医护人员让患者有尊严地离开,抚慰家属的哀伤。

“死亡教育不仅仅对于医护人员有意义,对于全民都是有意义的。”王岳说,它对医学生和医护人员尤为重要。

一方面,医务人员的职业具有奉献精神,如果从事这份职业只为图财,这是可悲的;另一方面,医学到了终点必然要面对死亡。所以,医学生和医务人员应该比普通人更擅长谈起死亡,更擅长帮助病人面对死亡。

试想一下,如果一名医学生和医务人员自己都无法从面对死亡的恐惧中走出来,又如何帮助身患绝症者或年迈濒死的老人呢?

路桂军指出,医务人员对普通民众的死亡教育主要针对个体,帮他们在亲人离世后尽快走出哀伤。

他记得,曾经有名临终患者对他说:“之所以称你们为白衣天使,是因为在我患病以后,在我最无助彷徨、痛苦孤独的时候,你们的出现能够给我温暖、抚慰、安全的感觉。”对此,路桂军感慨,医学生和从业人员一定要手握两种能力,左手是科学技术,右手是人文关怀,只有如此,未来医患关系才能更加紧密,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前进。

图源:图虫创意

如何进行有效的“死亡教育”

您愿意通过哪些形式接受死亡教育?

(多选)

受访者最倾向通过专业人士讲解及真实案例接受死亡教育。

对于医务人员的死亡教育,专家认为更多地应在医学院校补上这一课。

以北京大学医学部为例,学校会针对研究生开展死亡教育课程,课程内容包括写“遗愿清单”和墓志铭等形式。

王岳告诉健康界,自己还会组织学生去讨论每个人的遗嘱及医学预嘱,比如财产处置方式、是否希望有尊严地离开以及是否捐献器官等内容,目的是希望学生思考生命的意义。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赵忻怡告诉健康界,国外医学院的死亡教育,早期主要是贯穿在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的课程,进入21世纪之后,开设死亡教育独立课程的学校逐渐增加。在美国,开设独立课程的医学院的比例大概是1/4。

那么,医务人员又应该如何对患者家属进行死亡教育呢?对患者家属来说,亲临死亡事件也是一次认知死亡的机会,医护人员也会在这个过程产生“共情”,从而能更好地认识死亡,与患者沟通。

路桂军向健康界讲述一件真实案例:

一名50多岁的患者走向生命末期,时常问医生自己是不是“没有希望了”,流露出很悲伤的神情。他平时觉得自己很豁达,能正确面对生死,但从表现看,他显然还是恐惧的。一天晚上,他的情况不太好,他突然问他妹妹:“你今天晚上能不能不睡觉?”他妹妹也明白他害怕死亡。

在患者住院期间,安宁疗护团队会询问患者的妹妹的态度,倾听她的想法,了解家属在经历亲人逝世后,死亡观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否需要帮助其调整心态。同样,医护人员感受到患者在生命末期不仅是简单的生命流逝,还有家庭、情感问题需要处理。

事后,患者的妹妹向安宁疗护团队表示,“如果自己将来到了要走的时候,首先我不想拖累家人,第二,我不要有太痛苦的感觉,无畏的抢救就不要做了。”

“我们在事后讨论,患者和家属家面临死亡时,医护人员不是站一站看一看,检查诊疗后转身就走。”路桂军希望,医护人员能够伏下身,贴近患者、走进家庭,针对患者情况积极干预。其实在生命尽头,患者也有强烈的倾诉愿望,这也是死亡教育的意义。

要不要培养专门的死亡教育人才?

您认为通过什么方式对患者及家属进行死亡教育比较好?(多选)

对临终患者及家属同样需要死亡教育,受访者认为将沟通教育融入诊疗过程、设立相关志愿者是最佳途径。

据以往调查了解,与多数人预想的相反,每个逝者都希望有时候自己清楚了解病情,获得临终沟通。

“但是,谁来沟通成了问题。只有医护人员具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驾轻就熟地引导患者。”路桂军表示,这需要医生会暗示患者,循序渐进引导患者。

在路桂军看来,当前死亡教育的需求量非常大,最突出的问题在于供需不匹配。

关键在于招募、培养能科学谈论死亡的专门人才,国家应该建立相关机构,并且有一定的社会回报机制,才能让更多人来加入死亡教育的行列。

借鉴:负责死亡教育的医务社工

在中国香港地区,医务社工在死亡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赵忻怡介绍,医务社工是一种专职职业,有一整套规范的职业流程。医管局相当于医务社工的雇主,派遣医务社工去医院提供服务。

“同医生、护士一样,医务社工需要行业准入资格。医务社会必须学习医学社会学等课程,获得社会工作专业硕士,达到一定职业学习时间后,才能获取许可,从事医务社工工作。香港还成立了相关专业委员会,主要负责医务社工的资质准入审核、处理投诉情况等。” 赵忻怡说。

医务社工的具体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医学院阶段,学校会开展相关课程或讲座,医务社工会参与其中。

第二阶段是临床阶段,香港会对末期患者及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服务。医务社工作为医生、患者及家属间沟通的桥梁,三方共同参与到患者的临终关怀服务中。

另外,有的死亡案例可能会对医护人员的心理造成冲击,医务社工会为医护人员单独开设工作坊或专业咨询。

据介绍,医务社会对患者和家属的死亡教育基本上是长期服务,前后加起来至少需要一年时间。从患者被诊断为不治之症后,医务社工就开始介入。患者逝世也不意味医务社工完成任务,他们还会继续跟进患者家属的状况,对患者家属开展死亡教育,提供心理辅导,直到患者家属调整好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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