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位作家临死前的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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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一书推荐的是凯蒂·洛芙的《暮色将至》。作者选择了五位在她看来“对于死亡特别敏感”的作家，梳理他们的作品、信件、笔记、贺卡等，并采访在最后时刻陪在他们身边的人，以死亡为起点，书写这些伟大作家的一生。

你想过要如何面对死亡吗？深信自己在死亡面前是例外的苏珊·桑塔格或许能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四十岁时她已是乳腺癌晚期，六十岁又被诊断出子宫癌，但她一次次化险为夷，并在八十岁时写道：“我闪烁着生存的光辉”。她以惊人的意志力与命运抗争，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私人神话。

《暮色将至》

[美] 凯蒂·洛芙著 / 刁俊春 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死亡是唯一的真实

文｜徐言

“唯一真实的就是死亡，因为它是一切未来的未来。”让·埃默里在《变老的哲学》如此解释死亡这回事儿。死亡，总是以其最神秘而不可知的姿态，在不确定的前方翘首以待。这种庞大的、不可操控的未知让人恐惧。然而，作家苏珊·桑塔格却有足够的勇气写下：“一个人无法坚定地看着死亡，就像无法直视太阳一样。”

写作必然出于试探，正如饱受疾病折磨的桑塔格，写下《疾病的隐喻》，来直视疾病及其导致的道德批判、政治压迫。而凯蒂·洛夫写作《暮色将至》的动机，也是其直视死亡的一种尝试。在《暮色将至》中，洛夫写道：“我真正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对死亡的恐惧。”这恐惧让她难以忍受，以至于试图用写作找到出路：“如果我可以在书页上捕获到一种死亡，那么我将修补或者治愈某种东西。我会感觉好一点。”

于是，凯蒂·洛夫选择了五位在她看来，“对于死亡特别敏感”的艺术家，梳理他们的作品、信件、日志、笔记、贺卡、涂鸦、访谈以及手稿，并且访谈他们身边亲近的人及其管家或者夜班护士……当这些艺术家，面对自己的死亡时，如何处理这个命题呢？

这五位艺术家包括，深信自己在死亡面前是例外的苏珊·桑塔格，拒绝服用任何药物、自己选择死亡时间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因疼痛俯身在打字机上、写作到最后一刻的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写下“不要静静走入长夜”却宿醉致死的诗人狄兰·托马斯，以及永远像孩童一样、对死亡抱有纯粹的好奇的绘本作家莫里斯·桑达克。

凯蒂·洛夫力求客观、深入，她跑了非常多的图书馆、做了非常多的访谈。在这本书内，她尽量“避免浪漫化”。于是完成的《暮色将至》，已经可以当作传记来阅读：一本倒叙的传记，从死亡开始，书写这五位艺术家的一生。

文学研究或艺术人物的传记，难免需要引述艺术家讲过的话，引用他们写下的词句。引述的情境、合理与准确，决定了引述是否平庸。在《暮色将至》中，虽然洛夫多处引述 5 位艺术家的资料，不过这些引述读起来非但不干涩，还经常在关键时刻，以传主本身风格，把内容推深。这也许正来自作者对这 5 位对象饱含的深情，对其人、其作品的通读与熟悉。

整本书的写作与结论，借洛夫自己的语言来说明：“在研究它们的时候，我发现这些死亡肖像极其地、出人意料地安慰人心。生命之美不断溢了出来。那些为此而努力的强大灵魂，给人启发……我所写作的这些人一辈子过着伟大、鲜活、辉煌而多产的生活。在临终的那些瞬间里……所有的而一切都纷至沓来，甚至浓烈。这些都是美丽的，尽管死亡并不美。”

即使我们没有力量与意志，可以平静凝视、觉察出生命与死亡的美。然而，在书中读到别人曾经如此坚韧、努力，把自己纳入一个永恒的艺术作品之中、看到别人曾经那样活过，应该也能感到安慰。凯蒂·洛夫在最后提到：“我们创造安慰给自己。”

“我们创造安慰给自己”，重点在于“创造”而非安慰。现成的、制式的、事不关己的安慰，在死亡面前不会有多少力量。死亡永远是一个人自己的事。然而，创造是什么呢？文学艺术中，死亡是永恒的命题，有死亡才有那么多对生命的探问，于是文学艺术作品生生不息，这就是创造。书中提到的 5 位艺术家，把对死亡的恐惧，创造为存在的警觉与反思，创造为自我表达的艺术，创造为生前最后一刻的个人风格。

同样，凯蒂·洛夫借着写作《暮色将至》，力图克服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在字里行间与死亡相对，用庞大的访谈资料与作品文本梳理出一个个面对死亡的传记，这当然也是创造性的。大概也正是这种敢于探寻、直面而引发的“我们创造安慰给自己”，才可能使我们在死亡的恐惧与威胁下，平静地思考生的价值。

（以下为新书选摘）

苏珊·桑塔格的个人神话

文｜凯蒂·洛夫

假如这个地球上有谁能决定不死的话，那么非苏珊·桑塔格莫属。她的意志是那么强烈，那么坚定，那么不愿意甘心接受普通人的命运，或者我们其他人注定要承受的结果。她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人，别人会认为人生在世，有些事情注定要做或者注定要经历，她并不把这种想法完全放在心上，因为她是 —— 并且一直都是 —— 超越芸芸众生的人。然而，就在圣诞前夕，她躺在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病床上，做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那些围在她身旁的人看起来，十分像是大限将至。

▲苏珊·桑塔格

一天晚上，在她的病房里，她和朋友莎伦·德拉诺一直到深夜还没睡，听着贝多芬后期的弦乐四重奏。桑塔格的神情非常恍惚。她的心情还足够好，给莎伦讲了一个她最喜欢的笑话。“将军把他的部队放在什么地方？”莎伦答道：“我不知道。”“放在他的袖子里。”

桑塔格一边说，一边微笑。

第二天，她清醒了很多。莎伦来的时候，苏珊正在读德国导演法斯宾德的少年读物，接着她们一起看了两部电影。莎伦不得不频繁地按下暂停键，因为苏珊整部电影从头说到尾，不停地评论和注解。

苏珊同莎伦相识已经有些年头了。她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相遇，那时候莎伦在《纽约书评》做编辑。当时，苏珊正处于第一次癌症的恢复期，她不想一个人待着，于是打电话给莎伦，后者赶了过来，在苏珊位于河滨大道的公寓里同她做伴。

莎伦曾经是《名利场》、兰登书屋以及《纽约客》的编辑，在这些地方她负责苏珊的作品。表面上看，莎伦给人感觉很强势，但是对于她的朋友而言，她为人温暖有趣，并且极其忠诚。

桑塔格的第三次癌症症状开始显现，她的女管家苏基·琴坎 —— 她已经同苏珊相处十年有余了 —— 在给苏珊放洗澡水的时候，发现她的后背上有淤青。苏基一周为苏珊工作五天，搞搞卫生，做做饭；她们之间不停地闲聊，而别人则一头雾水。

2004 年的 3 月，诊断出来了：骨髓增生异常，可能导致一种特别凶险的血癌。桑塔格的儿子，戴维·瑞夫 —— 一名五十二三岁的记者 —— 在最初的检测结果出来后，陪着她去医生那里做了一次复查。

戴维很高，非常优雅，就像罗马硬币一样英俊。他的神情有几分像是一个皇太子，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民主国家。

医生指出了可能出现的最严重情况：没有任何治愈或者缓解的机会。他建议桑塔格什么也别做，用剩下的六个月左右时光好好生活。

在苏珊的诊断结果出来之后的几个星期里，苏基注意到她有时候会说“哇哦，哇哦”，然后闭上双眼。苏珊告诉她那是疼痛。

不可避免地，这次最近的疾病让人们想起桑塔格在 1975 年第一次恐怖的癌症诊断。当时她四十出头，被诊断出乳腺癌四期。在她最初咨询的那些医生中，没有一个认为她有一丝一毫的希望，但是她找到了侵略性的疗法，活了下来。从那以后，对平凡疾病和平凡结局的超越，成为了她身体的部分，生命的丝缕 —— 她就是一个寻求治疗的人，她解答她的疾病，仿佛它是一个数学问题，或者是一个最高等级的逻辑拼图。“我闪烁着生存的光辉”，她在八十多岁时写道。与死神的冲突构成了她那黑色魅力以及作家姿态的一部分。在一篇关于摄影的文章里，她写过有关“死亡的性吸引力”，这就是她所呈现的一种性吸引力，那种不断靠近它、吸进它的气味，然后转身而去的危险与兴奋。

她的乳腺癌是极端凶险的，所以康复以后，她的心中更加坚定了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视作非比寻常的观念。换个角度看，是她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视作非比寻常的观念，坚定了她对待癌症的态度。莎伦说道：“因为她是如此生猛，因为她对权威是抗拒的，所以她的本能就是去对抗它。她立即判定医生们是错误的。在当时，第二意见的想法还不普遍……但是她非常勇猛，直接走了出去并且获得了一个（第二意见），然后活了下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她的身份和思想的确证。她没有循规蹈矩，而是我行我素，但是活了下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强化了她之所以是她的一切事物，以及她所作为的那种思想家。那意味着，当她下一次、下下一次再生病的时候，她认为她可以同样化险为夷。”确实，1998 年她被诊断出子宫癌的时候，她竭力追寻各种辛苦的、侵略性的疗法，化疗、手术，然后她死里逃生。

在她的笔记中，你可以不断看到她自我神话的行为和努力，她坚持不懈地摄取各种生命的原材料，并把它们整合为一种观念：自己是非比寻常的。当然，每个人都这么做，但是桑塔格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比别人多了百万倍的投入，强度也更大，因而也更加成功。她的神话无所不包，充满诱惑。她的一个朋友评论道，她有一种“明星气质”，不是指她的美貌，而是指她寻求关注的欲望，以及对神话的自觉运用。她在日志中斥责自己：“不要有太多的微笑。”“软弱是一种传染病。强者理所当然避开弱者。”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她想成为那种人的意志，她不断地自我修炼，缝缝补补，仿佛这种意志是一篇文章。她二十四岁时写道：“在这本日志里，我更加坦率地表达了自我，这一点在我表达任何其他人的时候是做不到的，但是不仅仅如此：我创造了我自己。

她想要脱胎换骨的欲望，一直非常强大。她十六岁进入伯克利，一个学期后转学到学术上更加严苛的芝加哥大学。在那里，她遇到一位比她大很多的教授，菲力普·瑞夫，十天后，她决定嫁给他。她在哈佛获得哲学硕士学位，然后离开了瑞夫和他们四岁的儿子戴维，一去好几年。期间她在牛津和索邦大学学习，那时候，她感觉那些是她需要做的事情。

从少女时期开始，桑塔格的个人神话就通过她对普通事物的鄙视和疏远而得以预告。她曾经嘲笑她的好朋友斯蒂芬·科赫拥有存款账户和医疗保险，因为那是普通的、中产阶级的人们才有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不会拥有存款账户或者医疗保险。

在她乳腺癌康复后的早期访谈中，她看上去似乎沉醉于与死神的近距离接触。她在1978 年《纽约时报》那场几乎令人眩晕的访谈中，是这样说的：“它给我的人生添加了一种凶猛的强度，而那一点一直叫人心旷神怡……知道自己要死了，真是奇妙；它真正地让你认清了事情的轻重缓急，并按序为之。那样的感觉现在已经有几分消褪了；已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我感觉不到彼时的那种迫切性了。某种意义上，我感到遗憾；我宁愿保留住一丝那样的危机感……我认为，同生命和死亡保持联系，是件好事。许多人穷其一生让自己防备生命是一场闹剧的想法。我认为，最好不要试图阻碍这些冲突……当你积极而自觉地面对它们的时候，你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能量。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种尽最大可能去关注的方式。”

在她接受乳腺癌治疗的过程中，她并没有停止工作和思考，也没有停止努力地去工作和思考。在化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她记下笔记，为了那本优雅的、有影响力的论著《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在这本书中，她反对那些围绕在疾病周围的各种各样的幻想。她指出，病人要做好准备迎接治疗的艰苦工作，真正需要的是头脑清晰，理性思维，以及医学信息，而不是诗歌和充满情感的信念。在病房里，她在日志中这样写道：“我已经变得害怕我自己的想象了。”而她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调查和拒绝的正是这种恐惧。她写道，我们赋予疾病的那种想象，那层浪漫，其本身就是暴力的，充满破坏性。

《疾病的隐喻》

[美]苏珊·桑塔格 著/程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在苏珊被诊断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之后，苏基有时候会在起居室里面过夜，因为苏珊不想孤零零一个人。一天夜里，她被苏珊的尖叫声惊醒。她感到恐慌。苏基之前从来没见过她这样。苏基坐在床边，抱着她，开始祈祷，她能够想到的也只有这些了。“主啊，赐予苏珊安宁吧。”

在她优秀的短篇《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 —— 那是一篇关于疾病和生病是什么样子的故事 —— 中，苏珊写道：“即将死亡是一个令人惊奇的高峰体验，他对昆廷这样说。有时候我感觉太他妈好了，太强有力了，仿佛我能够跳出这副臭皮囊。我是不是快疯了，还是什么？我从大家那里获得的这一切关注和悉心照料，是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梦想着被人爱？这是毒品吗？或者其他什么？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有时候我认为它是一个奇妙的经历。”她是在 1986 年写下这些的，那时的她知道即将死亡的感觉是什么。她作为一个即将死亡然后又死里逃生的人，写下这篇故事。

2004 年的春天，在她被诊断出白血病之后，她把公寓变成了一个医学研究中心。每个人都在网上搜索，朋友们不断打电话进来，给出各种建议，告知一些医生的名字，以及一些不为人知的研究。苏珊的年轻助手安·江普帮她找到了有关这个病尽可能多的信息。她们已经进入了危机模式，所做的一切都围绕着寻找治愈方案。苏珊成为了她的疾病的学习者；她做研究，在白血病的小册子上到处划线。几年前，她曾经在笔记本上记下一句 W. H. 奥登的话：“不管是什么事物，在我对它有感觉之前，我必须具备有关它的知识，并且是大量的知识。”

1975 年，在她乳腺癌第一次探查性手术的前夜，她坐在“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病房里，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好友。苏珊十分自我，也就是说，她刚刚严词斥责了那个入院护士，因为该护士直呼她“苏”，并且叫来了另一位好心的朋友，这个朋友一直努力讲着如何面对逆境的陈词滥调，讲得快哭了。然而，这一切的严词和斥责都是能量和某种高涨的情绪，是她强加给这个世界的。

太阳渐渐西沉，她突然决定给彼得·胡加尔的摄影集《生死肖像》（Portraits in Life and Death）写个导言，这件事她很早就应承了，但是一直拖着没完成。在那些著名的都市精英们的肖像里，有一张是她自己，躺在床上，穿着一件灰色的针织毛衣，美得惊人；还有一些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巴勒莫地下墓穴中的人类骸骨的照片，让人过目难忘。

胡加尔拍好那些地下墓穴中的照片后，把它们带到了桑塔格位于华盛顿广场的住所。他们之前说好了，要在桑塔格十一岁的儿子戴维睡着以后才来，那样的话，照片才不会吓到他，让他做噩梦。照片上有裹着破布的儿童骷髅，缠着丝带的头颅，戴着花环的头颅；真正让人毛骨悚然、浮想联翩的不是那些人骨，而是这些生命的残余，这片片碎布、缕缕残丝，它们召唤着观者，逼着他们承认：终有一天，他们心爱之人也将死去。

1975 年在医院的那个晚上，朋友为她找来一个既宽大又平整的东西，让她在上面写作，她于是胡乱地写着。那篇文章的语气比平常更为空幻。在病床上，她浪漫地、亲密地看着死亡，守着它的“甜诗蜜歌以及它的恐慌”。她潦草写出的句子，还具有一种施了魔法般的魅力。她不远不近地直视着某种我们通常看不到的事物。“我们不再学习死亡的艺术，在往昔文化中它是常规的纪律和卫生学，”她写道，“不过，所有的眼睛，合上之后，就包含那种知识了。”

她写作时，病房里一片安宁。大限将至，工作不止：这对她很重要。陪床的朋友翻阅完了一本杂志，橙色的黄昏也铺满了地板。那篇文章 —— 在她的作品中属于更加优雅、更加流畅的那一类 —— 只花了她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她的朋友记得她饶有兴味地引用塞缪尔·约翰逊的话：“听我的没错，先生，当一个人知道他将于两周内被绞死，那么他会令人惊叹地集中起注意力的。”说完之后，一片银铃般的笑声。

如果说桑塔格在与癌症的第一次战斗中表现出了凶猛的意志，那么她当时的伴侣妮科尔·斯黛芬也不遑多让。妮科尔一路寻访到吕西安·伊斯雷尔医生，他身在巴黎，是桑塔格试验性疗法的创始人。他在给桑塔格的信中说道：“我不认为你的情况毫无希望。”就是这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些许乐观给了桑塔格足够的鼓舞。在她做完乳腺癌手术 —— 豪斯泰德医生著名的根除性乳房全切术 —— 之后，有人给苏珊位于河滨大道的公寓送来了鲜花。妮科尔把这些花扔下阳台，狂怒不已。鲜花是送给死人的。

后来，在桑塔格的私人神话里，这种凶猛是作为她智力和意志的副产品而得以处理的：她拒绝接受医生的诊断，也不承认自己终有一死；她有能力摆脱疾病的各种隐喻并且有所作为。但是现在，2004 年，面对着最新的恐怖诊断，要她维持自己非比寻常的信念，已经勉为其难了。她需要强打精神才能支撑起这个信念。她对包括戴维在内的好几个人都说，“这一次，我感到自己与常人无异”，或者“这一次，我感到不会幸运了”。她不断工作，想要抗拒那份恐慌，想要重回幸运之路，想要再次非比寻常。

与此同时，她不想一个人独处。她不想关灯。她需要不断地有人前来，前来照料她。这些人安慰她：现在的她就是以前的她。人们感到，只有在黑暗中，孤身一人时，她才是生命将尽。

编辑丨蕴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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