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流行病”——从当代生物伦理学来看

在文章《什么是流行病——从当代生物伦理学来看》中，作者Jonny Anomaly指出：“对‘流行病’这一词语的滥用已成为一种流行病。”作者研究了历史上对于流行病的几种解释，探讨了该词语本身被过度延伸的可能动机，并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应该更谨慎地使用它。

流行病的新与旧

“流行病”一词可谓由来已久，其最早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希波克拉底的简介书《流行病学》。而希波克拉底对于“流行病”的使用，主要是集中在医学上的病例描述。希波克拉底使用该词来描述爆发的季节性疾病，尽管他对感染的病因学知之甚少。”而在超过两千年的时间里，该术语被用于表示人口中疾病或疾病症状的突然增加。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演变成指向单一疾病，但是其基本含义在两千多年中基本保持一致”（Anomaly， 2014）。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流行病的主要定义仍然是“在特定时间在社区中广泛传播的传染病。”尽管某些解释仍稍显模糊，但它很好地抓住了普遍认为的“流行病”与特定人群中的传染病激增的关系。

作者在《牛津医学同伴》第一版中找到了对流行病更为精确的解释，该书将其定义为“某种疾病的突然爆发，使得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社区或区域内遭受疾病折磨的人明显增多。与通常情况相比……流行病的程度和持续时间是由诸如致病病原体的性质和传染性、其传播方式、已有免疫力和新获得的免疫力等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然而，仅在15年之后，《牛津医学同伴》的第三版反映了该术语的更新和较为宽泛的用法：“流行病是指明显高于正常预期的疾病病例数。”（Anomaly， 2014）。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词条删去了流行病传染性和持续时间的特征。而部分其他词条则将其“疾病”的特征也一并去除，导致了现在许多人也将流行病定义为“会对任何人群的健康或福祉产生负面影响”的不良事件。Anomaly强调，《牛津在线词典》提出“流行病”的次要定义包括：“突然发生的，广泛传播的特定不良现象”，并列举了“流行性暴力”作为这种术语的一个例子。对此，Anomaly认为，较新的 “流行病”的含义存在三个主要问题：缺乏精确性和解释力，在政治上存在争议，并且对流行病学（始于流行病学的研究）和公共卫生（负责治疗和预防流行病的医学分支）的普遍理解造成了负面影响，使得这两项领域缺少了明确的任务或独特性（Anomaly， 2014）。

“流行病”新定义的三个问题

首先，Anomaly提出，流行病新定义的第一个问题是，它太包容了，无法指出明确的问题。 例如，如果我们将流行病定义为“人口中异常多的人受到突发事件的不利影响”，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截肢者的增加视作流行病。同样的，由于季风导致的淹死在河中的印度儿童人数激增，以及在印度尼西亚2004年海啸之后造成的伤亡同样可以看作流行病。但是Anomaly指出，“这些并非是医学上重要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讲，由此造成的伤害是出乎意料的，但是很少有人认为它们是流行病。主要原因似乎不是由传染源引起的。在这三种情况下，都有明显的常见伤害原因，但是并未发生人与人之间传染的现象”（ Anomaly， 2014）。

关于流行病的新定义的第二个问题是，它的使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操纵。对于记者，政客和科学家来说，将全球性问题称为“大流行病”（跨界流行病）变得越来越普遍，因为“公共卫生危机”等词语更加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即使对于传染病，是否将最近爆发的禽流感和猪流感都标记为“大流行病”也引起了争议。部分人怀疑给他们贴上流行病的主要动机是提高公众意识和政府资助”（Anomaly，2014）。 “因为由于传染病引起的流行病和大流行病是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可怕事件，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重大牺牲。相关的牺牲包括：获得前往某些地区的自由以及支付更高的税金以资助疫苗接种和疾病监测计划。如果人们愿意为了减少传统流行病的威胁而做出这些牺牲，也许活动家认为他们将更愿意通过限制性法律或更高的税收来解决看似并非流行病的问题，例如肥胖，自闭症和收入不平等等问题”（Anomaly，2014）。正如公共卫生教授Eileen O'Neil和Elena Naumova所争论的那样，当用“爆发”和“流行病”来描述肥胖和自闭症等问题时，其动机可能是操纵公众舆论以证明后续的配套政策是正当的。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科学家和科学术语应该避免这种趋势。当医师，科学家和公共卫生活动家声称“X是一种流行病”时，这些词会让人联想到迅速传播的传染病的图像。而在最近，网络上也兴起了关于世界卫生组织是否将中国列为“疫区国”的谣言。但是在事实上，“疫区国”这个说法并不存在，WHO从来没有将整个国家划为“疫区”。在这样的谣言背后，是关于疫情是否会让经济倒退的恐惧，和相对的社会、政治变化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对该词语的使用已经超越了病理性，转而指向了其政治性和社会性。

关于流行病的更广泛解释的第三个问题是，流行病学家（主要工作是发现，描述和应对流行病）不一定适合解决其范围之内的许多问题，例如贫困，强奸和失业。流行病学家对导致这些疾病的原因或如何最好地治疗这些疾病没有专门的专门知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通常更适合告诉我们如何改善就业前景，建立最大限度减少暴力的机构等等。当然，流行病学家应该从不同领域中寻找和综合知识。但是，当我们被告知暴力犯罪是一种流行病时，我们并不应该向流行病学家寻求解决方案，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寻求与此更加相关的专家的建议。相对应，当我们讨论传染病传播时，我们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来听听传统的流行病学家所提供的指导和建议（Anomaly，2014）。在前段时间，微博上也出现了许多由于疫情导致的群体性心理问题，比如在毫无症状的情况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感染了新冠型肺炎。对此，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陈雪峰给出了明确的心理学专业建议，并鼓励若有“疑病状态”者认真对待，去心理科、精神科进行诊治；主动寻求心理援助。由单一传染病引发的问题可能是多样的，而只有将问题细分化，让对应的专业人士给出专业意见，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新定义带来的沟通风险

Anomaly强调，伴随着流行病的新定义而来的，是在使用该词语时的沟通不明确。例如，医生和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可能难以向非专业人员解释相关风险。 可以说，传达与流行病相关的风险的最好方法是明确描述其特征，例如传播速度，新病例的数量以及症状的性质和严重性。如果流行病的定义有了更新，更广泛的定义，我们至少应该明确这种病是否确实具有传染性，以及它是否对许多人造成负面影响。

事实上，Anomaly担心过分宽泛地使用“流行病”一词，可能降低人们对于专家意见的信任。以成人肥胖为例。肥胖被标记为“爆发”和“流行”，并且越来越被称为“大流行”和“公共卫生危机”。但是，体重超重的人处于西班牙流感受害者的差异是巨大的。一方面，肥胖的行为方面往往是自愿选择所致；而感染传染病往往是被动的。“更重要的是，成年人没有像我们感染流感和其他传染性疾病那样感染肥胖，并且没有单一的病因能导致人群中肥胖率的变化”（Anomaly，2014）。

但是，如果“流行病”和相关术语（如“爆发”和“大流行”）的定义继续沿当前方向发展，“则公民和政策制定者很可能会以淡然和潜在的敌意向新的公共卫生警告致以回应” （Anomaly，2014）。随着该词的含义变得越来越模糊，许多人可能会忽略即将流行的警告。最近一篇有关流行病的文章的作者担心，公众信任可能会受到威胁：缺乏精确性是疾病监测的不确定基础，会导致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因无法以适当方式制定合理的政策，同时面临失去公众信任的风险。

“真正的危险在于，当发生实际事件时，[流行病或爆发]一词的作用力已被用尽，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之间以及与公众之间有关灾难性事件的交流都可能受到阻碍。由于过度使用和不精确，依赖公共行为改变的政策建议可能不会被认真对待” （Anomaly，2014）。我们可以随意使用文字和部署概念，但是我们应该警惕以增加恐惧感的方式描述医疗状况的风险，坚持准确地描述客观上的问题（Anomaly，2014）。

同样的，在面对严肃的公共卫生事件时，我们应该规避使用粗俗的、拟人化的、乃至诉诸情感的表达。尽量客观、完整、准确地描述问题，给出实际的解决方案。在疫情面前，人们或许会显得比平时更为脆弱、焦虑、敏感，然而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越应该理性地去传递信息，并将其视作一种责任。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和新闻工作者应明智地听取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政治与英语”中的禁令，以谨慎选择我们的措辞：“人可能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而去喝酒，然后喝酒而更加彻底地失败。这与在英语这门语言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一样的。由于我们愚蠢的思想，这门语言变得丑陋而不准确；但是使用粗俗的语言，也使我们更容易拥有愚蠢的思想。”

引用文献：

Anomaly， J. (2014). What is an Epidemic?: Currents in Contemporary Bioethics. The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 Ethics， 42(3)， 389-391.

G. Orwell，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1946， available at < http:// www.npr.org/blogs/ombudsman/Politics_and_the_English_Language-1.pdf > (last visited August 1，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