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心理老师自述：成绩、霸凌、24.6%的抑郁检出率

文 | 洪蔚琳本文授权自公号：正面连接在校园自杀新闻频出的当下，来自中科院的最新统计显示：2020年我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是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比例为7.4%。这意味着近四分之一的中小学生可能存在抑郁倾向。什么令他们抑郁，抑郁在学校如何被发现，发现之后他们会受到学校、老师、同学怎样的对待，他们会好起来吗？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希望对你有所启发。在一个月内，“12岁男孩坠楼，疑因压力太大”，“上海长宁区‘自杀’问卷风波”等新闻再一次引发人们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
早在2012年，教育部就要求每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心理健康教师，享受班主任同等待遇。但我们了解到，许多地区的心理老师是在疫情后政策重申之下“一夜上岗”的，许多学校压根找不到有心理学习背景的老师，他们有的是主课老师兼任，也有体育老师转成心理老师。而心理老师的日常工作却颇为专业：包括一两周一次心理课，在校心理辅导室接待学生的咨询。我们找到了其中三位专业的心理老师。他们毕业于同一所重点大学的心理学专业，是研究生同学。近三年，他们去往北京、深圳、河南不同的三所学校，也看到了三地巨大的差异。河南老师所在的高中模仿衡水中学，学生们的心理问题大多关于成绩；深圳初中生的困扰则很“深圳”——喜欢的女团解散了、打游戏被家长骂、想转国际学校但家长不同意；北京小学生的烦恼是一些微妙的人际变化：“a跟我玩得好好的，为什么还跟b玩？”也会困扰于“为什么不正直的同学反而混得很开？”我们也能看到这三位老师得到的是学校完全不同程度的支持：北京、深圳的心理辅导老师都是专职的，而河南的老师却需要兼职做政教工作，事实上，后者才是全国更普遍的情况。当河南的心理辅导老师预算只够买两个枕头，工作重要性在领导眼里“基本是0”时，北京的心理辅导老师却能“坐拥”两间会谈室、休息室和辅导室，工作设备包括音乐治疗椅和宣泄人。但有一些困境是全局性的——即使在北京，儿童精神科医生也面临捉襟见肘的窘况；另一些困境是更根本的，青少年不像成年人，他们没有选择，往往只能困在问题家庭、校园霸凌、成绩排名这些压力源里。以下是心理老师们的讲述：坐标：河南——“衡水模式”高中我只是40%的心理老师，还有60%分给了政教工作我所在的高中是一所“衡水模式”的学校。学生每天5：30起床，5：45前要到班级，一直学到晚上10：10放学，期间吃饭超过20分钟就要被批评。没有课外活动、不许去操场。每个班都有监控，班主任、政教处随时会看，学生课上喝水、打瞌睡、抠东西都要被通报扣分，扣到一定分值就开除。我在学校的身份既是心理老师又是政教老师，心理工作占40%，政教工作占60%。每周我要给学生上心理课。我们不规定教材，自己设置主题，比如学校适应、人际关系、学业压力。我会设计游戏，和大城市素质教育学校的孩子不一样，他们平时娱乐很少，所以特别爱参与，我也有意识让他们在我课上放松一下。但同时，身为政教员，我每周要查一次自习。我尽量管很松了，有孩子拿英语光盘的反面去看脸上的痘痘，我没有通报，只是没收了。但另一次，有学生自习时睡觉，我站他面前他还不醒，我就给他拍照通报了。不久后，我去上他们班的心理课。我问他们最近的压力有什么，那个男生举手了，说老师，我的压力就是犯了错被班主任罚扫地两周，就是你通报的。我超级尴尬，也没法说什么。半夜都有学生敲门来咨询，我们不得不设置门槛
理论上，心理老师和政教老师的双重身份是会影响心理工作的，因为学生可能会怕我们。但现实是这个问题几乎不存在，就我们学校这种高压环境，孩子们学业上的心理压力太大了，还是不得不来找我们。比我早入职的另一位心理老师也有这种双重身份，她告诉我，去年她的心理辅导工作特别累，午休时有学生找她，甚至有学生半夜睡不着来敲她门（我校师生全寄宿）。所以现在我都不敢让学生知道我住哪儿。我们根本接待不了这么多学生，只能刻意设置门槛——学生要来咨询室，必须先找班主任报备。我们知道，这会给学生求助造成心理障碍，但也只有这样，才能在那么多有需求的学生中，筛选出需求更迫切的。开学3个月了，经过这层筛选，我接待了大概14个学生。最大的心理问题是成绩所有学生都对成绩敏感。考试是每周一次，每周按排名重新挑座位。这导致本来成绩只是自我评价一个很小的部分，但现在能占到百分之八九十，学生情绪也随着大起大落。我会在辅导时用到一些技术，比如用手给他们肩上施加一个一个的力量，比喻他人的期望，我说现在考试加上来了，父母的期望也加上来了，你的未来也加上来了，你觉得你还能背负得了吗？这样来帮他们调整认知。但这只是我的愿望，每次我都是无力的一句：成绩只是自我评价的一部分，不要让考试影响你的情绪了。实际上我不知道要怎么去做工作才能让他们不要拿成绩评价自己，因为我改变不了每周考试也改变不了调座位，更改变不了应试教育。在辅导中，我不会跟学生聊家庭和更深层的部分，即便我知道这些部分存在问题。但我总担心他们在咨询室里探索太多，就承受不了我们学校的高压生活了。因为我自己读研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每周见一次咨询师，那一年我能明显感到自己的成长，但也伴随着混乱。高压学业和心理成长很难同时进行，在这样的心理冲突下，还要每天从早5点学到晚10点，我会想孩子受得了吗？出现严重自伤的孩子，学校的流程就是让他转学、休学最近我手上有个比较严重的个案，那个学生已经到了小测都会给他很大的刺激。他之前就自伤过，会拿圆规划自己，胳膊上有疤，最近又有了自伤的想法。他也是从班主任那儿报备过来的。我已经明确告诉班主任他有自伤的风险，但上一次他出了咨询室，班主任问：他就是没事想找你聊聊天？意思是学生又浪费宝贵的学习时间了。我当时真是气愤，心想我不是都跟你说了他手上有疤吗？但当时人很多，我也不好去发火。唉，那个孩子，再这样下去，等到有一天他出现严重自伤，学校的流程就是会让他转学、休学。到这一步，我们心理老师就插不上手了。不久前，我接待过一个孩子，发现他存在自伤。按流程规定，我会把这样的孩子评估为高风险并上报给年级主任。但那次上报后，我再没收到关于那孩子的任何消息了。一个月后，我向别的老师问起来，才知道孩子已经转学了。休学的孩子想再回学校，需要拿一个医院开的临床痊愈诊断，学校还要跟家长确认，如果执意让孩子来上学，出什么问题跟我们没关系。但我也怀疑，家长拿来的诊断书是不是真实的。因为我看到一个孩子休学了，一两周后家长就拿来痊愈证明了。1100多个学生里筛出6个有自杀风险的，我甚至没有找他们聊一聊现在学校对心理老师的工作没有明确的考评。好处是出了安全事故，年级那边责任都分不过来，分不到我们头上。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工作的意义也很有限。我发现在学校领导眼里，我们的心理工作约等于0。首先是要不到经费。今年一年，我们两个心理老师加起来只有900块经费，那个老师买了一些道具，我买了俩枕头。我们很想买沙盘，是一种咨询中能用到的工具，可以引导孩子们更自由地讲出自己的故事，也是一种宣泄。但沙盘两万块，学校没让买。开学时学校要给高一学生做心理健康筛查，但没买测评软件，我们自己印60道题的量表，让学生用考试的机读卡完成。做完筛查，1100多个学生里筛出了6个情况比较严重的，有自杀风险的，按理我肯定要和这6个学生聊一聊，其他中等风险的学生也需要观察和追踪。但我们没去做这个工作，只给学生建了心理档案用作内部留存，告知了班主任、安全主任、年级主任，就结束了。为什么学校不重视还要做筛查呢？他们的说法是，看到其他学校做了，所以我们也要有。心理老师的存在，我猜测也是出于上级规定——早在2012年，教育部就出文件要求每所学校至少要配一名专职心理老师。当初我来这个学校，是想帮助学生的。因为我之前的高中在河南县城，也是这个环境，那三年我过得非常不开心，感觉自己就像在洗衣机里面翻滚。后来我读了心理学，想当一个高中心理老师。我觉得我对这份工作是有感情的，但我现在的目标是能在某一刻去照亮某个人就可以了，照不亮也没办法了。坐标：深圳——初中重点校喜欢的女团解散了，学生也会来咨询我们学校是深圳的重点学校，家长大多是高知中产，心理老师这个岗位在我们学校已经存在十多年了。并且，我是一个专职心理老师，不兼任何非专业的工作。去年，我接待了100多个学生，平均每天一个个案，时长超过区教育局对心理老师每年心理辅导时数要求的1/3。深圳的初中生会有一些我们不太能想到的心理问题，比如追星、追动漫、打游戏。这些对他们很重要，但很难被家长理解，而且支出比较大。有的家长摔手办，引起孩子很大反应。有女孩会因为喜欢的女团解散了，就来找我咨询。我把这理解为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客体丧失了，就像失去了一个朋友或伴侣，可能程度会轻一点，但本质上是一类事。这些孩子往往学业压力大、人际交往不适应、亲子关系不好，把追星当作精神寄托。当他们压力很大时，偶像是真的能给到鼓励，但长期又耽误学习，然后压力更大，更沉迷，陷入恶性循环。他们说“好想死”、“想跳楼”，但大多是想寻求情感支持个案中，9/10都是学生主动找我的。其实并不容易——要对老师建立信任，还要克服说出自己不好一面的羞耻感。心理课是建立信任的重要机会。我们每个班两周一次课，我上课的目标不是纪律好，而是要建立关系。当他们很吵，我就说，我注意到现在你们有些兴奋，能不能安静一下，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我尽量不评价和批评他们。这样熟了之后，经常是我走在路上，就会有学生对我说，啊心理老师，成绩出来了，我好想死——他们很爱在我面前说“好想死”、“想跳楼”，但大多是想寻求情感支持。这时我会拍拍他，说快跟我说说，怎么了？听他讲完，安慰完，我会邀请他来咨询室聊一聊。慢慢就有学生主动来咨询室了。他们通常会说，老师，我有点“难受”——孩子们还不会描述具体的情绪或感受，只会说“难受”。要么就是A带着B来，说老师，B想跟你聊聊。班主任送霸凌者来矫正，我更关心他为什么施暴也有不到1/10是家长、班主任转介绍的。家长求助是因为孩子手机成瘾、厌学、在家发脾气不沟通。老师来求助，主要是学生实施了霸凌或有行为问题。但往往心理老师和班主任的视角不一样——我更关心他为什么选择施暴，而不是对他进行思想矫正。出现校园霸凌后，我经常会连着接两方的咨询：前一个是受害者，下一个就是施暴者。这时我会尽量保持中立。因为这些施暴的孩子，自身也有很多痛苦和局限。他们的家庭，要么管教无力，要么就是也存在暴力。他在家里是受虐者，在学校就变成施虐者。有一个施暴者，爱说他们班谁谁娘娘腔，谁谁公主病，班上一部分人还很认同他，会跟着他起哄。班主任把他带到咨询室，他很不配合，我俩面对面坐一节课，大部分时间在沉默。后来，他说：我觉得来这儿的都是很脆弱的人，说他们班谁谁，被他欺负了，来咨询室哭一下就得到了同情，回去的时候还拿着一个巧克力。他爸妈对他比较严。他身上有股江湖气，认为男生就不该掉眼泪，不该露出脆弱的部分，所以他对其他人的这些表现非常鄙视，来咨询也会让他觉得有些羞耻。我就对他说，其实来找我聊的人有好多，并不是像你说的都有问题。然后，我会跟他聊聊他感兴趣的事。一次访谈，我几乎帮不到他什么，但可以建立下关系。之前，他会故意在我的心理课上写作业，也不听讲。但后来，他在课上会跟我互动了，也不再写作业。我想，未来他如果遇到什么事，也许会想到找我。当女孩要自杀时，我感觉我学的专业知识都忘记了在我的辅导案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危机干预事件。那天下午，一个初三女孩走进心理咨询室，很明确地跟我说，她想要自杀。我认识这个女孩，她遭遇过校园霸凌，成绩不太好，亲子关系也很糟糕。从前，她找我做过几次咨询，后来就断了。这次时隔一年，她又来了，对我说她和最好的朋友绝交了，彻底失去生活的支点，再加上初三压力大、家里长期对她语言暴力……所有这些堆在一起，她就撑不住了。我俩坐在咨询室，她反复说想死。我一直听着，帮助她平复情绪、做安全计划。中途，我让班主任联系家长，可是家长没有到学校。一段时间后，我看她情绪稳定了，就让她出了咨询室，先回教室。结果放学后，女孩还是站到了附近一栋楼的楼顶。她最终被救了下来。但事后，我一直在反思，我为什么会放她走啊？我明明应该一下午啥也不干，耗着，就等家长来把她接走。我发现，每一方包括我自己，都会在应激状态下生成防御。我当时想的是：我已经通知了家长，家长应该会配合，会保护好她的。而家长的想法是，孩子在家经常喊死喊活，是在发泄情绪，不是真的要实施。在此之前，我希望让危机干预流程化。但事情真的发生了，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制定的危机干预手册老师们是否认真读过？我们也没有实践过。在那一刻，我感觉我学的专业知识都忘记了。家长不配合，心理筛查也没用其实，这个女孩入学时就被我们筛查出是高风险。区里有统一要求，各中学近5年都要做新生筛查。风险分两个等级。二级预警是指可能有焦虑障碍、强迫，或有些抑郁发作的症状，这些学生我们会请班主任帮忙观察，简单访谈，并强调要保密。一级预警是高自杀风险，有明显的精神病性的症状，比如幻觉、妄想。会由两位心理老师做访谈。今年，我们筛出每个班（48人左右）平均5到10人有风险。特别严重、典型的抑郁症不多（全校确诊的在30人左右）。目前，筛查结果不会跟着学生档案走。但今年，上级有新规定，要求各校把已确诊患有精神疾病的学生名单、联系方式、身份证号报上去。在我看来，这违反伦理。所以我们将这些信息进行了隐私保密处理才上报，也就应付过去了。中等程度的个案，一般学校老师都装作没事人，不会对孩子区别对待。但对确诊了的孩子，老师们会在学业上对他们网开一面。我们很少建议孩子休学，强调“遵医嘱”。但现在精神科医生也很少做出明确判断，还是让家长自己做决定。问题就在于，一些家长对就医不太配合，说“好好的怎么可能有这种情况”、“我觉得他就是学业压力大，拿心理问题来当借口”。那个走上楼顶的女孩，开学时我们就建议家长带孩子就医。我和她爸妈分别沟通过好几次，说不动，也没有办法。危机事件后，家长终于带她去医院了。医生建议住院，他们不愿意，签了保证书说还想回学校试试，后来发现她上学真的不行，就休学了。成年人不开心可以换单位、搬出去，但孩子没得选虽然我们学校已经非常支持心理老师了，但我感受到的困难是，成年人工作不开心可以换单位，家里有问题可以搬出去，但孩子几乎只能生活在他们的压力源里。如果把我们的工作比作撬地球，成人的反思能力、认知能力、对情绪的觉察也会好一些，你找杠杆稍微一撬，他自己就能动，但跟青少年工作，你会发现你撬不动。去年，我接过很多长程个案，有两个情况比较严重的女孩，来咨询过20多次。她们面临的困难都非常实际：家庭争端、友谊问题、已经确诊的抑郁。我能做的太少，只能是共情。常常有种尽力在做，却发现力量很小的感觉，一个变量就能把你的成果打回原型，比如中考来了，或者家里的纷争。赖在咨询室的“校霸”们，又回到了厕所有段时间，咨询室里还聚集了一群“校霸”，五六个，男女都有，会抽电子烟，有时会打架。他们不上课，不是待咨询室就是待厕所。我让他们走，他们就耍赖，说再坐20分钟。我挨个跟他们聊了厌学的原因，发现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有家庭问题。比如，有的孩子爸妈离异，忽视孩子，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在我这儿待着，有时聊天，有时睡觉，有时就是嘻嘻哈哈打闹。他们聊最近新开的咖啡店、怎么炒鞋、他们群体里的一些八卦，还有吐槽爸妈和同学。起初，班主任还来找我，说别让他们来了。但后来，班主任放弃干预了，跟我说辛苦你了，保证孩子们安全就行了。他们讨厌学校，觉得很压抑。因为抽电子烟，他们都被通报批评过，也因此承担了一些本不该有的评价。比如有老师说一个女生，“一看就谈过很多次恋爱”、“一看就是那种抽烟打架的”。对这样的话，他们其实很敏感，于是就只能抱团取暖，越抱团情绪越扩大，更难回归。几个月过去了，我想不能总这样。他们这个状态，就像个毒泡泡，被一团安全气体罩住了，没人去戳它，毒泡泡会一直存在下去。于是有一天，我对他们说，以后不能在上课时间待在咨询室了。我还给他们拉了个微信群，在群里重申了一下。他们说，对不起。之后渐渐不来了。后来我发现，他们又回到了厕所。再后来，他们中有人转学、有人休学，小团体渐渐散了。坐标：北京——九年一贯制学校
小学生的心理困扰：“a跟我玩得好好的，为什么还跟b玩？”我接待的个案数也和那位深圳老师相近，不同的是，我的来访者很多是小学生。他们还没有太重的学业压力，主要都是人际交往问题。一些孩子对人际关系微小的变化都很敏感，特别是四、五年级，他们的“朋友”关系很不稳定。曾有一个女生给我讲她对“朋友”的理解：朋友就是我有题不会，她能给我讲。这个描述看起来很轻易，可是一旦失去这样的朋友，她看得很重，要来交流。另一个女生来过辅导室5次，都是讲自己的人际变化故事，剧情几乎都是“a跟我玩得好好的，为什么还跟b玩？而且和b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多”。她反复问为什么。我试着告诉她，选择玩伴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是一件非常自然、现实的事，也会反问她：那你对待不同的朋友是完全一样的吗？但她对我说，她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待人接物应该有绝对的公平，为什么会有人对别人很好，却忽略自己呢？“为什么不正直的同学反而混得很开呢？”六七年级的学生还有一类心理问题是，班上一些孩子，在老师面前会表现很好，老师一走就马上对同学不友善。有孩子会对这类事很困扰，为什么这些人表面一套、背地一套，老师还很喜欢他们？孩子们也很看重头衔，当那些“两面”的孩子当了大队干部，他们更会想，为什么不正直的同学反而混得很开呢？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会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不都是美好的，也有一些阴暗的地方，包括现在媒体很发达，他们自己会掌握很多信息，有时会产生非黑即白的极端想法。我会共情他们的感受，也会如实地说，这种现象的存在，就是当前社会现状的一部分。但我不会直接给他们输出价值观，也不会一次就把这些问题讲明白。有时，我会把他们的想法像时空胶囊一样，封存一下，过几个月或者下学期，再跟他们探讨这些话题，他们也会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在变化。我们有会谈室（两间）、休息室、辅导室、音乐治疗椅和宣泄人……我的大多数日常工作就是面对孩子们这些微妙的心理。除此之外，我们还开展了针对老师和家长的心理工作。每周一次，通过音乐、舞蹈、心理剧这些艺术表达的方式，帮老师们放松身心。另一方面，我们邀请校外专家，来给老师们做心理健康讲座，提高他们对学生心理问题的识别能力。也有家长课堂，每两周请一位专家线上开讲，比如如何识别儿童的情绪、学习的核心素养，通常都有上百个家长报名。我所在的学校是北京一所市重点，学校对我的工作也很支持。尤其体现在经费上，甚至比大学的还要多。我们的心理辅导室包括两间会谈室、一个预约等待的休息室、能组织15人活动的团体辅导室（用于心理社团和心理选修课），还放了音乐治疗椅（用于冥想放松的按摩椅）和宣泄人（被打的玩偶）。想做一年级多动症的测查，但上级担心引起不好的舆论反应感觉像是在体制内创业：有人给我场地，给我钱，我可以比其他大多数学校的心理老师开展更多工作。但随后我也体验到了，当我想再往前一步，受大环境影响，推进很困难。我一直想做小学一年级多动症的测查。这些孩子很难遵守规则，容易冒犯别人，也很难集中注意力学习。但家长往往不知情，认为孩子是行为问题，还会骂孩子，而一旦错过关键期，三年级后再干预就很难了。我做了市场调研，想买个针对多动症的测评软件。我想家长可以帮孩子一起填测评，出结果了，就可以跟班主任沟通，也建议家长带孩子去专业机构做排查，这样早发现早干预。但最后没买，因为区里说，学校最好不要私自去测评。他们担心的是，现在大家普遍对多动症还缺乏认知和理解，做筛查家长会恐慌，引起不好的舆论反应。其实只是规避了麻烦，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上报了孩子的个人信息，却没有得到更实际的帮助疫情后这两年，从上到下都高度关注心理问题。区里还建了线上危机干预管理系统，让各校把确诊了抑郁症的、有自杀、自伤等极端行为或意念的孩子，信息都填进系统，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家庭背景、心理健康状况、诊断和服药情况。要求30天更新一次。我们跟家长说，区里建这个系统，能集中各种资源，给孩子一些支持。基于这样的考虑，一些家长同意上报。我们也很期望区里汇总信息后，能有专家给指导，帮助到孩子。可是，我们上报后没收到任何反馈。我很困惑，那这个系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即使在北京，儿童精神科医生也不够，看病看不过来严重的个案，需要就医，但儿童精神科挂号并不容易，因此需要有一条从学校到医院的绿色转诊通道，一是方便学生加号，二是心理老师可以和医生形成工作同盟，及时沟通孩子的情况，能更有效率地帮到孩子。正好我认识一位儿童精神科医生，就去拜访他，讲现在学生自伤的问题。医生听了就说，以后像这种超出心理辅导范畴的情况，可以及时联系他，通过学校来加号。其实，这种合作应该是更大范围、更高层面的，才更好落地，并且很多大学早就有这样的通道了。之前区里培训，我讲了当前类似的困难，期望区教委可以对接这件事，得到的回复是：老师们，儿童精神科医生太少了，很难满足所有学校的需求。去年，我听一个北大六院精神科医生的讲座，她也说她真的看病看不过来，要建绿色通道，还是需要更多人力才好实行。所以我也理解，儿童精神科医生确实是稀缺资源。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一小时收费800元以上，学校很难招到很多的阻碍，似乎归根到底都是因为缺资源，包括心理老师这个岗位。我们学校早在2017年就开展心理工作了，但在去年我来之前，只有一位心理老师，是教政治的。我面试时，才知道招一个专职心理老师有多难。校长说，这几年他们面试过很多人，但都缺乏实践经验。（作者注：一位桂林的心理老师告诉我们，当地小学不仅找不到有实践经验的，连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都很难找。疫情前，当地小学几乎没有心理老师。疫情后青少年心理问题加剧，市里要求配备，各校才紧急招聘。情急之下，有体育老师转做了心理老师；也有新入职的心理老师，应付完检查，就转做了数学老师或语文老师）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都是个性化的、很复杂的，参照教科书上的诊断条目根本不足以准确判断一个孩子的状况。但真正有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一小时收费能在800元以上，很难有动力到中小学做一名心理老师。我是作为应届生被录用的，因为读研时在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兼职，积累了300多小时的经验。目前我的想法是，把心理老师这份工作继续做下去。*数据来源：《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直播预告 | 下周三（12月15日），我们邀请到了少年商学院明星导师陈璐，她将与大家分享关于：「高效能孩子的时间管理是如何练就的」，点击下方“预约”，并即可预约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